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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精华译文合集 - 2010/03

hua
October 14,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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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精华译文合集 - 2010/03

收集翻译来自世界各地的文章。

hua

October 14,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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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目 录 译者频道——本月丏题 ................................................................................. 5 评议两会 .......................................................................................................... 5 华尔街日报

    中国的两会乊忧 ....................................................................... 5 中国的高压政治 他们恐惧什么? ................................................................. 8 这是中国的世界,我们只不过寄居其中 .................................................. 11 新的红色恐惧,但中国有那么可怕么? .................................................. 15 看空中国 ........................................................................................................ 20 中国:即将到来的超级泡沫的代价........................................................... 20 里卡兹说中国在“史上最大泡沫”乊中 .................................................. 23 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泡沫,艰辛和麻烦 .............................................. 26 中国为何不能给房地产降温 ....................................................................... 29 翻墙 ................................................................................................................. 32 表彰勇气,保卫网络自由 ........................................................................... 32 中国人学习如何翻墙.................................................................................... 34 发表后被删除 ................................................................................................ 37 中国当局为何害怕网络 ............................................................................... 42 中国的数字化社会运动 ............................................................................... 44 中国的防火长城上的漏洞 ........................................................................... 47 译者频道——中国人物 ............................................................................... 49 偶像博主韩寒挑战中国领导 ....................................................................... 49 编者按: 2010 年 3 月, 中国召开 了两会,国际上“看空 中国”的论调此起彼伏。 最有能动性的那批网民 则在寻求“翻墙”的各 种途径……同时,外媒 也 从 各 个 角 度 — — 军 事、政治、民生、代际、 学术——来打探这个琢 磨不透的中国,要解开 “中国谜题” 。
  2. 3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和他的羽毛笔 ..................................... 52 阿曼普尔访谈艾未未 ........................................................................... 54 新型中国政治家薄熙来 ....................................................................... 63

    生而为钱的中国太子党们 ................................................................... 67 2000 年江泽民与华莱士在新闻 60 分钟的访谈 ............................ 71 译者频道——看中国 ................................................................................... 77 再思考:中国军队 ............................................................................... 77 中国如何学习苏联——白思鼎丏访 ................................................. 85 陆思礼 对维权人士和律师的威胁 .................................................... 89 陆思礼 中国的法院改革 ..................................................................... 91 中国吸引美国高科技研究公司 .......................................................... 94 中国劳工乊痛 ....................................................................................... 97 与中国八零后共事 ............................................................................ 100 分割中国的制度 ................................................................................ 103 中国物理学 ......................................................................................... 105 译者频道——看世界 ................................................................................ 112 北朝鲜人担心一场新的饥荒正在迫近 ........................................... 112 Jacob Holdt 的美国往事 ................................................................ 116 你所不知的世界十大美景 ................................................................ 133 译者频道——深度分析 ........................................................................... 140 党代表谁? ......................................................................................... 140 改变人心的民主精神 ........................................................................ 153
  3. 5 译者频道——本月丏题 评议两会 华尔街日报 中国的两会乊忧 原文链接:China's Congressional Concerns 作者:林和立(William Lim)1

    来源:华尔街日报 发表时间:2010 年 3 月 2 日 译者:@xiaomi2020 虽然中国的全国人人民代表 大会(简称“全国人大” )是 一个橡皮图章式的立法机关, 但每年一度的全体会议给人 们提供了一个不错的窗口, 让人们得以窥见缺乏透明的 中国共产党精英的思路。本 星期五开始的年会主题毫无 疑问是经济。 这个议题本身并不新鲜,但 经济的重点正在转移。2009 年的人大年会大谈要争取经 济增长率达到 8%,今年年会的重点议题则是保障更公平地分配国民收入。上个 星期, 温家宝总理在跟中国网民交谈的时候说, “如果说把做大社会财富这个 ‘蛋 糕’ 看作是政府的责任, 那么, 分好社会财富这个 ‘蛋糕’ , 那就是政府的良知。 ” 温家宝警告说, “一个社会当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那么注定它是不公平的, 这个社会也是不稳定的。 ” 在这里使用“稳定”这个词含义深远。显然,中共开始担心,假如收入差距继 续扩大,有可能导致人们对党的统治更加不满。虽然北京自 2005 年左右就开始 谈论分配公平,如今中国的领导层在胡锦涛的领导下有了更强烈的紧迫感。胡 锦涛最近发表讲话,敦促干部更快地在转向产业链的高技术部分、鼓励消费者 1 作者简介:日本秋田国际大学教授,专业:中国研究;同时也是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专业为历史 原文配图:David G. Klein
  4. 6 支出、增加工人和农民收入方面采取行动。他在讲话中用了 50 次“加快”这个 词。 中国媒体所称的部分“新政”已经宣布。今年年初,政府从北京到广州的最低 工资提高了 10%或更多。温的班子表示农村老年人的福利今年将试水,到 2015 年将普及到全国各地。上个星期卫生部说住院费——特别是药费——在

    16 所城 市中将降低。教育部则承诺到 2010 年,政府最终将实现最早在 1993 年就提出 的目标,将 GDP 的 4%投入到教育中。 全国人大将是北京宣布更多此类提案的场合。好消息是迅速增长的占了总人口 的 23%的“中产阶级”仍有工作。北京誓言要控制房价。在过去的一年里,富裕 的沿海地区房价猛增大约 30%。 到目前为止,有 20 多个城市表示要建设更多的 “福利房”给低收入群体。 一些帮助不满的“80 后”的政策也可能在本次人大会上被 宣布,这一代年轻人发现他们难以承受城市生活的高昂费用。 但现在的大问题是,这一切是否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富者济贫”而已。如今 虽然农民开始享受到先前只是城里人才能享受的各种福利,城乡社会福利依然 存在巨大的差距。农民养老金每个月只是 55 元人民币($8.06) ,而城市退休工 人的退休金比这个数字高 20 倍左右。 批评者指出,更重要的是,温家宝班子没有解决系统性、制度性的弊端,而这 些弊端是中国社会不公状况的根本原因。中国实行了 52 年的户口制度使农民不 能在城市永久落户,这种制度仍未改变2。工人和农民依然不被准许组织工会农 会,而这样的组织是这些弱势群体可以谈判谋求更高工资、为农产品谋得更好 价格的唯一机制。房价持续猛涨的一个关键原因是房地产开发商跟高级官员及 其子女关系密切。 这些情况所导致的政治后果肯定让中共感到担忧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于建 嵘表示,社会动乱恶化,因为剥削程度增加。例如,过去的农民只需要抗税、 抗捐。于建嵘最近在北京说,现在“腐败官员直接借助犯罪团伙抢夺农地。 ”这 位在中国受尊敬的农业经济学者接着说,社会公平在中国依然是水中月,因为 “中共把持并严密看守着所有的政治权力。 ”3 中国全国人大的构成表明的是中国当局甚至拒绝准许有人发出不同的声音。全 国人大有 2,987 名代表,大部分是在任或退休官员,大约 70%是中共党员。屈 指可数的几个真正的“人民代表”被边缘化。2008 年,胡晓燕作为首位农民工 被任命为人大代表。 她对媒体表示, 她对自己的这一徒有虚名的位置感到灰心。 她说, “我有这个位,但没有权。我能做的只是忧虑——不过无济于事。 ” 假如中共不能充分应对这些经济问题,就有可能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来作为一种 替代解决办法。最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些鹰派人士成了国际新闻,他们敦 促中共领导层抛售中国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以便 “给美国点颜色” 。 占有人大 9% 席位的人民解放军过去常常利用全国人大来要求更高的军事预算以及在外交事 务方面更多发言权。今年的国防预算有可能增长更大,超过去年的 14.9%的增 2 译注:相关阅读:纽约时报:中国社论抨击中国的户籍制度 3 译注:相关阅读:于建嵘: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
  5. 7 长。 北京总是希望全国人大能展示出党的坚强领导,它在全心全意为其统治下的民 众提升生活水平的和谐图景。今年它还会因去年乌云不散的全球经济危机中的 复苏而获益。但是其领导层仍然如履薄冰。 原文评论:By WeiSong 在我到中国工作和生活期间,我得到了一些关于中国社会的经验和洞察。我认识到我曾经 大错特错因为独裁正是这里的所有问题所在,这些问题包括:缺乏自律、自尊心匮乏、无 自我约束、无公共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我接受的社会主义理念高于个体人权的看法是被

    洗脑了。我对于中国的权力精英的乐观看法是错误的。我的这些正在觉醒的思想转变给了 我观察当前中国社会的全新视角。 中国的 30 年经济改革将效率置于公平之前。中国可能有世界级的基础设置,但是所有与人 力资本相联的都非常落后。猖獗的腐败和可鄙的道德败坏都是证明。一个健康的社会是基 于信任和信念之上。可悲的是在今日之中国,对钱的追逐替代了传统的血缘联系和儒家教 条,这两样才是社会的主要纽带和基石。这毫无疑问将会导致一系列的恶性社会问题,如 对公共生活和服务的疏离感和幻灭感。 将自由市场机制和资本主义引进到经济发展中,却不能改变独裁的政治体系现状 30 年后, 中国拥抱资本主义来牢固地确立权力精英的特权地位, 为自己敛财, 其规模令人叹为观止。 现在从两点上来看都已经无路可退了: (1)政治上,中共不可能承受放权和采取民主的道 路,因为已经富起来的权利精英害怕失去他们所有的一切,包括自由。中共在错误的道路 上,为自己敛财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太远。比如说,比较一下最近越南的发展4,中国的执政 党从来都没有引入阳光法案,让公务员公开财产。近年来,信息屏蔽和政治宣传实际上与 网络上的草根民众的反对声浪在同步前进。一手是大棒,一手是胡萝卜,来自于国有企业 的垄断利润和拍卖土地所得通过黑箱操作的预算将大笔的专款用于向异议者付封口费,用 以交换他们的沉默,一次来保持弱化社会不稳定的风险。给予毒牛奶和地震灾民的封口费 就是例子。 (2)经济上,中共无法承受一次大的由房地产硬着陆或其他外部冲击带来的经 济下滑, 否则, 接踵而来的失业率和潜在的银行体系崩溃将肯定会引起退回性的社会动乱。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央政府急于将 4 万亿刺激性资金注入银行体系,全然不顾在可预见的 未来就会脱缰的通货膨胀和高企的银行不良贷款率(NPL) 。 当前的统治者的政权合法性维基将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推向只追求纯粹的 GDP 增长之路上, 过于强调固定资本投资的依赖性,牺牲了环境,将房地产吹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型泡沫。当 前中国的形势让我深感忧虑。从最基础的来看,我没有见到廉价劳动力所受之苦有任何缓 解迹象,而对政府的不满正在堆积如山。从社会的更高层中,我看到的是由不可信的政治 体制培养出来的加速化的欺骗行径和超级短视的思维方式。警报该拉响了。社会稳定是不 能由欺骗和贿赂来维持的,因为互联网自由带来的信息透明将揭穿谎言和贿赂,激发出更 多的道德败坏导致的不稳定力量。相反,只有权力和信息的民主化才能带来长期的社会稳 定和和谐。 4 译注:2006 年 6 月 1 日,越南的《反腐败法》正式生效。
  6. 8 经济学人 中国的高压政治 他们恐惧什么? 经济繁荣,政局稳定。中共高层却如履薄冰。 原文:The politics of repression in

    China: What are they afraid of? | The Economist 来源:经济学人 印刷版 发表时间:2010 年 2 月 18 日 译者:Purpye, 苏吴男爵 校对:@xiaomi2020, freetrans, fangyi “时至今日,中国融入世界迈向开 放的力量已经被昔比了! ” 早在 1999 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如是说。当时中国虽然经 受亚洲金融危机的猛烈冲击,仍然 忙于重组国有企业并力争加入世贸 组织(WTO)。然而今日这股力量 却已如此微弱。 去年 12 月从重判人权活动分子到哥 本哈根全球变暖问题上拙劣而顽固 的谈判,这些接二连三的事件不禁 让人对中共高层的想法产生疑问:他们对外部世界和国内异议的看法有变化吗? 或是克林顿总统和许多其他人所观察到的那股力量终究成了强弩之末,再也无 力推动中国向所期待的方向前进? 1978 年后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初期,一直上演着解放和压制的循环。政治危 机往往意味着转折:或街头抗议,或权力斗争,或兼而有之。但是现在大型的 反抗运动只发生在西藏和新疆这些少数民族中,且迅速被镇压。政局动荡很少 波及中国的大城市。学者刘晓波一年前发起的改革宣言(08 宪章--译注)引发 不同政见的讨论早已偃旗息鼓,到了 12 月他还是被判处了 11 年的有期徒刑。 而这是自 1997 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写进刑法以来量刑最重的一次。 许多人一度担忧由于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下岗工人和无法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可 能会引发骚乱。迄今为止这种情况并未发生,而中国也似乎安度危机。经济增 长依然强劲,去年达到 8.7%,普遍预测 2010 年仍将持续类似的增长。 原文配图:由 Claudio Munoz 制作
  7. 9 2012 年至 2013 年,包括总书记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在内的高层领导大换血将 如期而至。其中的勾心斗角暗流汹涌不足为外人道也,公众也不易获知内里乾 坤。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高调发起的一场打黑风暴震动朝野,备受瞩目。有人 猜测,这是薄熙来投下的政治筹码,借打黑运动收买人心以便在 2012 年从政治

    局委员接下政治局常委的权杖。在一个官方网站发起的网上投票5中,薄熙来当 选为 2009 年“最强声音”。 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 Andrew Nathan 认为这并不会对储君习近平构成威胁。 尽管习未能在去年按接班程序荣膺军委要职,而该职被认为是其接班准备的一 部分,但是这位副主席,早已被内定为下一任领导人。而 2013 年接替温家宝的 将会是现任副总理李克强。 有了政治稳定经济增长的底气,放松国内钳制和加紧国外合作的动力也没有如 原先所期望的那么强劲,这就很好地解释了政府最近为何连连发飙。也没有任 何迹象表明新一代领导人具有不同的使命感。正如现居北京的政治分析家 Russell Leigh Moses 所言:“关注改革的决策圈所争论的是'还能专制到何种程度? '而非'如何走向西式民主?'” 尽管最近对激进分子的判决十分严厉,但其实这是中央近年来处理异议分子的 一贯手法。比如给自由思想稍微留有余地,偶尔拿枪打打出头鸟。去年年底以 来他们就将两个激进分子送进监狱, 就是为了阻止和恐吓人们把那些在 2008 年 四川大地震中由于豆腐渣校舍坍塌而失去孩子的父母们组织起来。但另一位批 评政府无视遇难学生家长冤屈的艾未未却依然可以在北京肆意直言。 未来数月的形势估计不会有多少改变。中共高层一方面对本国面临全球经济危 机的应变能力洋洋自得, 另一方面却仍然显得紧张兮兮。 温家宝预测, 到了 2010 年“国内外形势将变得更加复杂”。中央治安主管周永康在本周的讲话中表示,维 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任务“依然十分繁重”。 一些中国经济学家大声疾呼他们的忧虑:中国大规模的消费刺激只能换来一个 短暂的缓刑。房地产市场泡沫正如他们所担心那样逐渐形成,通胀压力与日俱 增,而促进可持续增长所必需的改革(包括推进城市化的相关措施)执行力度 也不够。连最让政府感到头痛的“滞胀”也有发生的迹象。滞胀是一种高通胀和低 增长的组合,稍不留神会导致示威抗议的发生。 在国际事务上,中国领导人觉察到全球权力结构正在加速发生变化,并努力应 对使之对中国有利。结果如同 Moses 先生所描述的那样,表现为从“大摇大摆 到磕磕碰碰”。今年 1 月美国宣布 64 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时,中国政府勃然大怒 并严厉谴责。不过中国政府在迎合国内狂热民族主义的同时仍有自知之明。本 周,中国允许一艘美国航空母舰停靠访问香港,虽然就在第二天,奥巴马总统 无视严正警告而于华盛顿会晤达赖喇嘛。 5 译注:人民网年度系列评选
  8. 11 新闻周刊 这是中国的世界,我们只不过寄居其中 原文:It’s China’s World We’re Just Living in

    It | Print Article 作者:Rana Foroohar, Melinda Liu,新闻周刊 发表时间:2010 年 3 月 12 日 译者:AC, 大师,messiah xu “天朝”正在重写关于贸易、科技、货币、气候和其他种种的规则 回到在 60 年代末奥巴马总统出生的印尼, 此时作为邪恶力量的中国隐隐约约出现在 北方,他们的共产党干部正策划向亚洲其它 地区输出革命。奥巴马将于本月晚些时候访 问的雅加达,现在,在那里中国有着截然不 同的地位。本地的公司在用中国的货币 --“元”--进行交易,而不是美元。如果雅加达 象 1997 年那样陷入金融危机,其可以向一 个 1200 亿美元的地区储备基金寻求帮助, 这是一个将于本月启动的,亚洲版本的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IMF),其由中国庞大的外汇 储备提供部分资金。亚洲的关键经济和政治 问题不再由象奥巴马的访问来讨论解决-在 各国和美国之间讨论-而是在只包括中国, 日 本,韩国和其它东南亚国家的峰会上解决。 “在把焦点从'亚太'转移到'东亚'上, 中国已经 起到重要作用,亚太很大程度上和美国日本有很大的关系,而在东亚中国才是 东亚”。《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作者 Martin Jacques 这样说。 挺对,这话没错,每个人都知道中国应该就其周边地区有更大的话语权。但是 很多人还没有注意到, 北京想制定, 或者至少想帮助制定世界道路的新规则。 “中 国现在希望坐在头把交椅桌子的首位",李成(音),布鲁金斯研究所(美国一所 政策研究机构)的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说,“中国的领导人期望跻身于全 球的关键机构中”。 很容易忽略的是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都是以美国为首的少数 几个国家建立的。这些经济组织触角遍及全球,但是全球过去曾经被美国的超
  9. 12 级权力所统治,并且其政策带有明显的美国色彩。北京所占份额还较小时其领 导人不太喜欢这样的格局, 但是他们忍受了, 甚至压制了强烈的草根民众反对, 加入了 WTO. 但是现在中国有更强的全球影响力,并且国内的公共意见也呈现出更好斗的(有 时完全强硬外交政策的)声音。所以一方面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内部 的批评者指责政权过于纵容西方,北京开始更强力的重塑国际政治体系使得其

    对中国更为友好(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增加这一政权继续存在的可能性)。 讽刺的是,美国官员经常抱怨北京没有“更多”的参与到国际事务中来-比如,拒 绝参与在阿富汗的安全工作。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被邀请加入不是由其 创建的组织中-这被固有的偏见认为是有利于西方。而中国更积极的参与由其共 同创建的组织,比如上海合作组织,类似中亚版的北约组织(这由其名字就可 以猜到)。这一联盟有 1996 年的一个玩笑开始如今已成为了地区安全的基石。 同样地,北京致力于推动人民币与美元的竞争正在试验性的进程中。在最近几 个月,中国和,包括阿根迁,印尼和韩国 6 个国家,签署了 1000 亿美元的货币 交换协议。人民币成为东南亚和两个中国接壤省份的官方结算货币。“人民币还 将在印度,巴基斯坦,俄罗斯,日本和北韩作为结算货币使用”,南宁的东南亚 研究所所长顾小松(音)说。 这些国家最终将可以使用人民币进行双边贸易。并且,在另外一个低调但重要 的,迈向使人民币成为可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的步骤里,去年年底北京政府在 香港首次发行国际债券。 同样静悄悄地,北京在致力于重新设计互联网。最近的头条新闻聚集于中国和 Google 的争吵,在公司的网络被来自中国的计算机攻击后,Google 宣布将拒绝 继续遵守当地的审查规则。但是另一方面,中国正在积极参与下一代互联网标 准的制定-即 IPv6,互联网协议第 6 版。现在的版本是 IPv4,最快将于明年用完 所有的可用 IP 地址。这一天对北京来说不会来得太早,因为绝大多数 IP 地址 -2007 年 8 月是 14 亿-已经被美国的商业机构和个人使用, 而其时中国只有相比 起来极少的 1.25 亿。 这样平均 100 人还不到一个 IP 地址, 与此对照的美国人均 有 5 个地址。 IPv6 为网站、智能家电和军事应用提供了数万亿的新地址-北京打算从中获得自 己的份额。中国也可能获得网络间谍活动的新机会,不同于以前的架构,IPv6 允许为每一个特定的计算机或移动设备分配一个 IP 地址,这使得中国政府更有 能力监控其网民。 所有的这些努力都源于自信、骄傲和不安全感的混合。另一方面,中国知道其 技术能力正在迅速的提升并且在特定领域有超过西方的可能。“在中国和一些发 展中国家总有这的感觉,西方曾经在那个位置上,但现在突然不是了”,摩根士 丹利的新兴市场负责人 Ruchir Sharma 说, 中国的科学家和研究者纷纷回国在有 良好基金支持的实验室进行原创的研究。 另一方面, 中国担心如果不参与新标准的制定, 则对手有可能操纵这些新标准。
  10. 13 中国试图在制度上限制政府电脑使用微软的软件,例如,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据 推测这些软件很可能含有“后门”,使得美国政府可以发起针对中国的网络攻 击。 实际上,中国也许不一定是要统治世界,但它的行动已经让自身受益匪浅。北 京的空天计划是高度机密,但近年来有加速推进的态势。2007 年第一颗反卫星 武器试射成功,之后大气层外地对空导弹(某些西方专家认为这实际是一种新 型反卫星武器)也试射成功。本月早些时候中国确认了他们的第二期无人月球 探测计划,

    以及他们将在 2011 年发射该国的第一个太空模块, 并进行停靠演练, 这些都是为实现 2013 年登月而做的准备。NASA 预算缩减,中国现在也就成为 了惟一一个在宇宙探索方面进行主要投资的国家了。 为什么力推登月?北京的期望很清楚就是从太空冒险中取得比美国目前更多的 收获。一些中国科学家确信外太空是发现潜在新能源的地方,比如氦-3,以及地 球上工业生产大量消耗的新的稀有矿物质矿脉; 中国空间科学协会的叶子力 (音) 说,当中国登月时,他们不会“只捡一些岩石”,明显是挖苦过去美国的登月。统 治开发外太空资源的规则即将被书写。当由他们书写时,中国希望其利益得到 充分表达。 同样的原则解释了这个国家领先于其它国家的综合驱动力:在设定其未来规则 和标准上,确保其获得真实的话语权。其知道自身可以在新的和发展中的技术 中比传统工业领域更容易地翻越经济阶梯,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作为全世界最大 的污染国,成为支持绿色科技的单一最大国家。受益于庞大的政府补贴,中国 现在是太阳能和风能硬件的全球领导者,并且其在快速推进制定下一代清洁能 源汽车的标准。中国公司比亚迪制造的电池已经用在至少 1/4 的全球移动电话 市场上,现在这个电池制造商在领导全球的竞争,将这样的电池应用于汽车, 剩下最大的障碍就是为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创造一个可行的市场。 感谢国家指令,中国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多的清洁能源汽车。你完全可以预见 到随着技术的发展,中国会把这些清洁汽车推向中国消费市场(去年在汽车销 售的绝对数量上中国已经完胜美国)。如果中国不光在汽车的黄金级标准技术 中取得成功而且还拥有如此巨大的市场的话,那么可以预期他们会掌控未来全 球的汽车生意。 如果真有这么一天,不知中国人——甚至全世界——会不会继续力挺目前这种 为他们带来和平与昌盛的自由贸易规则。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中国对待外国 公司的态度有着令人担忧的改变。十年前北京尽其所能地招揽外国投资者。但 现在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中国用于刺激经济的 8 千亿美元财政,多流通到了国 有企业,而私营公司少有得利。新的合并法案使得外国公司对中国公司的收购 更为困难。 12 月份,美国商会以及全球其他 33 家商业组织致信北京,抗议中国立法阻止 外国公司参与利润丰厚的政府采购市场。中国甚至对风险投资业也进行了控制。 世界上最大的私营公司之一,凯雷集团,最近为了换取更广阔的投资空间,被 迫加入北京市政府方面的阵营。
  11. 14 要说中国一旦富强起来就会变成美国那样或者至少对美国的行为更加赞同,那 似乎是不对的。中国未曾进行过,眼下似乎也不大可能进行,由外向内的改革。 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对于国家前景的骄傲,与纠结的新鲜和不安混杂 在一起。过快的变革速度对中国的年轻一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变得更自 我,更民族主义化——一些专家,如哈德逊研究院的 John Lee,认为这一定程度 上促使中国在安全、贸易以及外交方面实施更为激进的政策。但这种激进应该 只会持续到

    2012 年,那时中共领导人将换届。“如果在与美国的讨价还价中显 得太软弱的话”,官员就会在上位竞争中“失分”,布鲁金斯研究所的李如是 说。 中国很明显还在规划其自身的身份:是一个穷国还是富国,是一个应该在全球 性话题中起领导作用的主要力量,还是一个应该只是管好自己的发展中国家? 有可能是这样的定位不清导致了更多的败局,就像去年 12 月在哥本哈根的全球 气候变化峰会,北京政府拒绝承诺有约束力的减排,破坏了协议的达成。大部 分是事实的是,派一个低级别的官员去参加一个全球各国领导的关键会议,温 家宝总理让奥巴马总统碰了一鼻子灰。如果中国真的想坐在全球的谈判桌上, 一个应该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让一个如此的小喽啰坐在哪里? 根据一个熟悉此过程的外交官员未经授权的讲话纪录,温家宝在那个会议上未 能得到决策授权。他选择了不参加会议,而不是尴尬的面对不充分的授权。 (那 个代替他参会的中国官员声明说他也不能做出任何决定——因为他的手机没有 电了) 最后,正是因为中国害怕中了由西方设下的圈套,这导致了很多让哥本哈根的 代表团吃惊的行为。当中国起到自己的作用来重塑世界时,世界将会是什么样 还远不清晰。但是通向这样一个世界的过程注定是崎岖的。
  12. 15 华盛顿邮报 新的红色恐惧,但中国有那么可怕么? 原文:There's a new Red Scare. But is

    China really so scary? 作者:Steven Mufson and John Pomfret 发表时间:2010 年 2 月 28 日 周日 B01 版 译者:@wotita;@xiaomi2020 校对:freetrans;大师 伴随着美国经济的衰退和政治体 制的僵化局, 华盛顿能达成的共识 似乎只有一个:中国人做得更好。 网络空间?中国有一支黑客军队 已时刻准备着阅读你最私密的电 子邮件并窃取企业和政府机构的 最高秘密(问 Google 即可)。教 育?中国培养工程师的速度跟制 造玩具一样快速廉价。 军事力量? 中国正在跟上, 速度快到了将部署 对反舰弹道导弹把美国航空母舰 上的生活变成一场冒险。经济? 中国已经从廉价服装制造商成长 为美国的债主。 管理?他们最少可 以建造高速列车。能源?看吧,红色中国正在绿化! 这一新的红色恐惧表述了美国人在此时对中国的集体心态。一个人均年收入达 到 6,546 美元的国度——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这个收入高于乌克兰,低 于纳米比亚。——正在让我们从内心感受到对上帝,或者说对毛泽东的恐惧。 我们的领导人,奥巴马总统本月谈及清洁能源时所说:“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比 我们行动更迅速„„对于这一在未来最重要的拉动经济的引擎行业,我可不会 坐等美国排名屈居于第二位、第三位甚至第四位。 图片说明:路透社:美国的政客经常批评中国让人民 币人为保持对美元的低汇率
  13. 16 我们的全国首席专家,纽约 时报的托马斯·弗里德曼 ( Thomas Friedman),甚 至从中国共产党对政治权 力的垄断中看出了一些优 势,“一党专政当然有其缺 陷,但当由一群有远见卓识

    的人来领导的话,正如中国 目前这样,也具有巨大的优 势。” 过去,华盛顿对中国的担忧 主要在军事威胁方面,“我 们会开战么?中国会取代 苏联成为后冷战时期美国 的对手么?或者对这样一 个全球工厂感到焦躁 :中国会用低汇率和廉价劳力把制造岗位从美国抢走。但 今天,中国展示的威胁——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已经侵入了两个国家 竞争的每一个领域。” 这事还不仅限于华盛顿。本月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民意测验题——本世 纪将会是“美国世纪”还是“中国世纪”?许多美国人选了中国。在谁会支配 全球经济的问题上结果是中美平分秋色,在谁最能影响全球事务的问题上则倾 向于北京。 “我们对于目前是什么构成中国的真实情况完全失去了概念,”外交事务委员 会的亚洲研究主任 Elizabeth Economy 说,“关于中国经济,是有许多不可思议 之处,但也有同样多的政治和经济前沿运转失灵之处。我们必须明白这些关于 创新、可再生、经济增长等等故事中存在不可信的部分——确保从北京,以及 从我们自己的媒体和政客 而来的炒作不会误导我们 的政策。” 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年后,我 们目睹并记录了其非凡的 经济和社会变革。但中国已 经对美国人的生活产生了 直接的威胁的这种观点,仅 仅只是我们自己一厢情愿 的表现,而没有反映出中国 及其真实能力。我们的政客 和智囊热衷于制造中国假 想敌,主要是想在[美国]国 内制造不安情绪,而非真的 路透社:一名工人在中国东莞的大朗玮丰塑胶厂的组装线上 检查玩具跳舞吉他。 图片说明:路透社:发展清洁科技的全球竞赛经常被视为中 国式的资本主义和美国式的更为市场化导向的制度之间的比 拼。
  14. 17 想在长城以内获得成功。 这并不是说中国什么都没做对,我们也并非不能从中国朋友那里学到一两点有 用之处。但大体上来说,政治家、活动家以及评论家推动这一股新的红色恐惧 以便是为了在华盛顿销售某些特定的政策安排。如果你希望促进清洁能源发展 并得到政府的投资,没有什么比把这个塑造成跟中国竞赛的“新卫星”(new Sputnik) 更好的方法了6。 想要再造 F-22

    战斗机?没有比中国更好的国家作为未 来的威胁而更容易激起群愤的了。 以绿色科技为例,中国确实制造了大量的太阳能设备,但多数是低科技屋顶热 水器或廉价、低效光电板。为了在西部城市鄂尔多斯展示其新高科技可再生能 源,中国计划从美国 First Solar 公司进口光电板并希望该公司在中国设厂。根据 iSuppli 市场研究公司的数据,即使政府补贴导致今年中国的光电设施翻了三倍 以上,中国仍然排在德国、意大利、美国和日本之后。 中国确实拥有几十家风机制造商,但其质量远比不上通用电气产品,更别提欧 洲的 Vestas 和西门子。虽然一家中国电力公司拥有碳捕捉和存储方面的科技, 许多公司把这一科技视为减少煤炭工业产生温室气体排放的关键,但中国仅仅 应用于捕捉制造饮料时产生的二氧化碳,而不是研究开发碳存储所需的创新科 技。 如果不是因为经济上的困境,我们可能会为中国在清洁能源方面的进步而鼓掌 称好;毕竟,我们将温室气体排放量第一的位置“礼让”给了中国。限制这些 排放工程巨大,需要两国的经济共同配合应对。 但对本国的焦虑变成了对中国的焦虑。“每天我们呆坐家中,等着中国来抢我 们的饭碗。” 林赛·葛兰 姆议员(共和党,南卡罗来 纳州)本月这么说过。在关 于核能、可再生能源以及更 清洁地使用煤炭的一场辩 论中,葛兰姆说:“中国人 不需要 60 张选票。我猜他 们只需要一个人来投票,而 且已经投了赞成票„„而 我们却被困在这。” 葛兰姆议员像其他人一样, 强调中国威胁来推动其法 律制定者们行动起来。“六 个月前,我最大的担心是关 于限制排放的措施会让美 6 译注:苏联发射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伴侣号”。这颗卫星于 1957 年 10 月 4 日成功发射, 在政治、军事、技术、科学领域带来了新的发展,也标志着人类航天时代了来临,也直接导致了 美国和苏联的航天技术竞赛。 图片说明:路透社:Jason Lee 中国军队否认人民解放军参与 了网络攻击。
  15. 18 国的商业在竞争性上输给中国,”他在另一天说到,“现在我的忧虑是我们每 推延一天给碳定价,那么中国就会多这一天来主宰绿色经济。 ” 在其他的领域,政治家和权威人士也有这种过高估计中国实力的倾向——让中 国看起来比实际更来势不善。最近关于中国如何将要在在科学研究方面领先的 报道总是忽略中国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剽窃和造假。中国在经济方面的增长 前景似乎遮掩了它即将逼近的人口危机: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还没富强就已经变 老的国度。本世纪中叶,其年龄超过 60

    岁的人口比例将比美国还高,超过 80 岁的人达 1 亿人。中国还面临着严重的缺水问题,可能对从麦田农场、电力工 厂到芯片制造商都造成危害。 关于那些工程师?2006 年,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为 60 万人,而 美国每年才有 7 万人。众议院引用时报报道的数据。只有一个问题:中国的统 计中,汽车技工和冰箱维护人员,都是“工程师”。 以前也曾有过这种故事,对美国来说最终也不是以灾难收场。几十年前,美国 充斥着对另外一个亚洲巨人的成长恐惧:日本。人们对“威胁”如此紧张以致 于汽车工人砸碎了进口的日本车。1982 年 6 月 19 日,一个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 检查员和其被米其林汽车公司裁员的继子 ,杀死了一个他们以为是日本人的美 籍华人。1992 年麦克·克莱顿的畅销书《升起的太阳》概括了美国的恐惧。1991 年, 美国广播公司/NHK 民意调查显示 60%的美国人认为日本经济实力是对美国 的一种威胁。 但之后事情起了变化。日本的经济发展失败。突然间,日本经济崩溃。90 年代 变成了“失去的十年”,反差如此之大,以至于最近金融危机期间,日本作为 反面警醒的教材被提及,唯恐我们对自己的经济做的还不够多,告诫我们不要 妄想跳跃式经济发展。 目前,某些专家,如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高级主管,中国事务专家,Kenneth Lieberthal,说用中国的绿色科技崛起作为借口来鞭策美国发展并非不是个好主 意,因为最终结果——更清洁的环境或技术更先进的生产力——很有说服力。 而且在这方面竞争总比在各自的军事力量上竞争要好的多。 但对于这种新的红色恐惧有个确定无疑的讽刺意味。1990 年代,当我们报道中 国,一些中国新保守主义者受到摇滚明星般的欢迎,他们推动了想从军事和经 济方面遏制中国的“阴谋论”。他们认为全球经济增长是零和游戏,中国的收 益比如将是美国的损失,结果是北京再和美国打交道时,将不得不更为果断。 大批美国外交官和商业领导说:不,不,不。他们向中国确保,两个国家会共 同发展。美国人试图传授给中国人“双赢”这个词的内在含义。 而这正是传授经济学基础课程的办法。正如小布什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 N. Gregory Mankiw 在他很流行的教科书中写的:贸易“不像体育竞技,有人赢 有人输。 实际上, 反过来说才是真实情况。 两国间的贸易只会让双方都受益。 ” 。
  16. 19 然而体育竞技——或者更糟——才是如今中美关系看起来的真实写照。 在 2 月 3 日与州长们讨论能源的会议上,奥巴马总统警告道:“当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在 加速向前的时候,我们无法承担空转车轮。” 加速前进确实是个有意义的目标,但美国不需要在背后放一个吓唬孩子的鬼怪 来迫使自己往前走。

    目前说说而已的事情, 可能会对未来的中美关系产生损害, 目前中美关系已经足够紧张,没必要再制造一个新的问题。正如中国战略专家 孙子所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中国不是敌人,夸大来自中国的挑战可能跟低估它一样危险。 作者介绍: Steven Mufson 和 John Pomfret 是是华盛顿邮报的国家事务记者和邮报北京站前 负责人。 他们会在 3 月 1 日 12 点会见网络读者,请事先或在讨论过程中提出您的问题或 评论。
  17. 20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看空中国 中国:即将到来的超级泡沫的代价 原文:China: the coming costs of a

    superbubble 作者:Vitaliy N. Katsenelson 发表时间: 美国东部时间 2010 年 3 月 16 日 2:34pm 译者:Andy Cheng 校对:PurpYe 中国看起来已经走出衰退,可以藐视经济学定律。并非如此,当中国的泡沫破裂,美国利 率飙升,全球将严重受创。 世界都羡慕地注视着中国。去年,中国经济增长 8.7%,而世界经济则 萎缩 2.2%。中国的儒家资本主义(Confucian capitalism)——一个由 13 亿人民驱动,同时由一个威权政体随意控制其导向的市场经济—— 似乎比我们过于卿卿我我的民主和资本主义优越。但中国的月亮并不像看上去 的那样圆。 事实上,中国克服全球衰退不是奇迹——而是一个超级泡沫。当泡沫紧缩,会 给我们大家带来大麻烦。 要理解中国经济,我们需要考察三个很清晰的阶段:“晚期增长肥大症”(2008 年之前的 10 年) 、“谎言”(金融危机时期) 、“兴奋剂反斗城”(从金融危机末期 至今) 。 晚期增长肥大症 大约 10 年前,中国政府选择了不计成本的增长政策。中国领导人不仅将强劲的 GDP 增长视为吹嘘的本钱,而且看作保持政治生命和国家稳定的根本。 由于中国缺少像发达国家那样的社会保障网络,失业者不仅受到失业的困扰, 还要忍受饥饿。饥饿的人们不会抱怨,他们会暴动,引发社会动荡。 还记得 1994 年的电影《生死时速》吗?一个年轻的警察(基努· 里维斯)必须 拯救一个巴士上的乘客,如果巴士的速度低于 50 英里/小时,巴士就会爆炸。 中国就像一辆载着 13 亿人的巴士。如果共产党不能使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结果 将会是灾难性的。 全
  18. 21 为获得高速的增长,中国人为地使人民币对美元保持低估。这令本已廉价的中 国制造商品变得更为廉价。中国变成一个重要的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商。 正常情况下,如果自由市场经济的力量发生作用,人民币会升值,美元将贬值。 然而,如果中国任其发生,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将会下降,中国经济将无法像过 去的十年那样保持每年约 10%的增长。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越多,积累的美元就越多,结果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越多, 使得美国的利率下降。对这些廉价产品和廉价的住房贷款,美国的消费者的反 应是举行一场消费的狂欢。

    然而,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企业或者国家都不可避免地遭遇晚期增长肥大症 (late-stage growth obesity) 。看看星巴克,1999 年,它拥有 2000 家店,每天 新增 1.8 家店,到 2007 年,当星巴克拥有 10000 家店的时候,不得不孤注一掷 地每天新开 5.5 家店以保持增长率。 结果是拙劣的决策和低劣的质量——一个悲 剧的解决方案。 在中国,充分就业的政治压力导致类似的晚期增长肥大症。2005 年,中国建造 了世界上最大的购物中心,新华南购物中心(New South China Mall) :目前它 99%空置7。中国还在一个叫做鄂尔多斯的城市建造了豪华的城区:现在,那里 是一座鬼城。 谎言! 所有美好都会终结, 伟大的事物结果都轰然倒地。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 美国和全球的银行们开始像苍蝇一样乱飞。 每个国家都遭受衰退。 也包括中国。 在危机中,中国的出口下降 25%,铁路运输货物吨位以 2 位数下降,用电量直 线下落。但北京坚持说中国奇迹般地保持了 6-8%的增长。 中国在撒谎,它费尽心力保持表面形象,包括审查媒体和监禁那些写反政府文 章的人。所以我们必须依赖于其他的硬性数据。 兴奋剂反斗城 今天全球经济趋于稳定,归功于山姆大叔和全世界的其他“大叔”们。但“中国制 造”产品的消费者们仍负债累累,失业率高企,银行不愿意放贷。你可能以为中 国的经济会以较低的速度增长。没有,中国再一次增长接近 10%,就好像金融 危机从来没有发生过。 尽管这个增长貌似真实——有电力消耗量为证——但它不是可持续的增长。因 为这个增长是基于空前的刺激计划和政府对经济的极度干预。 2008 年末,当金融危机还在发展中,北京向中国经济注入了 5680 亿美元(译 注:即 4 万亿人民币) 。真是庞大的数字!按 GDP 比例计算,在美国这就像 2 7 译注:该购物中心位于广东东莞,参见《欢迎来到全世界最孤独的购物中心》
  19. 22 万亿美元的刺激,几乎是去年国会通过的数字的三倍。 接下来更有意思。西方民主国家的中央银行可以向金融体系大量注资,但不能 强迫银行放贷或让消费者和企业花钱,与此不同的是,这两点中国都可以用闪 电一样的速度做到。 政府控制银行,因而能够要求它们放贷。政府也能迫使国有企业(约占经济的 1/3)去借钱和消费。而且,因为法律规则、人、产权仍欠发达,中国可以非常 迅速地投资于基础设施项目——如果一个学校挡住了政府想修的一条路,它就 会成为更大利益的牺牲品。 政府在分配大额资本时令人恐怖,尤其是在中国执行的速度。政治决策(受充

    分就业目标所驱使)经常是非经济的,腐败和任人唯亲造成项目毫无价值。 为了维持高就业, 中国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项目。 这解释了为什么 2009 年新建房屋面积翻番以及住房价格飙升 25%,也可解释为什么中国不顾现有的 空置继续建造新摩天大楼。 巨额经济刺激恶化了已经存在的问题,正威胁着中国变成一个迪拜的新版本, 没那么耀眼但情况更恶化。阿联酋的迪拜深陷债务危机。 中国发生的一切不会停留在中国。危机——甚至只是衰退——都会给世界其他 地区带来严重后果。 它将使大宗商品市场库存增加。工业产品的需求会急剧下跌。最终,中国对我 们优良货币(译注:指美元)的胃口将会消退,驱使美元对人民币贬值,推动 我们的利率升高。再也不会有利率 5%的按揭和 6%的汽车贷款。 成功没有捷径 我们注视着中国,被它的 13 亿人民、它过去 10 年来的成就、它最近的经济反 弹、它腾飞中取得惊人成就的能力深深迷住。但我们得记住,经济泡沫通常不 过是一件好事走得太远。中国经济也不例外。中国的长远前景是光明的,但短 期内,泡沫就在我们手边。 每个人都想要成功的捷径,但它并不存在。中国一度试图令经济学定律屈服, 而随着对经济施加的控制,看起来似乎它取得了成功。 但这只是短暂的海市蜃楼,接下来必然是血淋淋的现实。没有,没有成功的捷 径——个人生活中没有,政治中没有,经济中也没有。 维塔.N.卡茨尼尔森(Vitality N. Katsenelson)是丹佛投资管理协会的资产组合经理及研究总 监。他是《积极的价值投资:波动市场中赚钱》 (“Active Value Investing: Making Money in Range-Bound Markets")一书的作者。
  20. 23 彭博社 里卡兹说中国在“史上最大泡沫”乊中 原文:China in Midst of ‘Greatest Bubble in

    History,’ Rickards Says 作者:Bei Hu 发表时间:2010 年 3 月 17 日 译者:Andy Cheng 校对:freetrans 彭博社 3 月 17 日消息——对冲基 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前任总顾问 詹姆斯· 里卡兹(James Rickards) 认为,中国正处在“史上最大泡沫” 之中。 里卡兹说中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 与对冲基金一样,买入美元,卖出 人民币。里卡兹目前是总部在弗吉 尼亚的咨询公司 Omnis Inc 的市场 情报高级常务总监。 “在我看来,这是史上最大的泡沫,伴随着巨大的财富分配失调。”里卡兹在香港 昨天举行的 2010 亚洲资产配置峰会上表示。中国“是一个等待破裂的泡沫”。 里卡兹加入了对冲基金经理吉米· 查诺斯(Jim Chanos)、 《萧条、繁荣和毁灭》 出版人马克· 法贝(Marc Faber)以及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斯· 罗格夫(Kenneth Rogoff)的行列,警告中国经济存在崩盘的可能性。今年,在经济的增长加速和 房地产价格回升之后,政府已两次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从 2008 年 7 月开始,中国让人民币盯住美元,帮助出口商应对全球衰退。中央 银行买入美元,卖出本币防止人民币走强,导致外汇储备在 12 月份达到创世界 纪录的 2.4 万亿美元。 去年上海股票成份指跃升 80%,2 月份房地产价格以两年来最快的速度上涨, 推动 2009 年的新增贷款达到创纪录的 9.59 万亿元(1.4 万亿美元)。 “巨额刺激” 世界银行今天指出中国应当提高利息率以遏制房地产泡沫风险,并允许人民币 升值来抑制通胀逾期。国家的“巨额货币刺激”有引发资产价格大幅上涨、住房泡
  21. 24 沫以及来自地方政府建设项目财务坏帐的风险。世界银行总部位于华盛顿,它 在北京发表的一份关于中国的季度报告中如是说。 汇丰控股总裁纪勤(Michael Geoghegan)今天在上海表示:“那些对可能的泡沫 发表评论的人不掌握所有的事实。”他认为监管者控制着银行业,在需要时有能 力约束放贷。 里卡兹认为股票市场上的杠杆投机、国有企业资源配置的浪费、地方政府的表 外债务以及国家的人权记录都是相关的因素。 “将俄罗斯和中国放到一起来看,事实上他们都不值得投资”,短期投机除外,里

    卡兹说。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当中,印度和巴西是两个“真实的经济体”(“real economies”)。 硬着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今年中国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野村控 股(Nomura Holdings Inc.)预测中国对全球增长的贡献将超过 1/3。这个国家 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超过德国成为第一大出口国。 哈佛大学的罗格夫在 2 月 23 日说,中国债务驱动的泡沫在 10 年内会触发一次 区域性衰退。而查诺斯预测过度的不动产投资之后萧条将至。查诺斯是总部位 于纽约的基尼科斯联合基金公司(Kynikos Associates Ltd.)创始人。 投资者鲍勃· 多尔(Bob Doll)和安东尼•范•阿格塔米尔(Antoine van Agtmael) 认为中国股票市场没有泡沫。多尔 3 月 5 号表示,去年底政府采取措施防止经 济过热,股票市场受益于此。多尔是贝莱德公司(BlackRock Inc.)全球股票投 资总监。范•阿格塔米尔现任新兴市场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和投资总监,管理着 130 亿美元。他昨天在彭博电视访谈中说,中国不太可能面临“混乱”或经历硬着 陆。 贷款放慢 上海成份指数目前名义市盈率为 32 倍, 而其在 2007 年 10 月的最高值是 52 倍。 美国的基准标普 500 指数的市盈率为 19 倍。 在 4 万亿元、为期两年的经济刺激计划——投入铁路、机场、住房——的帮助 下,去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以 10.7%的速度加速增长,70 个城市的房地产价格 2 月份同比增长 10.7%。 央行数据显示,一月份银行放贷额飙升,超过前三个月的总和,上个月则降低 到 7000 亿元。广义货币供给(M2)的增长连续第三个月放缓,至 25.5%。 “非常合理” 银行业的“坏帐损失可能远低于你在本轮周期中的预期”,汇丰控股的纪勤认 为,“坏帐会有轻微的增加,这不奇怪。但在长期,我相信银行业的结构是非
  22. 25 常、非常合理的。” 里卡兹提出一个不同的观点,中国可以用其持有的美国国债对美国的政策进行 要挟。即使中国在 1 月份已经减持了 58 亿美元至 8890 亿美元,但仍是美国债

    务的最大海外债主。 他认为,如果这些债务被抛售,中国将遭受重大损失,进而减少美国证券市场 可获得的融资额,使价格走低。美国总统也拥有权力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但很 少使用,他说。 里卡兹在 1994 年至 1999 年间为长期资本基金管理公司工作, 1998 年该基金数 周内损失 40 亿美元,里卡兹推动与 14 家华尔街公司签署了救助方案。美联储 为此救助方案牵线搭桥,因为它担心长期资本公司的垮台可能导致金融市场崩 溃。
  23. 26 时代 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泡沫,艰辛和麻烦 原文:China's Property: Bubble, Bubble, Toil and Trouble

    作者 Bill Powell / 上海 发表日期:2010 年 3 月 22 日刊 星期一 译者:Andy Cheng 校对:cfy 他每天驾着自己的出租车穿 行于上海壮观的拥堵车流中, 用手机闲聊, 喃喃自语。 杨金 宇 (音) 看起来并不像房地产 款爷。 但当政府让他从位于上 海市中心的家搬出来、 将其土 地卖掉用于重新开发的时候, 杨用补偿款在上海郊区买了 一套公寓。 八年后, 这位出租 车司机聪明地令第一套房产 增值, 从而在这个城市拥有 3 套公寓, 还将目光投向更大的: 一套漂亮的郊区河滨别墅, 拥 有 5 个卧室, 现在归一个来自 山西省的煤老板所有, 但他从未住过。 2 月下旬, 杨问当地的一个房地产经纪人: “他想卖多少钱?”答案是 73.5 万美元,杨的眼睛眨都没眨:“我想要。” 类似故事的背后,按传统经济学思路考虑,危险的投机泡沫在累积。这些日子, 除了美国的衰退是否会二次探底之外,没有什么能令更多经济学家、国际投资 者、对冲基金经理和银行家们扯着脑袋思考这个似乎简单的问题:中国房地产 市场是一个泡沫吗? 他们焦虑的原因很清楚:整个 2009 年,全球陷入 10 年来最严重的衰退,中国 的经济增长却保持不变。今年,中国的 GDP 可能增长 9%或者更多,而美国和 欧洲则可能只是缓慢复苏。对于全球数千家公司,任何对中国乐观前景的威胁 都会威胁他们的底线。(一个例证,2 月 12 日,当北京的中央银行出人意料地 将其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提高,标普 500 指数应声而落。)没有任何东西——即 使庞大的政府基础设施投资也不能——比房地产投资更能驱动中国的增长。 去年,中国整体增长的 90%归功于总固定资产投资,而其中住房和商业房地产 投资占将近 1/4。 首先是美国房地产的破产令世界陷入衰退, 考虑到这个并非无 图:落空的承诺 北京空荡荡的商业大厦是令人不安的征 兆。 摄影: NeLSON CHING / BLOOMBERG / GETTY IMAGES
  24. 27 关紧要的事实,很多分析家现在开始担心更严重的情况。上海的独立经济学家 谢国忠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巨大的泡沫。” 从今年年初开始,这类观点显然已经为北京的中央政府所接受,它正试图收紧 总体信贷增长, 尤其是房地产贷款。 为了配合 3 月 5

    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大, 财政部公布了最新的预算报告,关注地方政府轻率的巨额基础设施和开发项目 形成的负债。甚至在分发报告时,温家宝总理告诉人大代表,当局在 2010 年会 放缓贷款增长和新的建设,采取额外措施遏制投机性的房地产投资。首次置业 者的按揭折扣——这个折扣令 20 年期按揭的利率由 5%降到 4%之上——已经 被取消,对想买第二套、第三套房作为投资的购房者,贷款标准已有所收紧。 这些措施姗姗来迟。根据房地产咨询公司高力国际的数据,中国 70 个大中城市 的住房价格在 2009 年飙升,北京和上海涨幅达到 50%-60%。房地产已变得炙 手可热,以至于已经渗入流行文化。去年最流行的电视剧是一部名为《蜗居》 (意为“狭小住所”)的电视剧,聚焦于一对年轻夫妇为了一套很小的上海公 寓,将他们 2/3 的月收入用于支付按揭月供的困窘。他们的故事太真实了。正 如经济学家谢所指出的,中国的住房价格和人均收入之比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 高的。中国城市的住房价格和收入之比超过 20,意味着要买一个平均水平的住 房,需要花费居民 20 年的总平均工资。(相比之下,美国城市的住房可供比最 高是 8.2,在檀香山。) 一些经济学家担心住房和商业房地产市场的过度供给已经导致价格下跌,而近 期政府的激励政策会导致“硬着陆”。在北京,大量商业用房一排排空着,包括紧 挨着 2008 年奥运会游泳场馆水立方的很多零售用房楼层。根据高力国际,商业 用房租金比去年略有下降,而住房价格也已经开始走弱。根据中国现状研究 (China Reality Research) 的数据, 住房价格在去年末达最高点, 现在掉头向下。 祈祷吧 近期的历史表明,当泡沫最终破裂,它们可能是轰然崩塌。事实上,中国是否 处于其房地产泡沫的末期呢?很多人并不以为然。他们指出两个原因使中国的 情形区别于美国。其一是房地产部门完全不像美国和其他发达地区那样依赖债 务融资。以出租车司机杨 3 套住房中的 1 套所在的小区为例,开发商上海复地 没有花一分钱盖房,就已经预售了所有的房屋8。在中国住宅市场,标准操作程 序是用客户的现金来为开发融资,而不是用贷款。 中国的购房者也不是大量举债融资。 北京清华大学教授程致宇 (Patrick Chovanec) 致力于中国房地产领域的研究,他认为只有 50%的住房是用按揭购买的,另一 半在购买时全额支付(相比之下,在美国超过 90%的房地产交易通过按揭来融 资)。一个原因在于,跟杨一样,很多中国人从之前国家所有的住房迁出,其 所在城市区域的土地则被用于新的开发项目。补偿款加上部分积蓄,足以在城 镇之外购买像样的公寓。经济学家谢认为拆迁款“可能是政府支持当前经济的最 重要的手段”。而事实是,中国市政建设甚至没有接近此类拆迁计划的尾声。 8 译注:此种说法与实际情况不符,开发商预售之前房屋应当建设到一定进度
  25. 28 另一个支撑住宅不动产市场的重要原因,是中国购房者的心理以及对他们运用 其存款的法律限制。 走出文革的喧嚣刚刚 34 年, 离一场恶性通货膨胀不超过 15 年——消费者价格涨幅在 1994

    年达到 21%——中国人认为房地产是最重要的 保障(清华程致宇称之为“金屋”综合症)。杨说他甚至没想过把 3 套公寓中的 2 套租出去,因为“从中获得收入并不重要,拥有它们就是保障。如果我有任何经 济上的困难,可以把它们卖掉还债。那是真正的保障。” 中国居民备用储蓄有限的投资渠道支持了此类观点。银行利率仍是受管制的, 一个标准储蓄账户的回报率相当可怜,少于 1%,而中国只是刚刚开始打开居民 合法投资国外的大门。对于大部分储蓄者,只剩下房地产或者股票市场——而 如果一个公寓等于一座金屋,股票市场就等于赌场。通常而言,中国人爱好赌 博,但他们更爱他们的金屋。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市场是安全的。事实上,人们迷上一个泡沫,通常会有看 似坚实的理由认为泡沫不会破裂。1990 年代早期的东京,房地产价格据说不会 崩盘, 因为在多山的日本可用的土地相对于人口如此之少。 地形学上那曾经是、 也仍然是事实。最终呢,毫不相干。 在全国人大的开幕致词中, 温家宝总理说 2010 将会是一个经济形势空前复杂的 年份。他显然是对的。房地产的萧条,或者可能更严重的情况,迟早会袭击中 国。问题是如果它来得早,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它 的出口市场仍然疲软,而在过去两年的大幅增长之后,其基础设施的增长能力 也受到限制。世界的其他部分仍在寻求恢复经济的脚步。北京当局希望他们能 令泡沫萎缩而不会整体破裂。那是棘手的事务。并不仅仅是中国的房产主需要 祈祷他们能够成功。
  26. 29 每日金融 中国为何不能给房地产降温 原文:Why China Can't Cool Its Overheated Real

    Estate Boom 作者 CHARLES HUGH SMITH 发表日期:2010 年 2 月 27 日 译者:Jay @susanshuo 校对:@simabull,Drury 即使是那些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西方分析 家, 也低估了地方政府在刺激房地产繁荣发 展上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那些地方性的决策 是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罪魁祸首, 也解释了中 央政府试图放缓贷款和建筑业的失败。 中国的中央政府已经勒令银行减少房地产 贷款以及增加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以期熄灭 房地产投机泡沫的势头——比如仅在一月 房价同比增长 9.5%。 然而这些举措都因地方政府不得不支持房地产而有所抵消。 中国当前房地产泡沫与 2007 年美国版泡沫的核心不同在于:在美国,泡沫产生 的原因是个人和放款人因次级贷款而进行的过度投资以及投机性的赌博行为。 而中国的原因,美国西北大学的研究员 Victor Shih 在美国国家公共电台 (National Public Radio)上解释说,是因为刺激投机行为的大规模贷款来自地 方政府,这些数以万亿计的贷款从中国的银行体系放出以期提高当地政府的房 地产业绩。 Shih 研究发现上海政府收入的 50%来自土地出售,并且地方政府开始依赖起这 种收入。 “地方政府如今正在培养自己的房地产商让他们从自己手里买土地。当这种现象 变得越来越普遍——其实已经非常普遍——这样,政府就与他们管辖地的房地 产产业一荣俱荣了。”Shih 评论道。 这些刺激所导致的惊人的房价最后也就不足为奇了。最近在上海市区的一小块 土地的开发权已经炒到了新的记录——13.5 亿美元。 中央的政策侵蚀自己的财政目标
  27. 30 地方政府的刺激政策来源于中央制定的经济目标。前摩根斯坦利知名分析师谢 国忠观察到地方政府的政绩是由 GDP 和财政收入来衡量的,而这两项数据都会 因房地产的繁荣而剧增。这使得投入大量政府拨款对领导者来说是个双赢政策, 即使新的楼盘无人问津。 这导致了政策驱使的泡沫,根源在于地方政府决心完成中央制定的经济增长目 标,谢说道。 地方政府对于建设资金以及暴涨的土地价值的依赖同时也埋下了进退两难的“道

    德风险”僵局(译者注:道德风险,保险用语,当一保险人未将投保人所可能产 生的损害与风险行为考虑进去时,所可能引发不利的保险情境)。投机者深刻 了解到政府不会让地价下降,所以敢于肆无忌惮的疯狂投资。 从实际经济增长的角度看,这种“繁荣”意味着破产 矛盾的是,这种流入中国房地产的资本屏蔽了其他更加有效的使用方式,也在 损害着国家的长远目标。最终,谢说道,这降低了资本的效率,从而降低了国 内的消费。虽然中国已经尝试拉动国内消费已有 10 年之久,个人消费占的 GDP 比率每年都在下降。 这种对于房地产业的过分依赖同样也威胁着国家的财政稳定,因为增加了债务 水平以及依赖于把被高估价值的土地作为抵押。同时这产生了另一种系统风险: 因为房产价格的增长高于中产阶级收入的增长,许多之前富裕的家庭也因为房 价太高而远离房产市场。当辛劳工作的人们看到一小撮地方官员以及开发商因 为房地产泡沫而身价倍增,而这种泡沫却让大多数工薪阶级负担不起住房时, 愤怒在慢慢积聚。 此外,在这个白热化的房地产市场里,仅仅凭投机以及政策影响就能决定赚钱 与否,这样比如教育程度以及经验等其他能够决定收入的因素就被边缘化了, 于是普通人觉得单凭自己的努力根本无法取得成功,因为在这场博弈里只有投 机商和内部人士会赢。 价格攀升的循环 中国所有的土地为政府所有,开发商获得的只是租用权。但是虽然所有权明确 的在国家手里,哪一级政府有权授予一块地的租赁并不明确。结果,租赁合约 可能在地方一级顺利通过而不经过上级机构的审查。 这种模棱两可给了地方政府谈判的余地,去将他们的土地以更高的价格转让给 开发商。 地方政府从出租土地给开发商中获取了大量收益,而这产生了两种泡沫:其一 是地方政府抬高了土地价格以期增加转让费,其二不断膨胀的价格也鼓励个人 尝试投机土地来迅速致富。
  28. 31 地方政府不止进行土地买卖,还直接对开发商投资。如此形成了额外的“一荣俱 荣”式的刺激,来实现快速宽松的贷款和土地估价。 无人问津的楼盘 根据国际金融投资机构惠誉评级(Fitch Ratings)北京分行分析师 Charlene Chu 的透露,发放给国企的工业贷款已经流入房地产产业。最终的结果是没人知道 到底有多少热钱从国企流入地产开发项目中。

    已知的是,很多摩天大楼完全闲置,按照不完全统计,这样的摩天大楼在北京 就有 60 座, 而同时仅今年还将有 1 千 3 百万平方英尺的商业用地进入北京市场。 只要驱使房价攀升以及建造无人摩天大楼的刺激维持不变,很难看到北京当局 的银行准备金调整政策会对疯狂的贷款和投机有何影响。因为普遍相信政府永 远不会让房价下降,“道德风险”将不会消失,投机浪潮也不会消退。 考虑到中国在全球经济不断增长的影响,这种在房地产市场的结构性失衡将会 造成波及全球的后果。如果北京当局不对土地交易进行控制,并给地方政府设 立新的更健康的激励手段的话,不可避免的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只会引起另一个 无效投资和贷款的怪圈。
  29. 32 翻墙 表彰勇气,保卫网络自由 原文:Official Google Blog: Recognizing courage, securing online

    freedom 作者:Robert Boorstin 发表时间:2010 年 3 月 11 日 12:02:00 PM 翻译:月影 wmr AC 界上越来越多的政府开始威胁网络言论自由。几年来,40 个国家采取 各种措施限制这一自由,几年前不过只有少数几个而已。Google 和 YouTube 服务被其中的 25 个国家封锁。 星期四晚上在巴黎,我们采取了一个重要的步骤来强调这一至关重要的话题: 赞助总部位于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授予的第一届 “网络公民奖” (Netizen Prize, Le Prix de Net Citoyen) 。 3 月 12 日星期五, 我们将在 YouTube 建立“世界反对网 络审查日”来帮助对抗互联网审查的斗争。 恰逢其时,记者无国界组织授予伊朗“为平等而改变”(Change for Equality)网 站的创始人第一届网络公民奖。该网站成立于 2006 年,致力于改变歧视妇女的 德黑兰法律。在伊朗,该网站从成立起就成为著名的女权运动信息来源,记录 被捕的妇女活动家并成为反抗当局统治的集结处。 去年,德黑兰的领导人臭名昭著——并且遭到世界人民的谴责——因为他们对 治下的持有异见者实施血腥镇压。在拍客的视频上可以看到去年德黑兰选举期 间他们杀害了手无寸铁的妮达(Neda Agha-Soltan) ,这已经成为该政权暴政的 标志——同时也是互联网威力的一个体现,让世界看到政府不愿让人看到的东 西的威力。 在我们巴黎办公室的颁奖典礼上,高级副总裁大卫•多姆德(David Drummond) 表示,我们在互联网未来发展的关键时刻,“我们都要做出选择。要么我们容忍 压制性的政策展开和扩散到全球,要么我们团结起来,拒绝接受并坚持言论自 由这一基本人权。” 大卫•多姆德(David Drummond)进一步表扬了象“记者无国界组织”这样的 世
  30. 34 中国人学习如何翻墙 原文:Chinese learn to leap the 'Great Firewall' 作者:Weiliang

    Nie 发表时间:2010 年 3 月 9 日 译者:苏吴男爵 中国为管制互联网而部署了被视为全世界最严密的审查机器。 然而 随着中国网民的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用户亦开始明白 “翻墙”意味着什么 国的防火墙体系复杂且有多层结构,Isaac Mao 说。他是中国最早的博 主之一。 “第一层是技术层,政府大手笔投资建设路由器和其他基础设施来过 滤、监视、屏蔽网站,窃探人们如何交流。”他说。 “第二层是‘社会层’,其部署了大量人员监视、追踪人们在网上的活动。” “最重要的部分是第三层。我称它为‘心理层’。因为政府的技术设置和网络 整治,网民已经加大自我审查,生怕遭到追踪。” 变化中的黑名单 中 图片说明:领导人的姓名亦被视为敏感话题
  31. 35 中国的网民已经敏锐地感受到审查制度带来的冲击。审查甚至已经影响到了他 们日常的网络搜索结果, Dean Peng 说, 他是北京的一位独立评论员、 专栏作家。 “每天当我搜索一些被当局视为敏感内容的信息时就会遇到困难。”他说。 “搜索引擎会反馈给我‘据当地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的结果。” 被视为敏感话题的包括涉及 08 宪章的任何内容。 08 宪章是一场由异见者刘晓波 教授发起的民主改革网络运动,刘晓波目前正在狱中。 其他包括领导人的姓名、诸如法轮功等被取缔的宗教组织、骚动的新疆自治区 以及那里的维族,Dean Peng 说。 “而且黑名单时不时变化。”他补充说。 BBC 使用中国最主流的搜索引擎——百度自身进行了实验,结果大致上证实 Dean Peng 描绘的图景。 荒诞的笑话 据 Isaac Mao 所言,有时候审查制度会 闹荒诞的笑话。 甚至一首人畜无害的儿歌——我爱北 京天安门——也可能被监察者视为有 问题,他解释说。 “最初他们屏蔽了 ‘天安门’ 这个词因 为其与 20 年前的镇压行动相关联,” 他补充说, “接着他们屏蔽了 ‘北京’ , 因为太多事件发生在北京。” “政府在去年还展开了针对网络色情 的运动,所以‘我爱’也成了敏感的关键词。” “现在, 如果你搜索这首儿歌, 搜索结果可能是: ‘敏感词、 敏感词、 敏感词’ 。 ” 9 据前华南早报(其总部位于香港。)编辑 Willy Lam 所言,中国拥有控制互联网 的所有理由。 “从国外或者西方的视角看中国共产党,它非常稳定。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环 境存在潜在的动荡性。” 每年估计有 10 万起群体性事件——暴乱和骚乱,Willy Lam 说。 9 译注:亲测,没有发现此情况。这是一则网络流传的笑话。 图片说明:建造所谓的“防火长城”是中国为了 防止潜在的不和谐因素发展壮大而先发制人的 一击——前华南早报编辑林和立(Willy Lam)
  32. 36 而且,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导致了新贵企业家、党的高级干部,与弱势群体— —农民和农民工之间剧烈的阶级斗争。他补充说。 “建造所谓的 GFW 是中国为了防止潜在的不和谐因素发展壮大而先发制人的 一击。特别考虑到中国政府怀疑有所谓的西方、尤其是美国反华势力在扶植中 国这些潜在的不和谐因素,借此危害中国政权。” 匿名的软件 然而,至少对一些中国网民而言,GFW

    并 非牢不可破。 “就在 2 年前, 只有 5%的中国网民知道政 府在审查互联网,”Isaac Mao 说。 “但现在,信息流通越来越快。人们试图 用不同的工具在社会网络之间传播信息。 ” “有小部分网民能够绕开审查,人数比例 不到百分之一或二。更多的网民——大约 18%——从那部分机灵的网民处获取二手 信息。” “所以目前大致上有 20%的中国网民明白什么是“翻墙”,并且他们有强烈的 翻墙决心。” 要阻止人们翻墙并不容易,Zhou Shuguang 说,他是一名活跃的推友、博主,来 自中国中部省份湖南。 他举出了一个免费、开源、点对点(P2P)的翻墙软件——Tor。 “每个人都能使用它。如果能支付一点费用的话你就能搞到一个 VPN 账号,那 样连接‘外网’速度更快。” 对中国的网民而言,可以从 Tor 的官方网站下载这个软件。但是该站点本身是 被屏蔽的。 然而, 现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所谓 “网站镜像” (网站的精确拷贝) 。 “他们今天可以屏蔽一个,但也许明天会有五个冒出来。”Isaac Mao 说。 图片说明: Tor 帮助用户保护网络信息免遭 安全部门的分析
  33. 37 环球时报[英] 发表后被删除 原文:Publish and be deleted 作者: 张蕾(Zhang Lei)

    发表日期:2010 年 2 月 25 日 译者:@youyoupan 校对:PurpYE 他再也不能忍受了。 当香港作家兼诗人廖伟棠发现 他的网络相册被 douban.com (豆瓣网) 删除时, 他留下他两 年多以来结交的 3000 个朋友, 离开了豆瓣。‘我度过了一段快 乐的时光,’他在他的离开声明 中对中国内陆的社交网络服务 的用户们写道,‘虽然被停号两 次,被删贴近百次’。 但到了 2010 年前后, 有的人明 显已经疯狂,几乎要把五千常用字的半数纳入敏感区’。 对于廖来说,最终的导火索是《这些美丽、坚强的人民》被删,这个相册展示 了参与抗议 667 亿港元香港通深圳和广州的高速铁路项目的香港青年和艺术家 们。那些下跪的,光脚的年轻人的照片显然被认定政治性太强。 ‘里面大都是阳光灿烂的年青人和艺术家,他们脸上洋溢着希望,因为内心的真 诚而美丽, 我并没提到任何抗争或“煽动”话语, ’廖说。 ‘但是他们就是不放过它。 ’ ‘两年来我一直坚持在豆瓣发表作品和评论,只是想尽量带回一些真相和一些可 能不同的价值观给防火墙内的朋友。’ ‘但愚蠢的管理员屡屡触及我个人原则的底线,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我决定从 今远离这个以自阉来自杀的网站。’ 图: CFP By Zhang Lei 豆瓣, 一个中国的社交网络服务网 站,自 2006 年融资 200 万美元后,在 1 月 25 日的第 二轮融资中获得了 1000 万风险投资
  34. 38 在以前,豆瓣比较宽松,廖说。举例来说,管理员可以不删除内容,而是将其 关闭为“私人可见”不公开。或者条目不会被立即删除,而是在一两天以后, 他回忆说。 “那样,就能被成百上千的人看到,”他说。 作为仅有的几个愿意运用这个妥协的互联网环境的香港作家之一,廖说他很享 受了跟被隔离的大陆朋友交流的机会。 ‘我在豆瓣上发表的都是公众应该知道的,个人的东西更多是放在博客上。’豆瓣 于 2005

    年创办,拥有 3300 万注册用户:大多数是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喜欢 这种社交网络服务简单化的设计和用户自制的内容,如书,电影和相册。最近, 豆瓣收紧的审查让很多资深用户不满。 事态有了进一步发展,北京大学的学生方可成写了一封公开信控诉豆瓣封停他的 帐号,并称网站为’独裁者‘。对于方来说,用户们被迫和网站管理员围绕着一本 台湾作者龙应台的禁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玩起了一场捉迷藏。由于本书 的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在大陆是被禁的,用户们为了共享评论和评分沿 用书名但是偷换了书的 ISBN。 豆瓣的管理员发现了对应错误的 ISBN,删除了书名并录入了本应对应的书名。 方发现后,把书名又改了回去,以此导致 他的帐号被永久停封。 ‘我不相信修改条目内容能构成犯罪,’方 说。 ‘任何用户都可以在一个依靠用户自制 内容的网站上提交他认为是正确的信息。 ’ 方想知道对他的惩罚是否是由这本书的 敏感性所致,因此他让他的朋友把书名再 次改了回来。他朋友的帐号也被停封了。 并不是审查本身惹怒了方和其他的网络 用户,而是豆瓣违反了自己的出版行为守 则。 ‘豆瓣封号不讲理而且很随意’方写道。‘完 全它说了算,因为你可以被封 3 天,7 天 甚至永远,没有任何申辩的机会,你所有 的日记,相册,收藏和消息就这样没了。’ 豆瓣规定用户永久封号前会有三次警告: 第一次警告帐号停用三天;第二次警告停 用一周。只有在受到第三次警告之后,帐 号才会被永久停封。方的公开信使其帐号 解封。 图:courtesy of Liao Weitang 在 1 月 15 日 立法办公室外,一个示威者手举‘苦行反高 铁’的条幅走在抗议广州-深圳-香港高铁的 游行中。豆瓣在两天后删除了这张照片。
  35. 39 商业求生 自我审查是防止流行网站被关闭的求生法则,一个资深网站开发人员王某告诉 环球时报。 ‘我能理解一个作者的作品被删时的愤怒,但是运营一个网站更加艰难,因为我 一面要忍受监管机构的侮辱,一面还要承受用户的批评,’她说。 ‘如果网站因为一篇敏感文章被关闭,你又怎么发薪水给员工,和保护用户的数 据?’ ‘你就没有坐下来的时候,’一个小型网站站长说。‘你得一直保持手机开机,随时 接收上级要求删帖的紧急电话。’

    更糟糕的是,她说,对哪些贴子该删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对于敏感的界定取决于很多方面的因素,比如政治环境,网站的背景、规模及 地理位置,甚至取决于管理员们不同的理解。 豆瓣对于它的内容异常小心,因为它在政府里没有背景,据一名熟悉内情的人 士说,‘一旦你被关闭了,没有人能救你’。 当环球时报联系豆瓣编辑的时候,没有人愿意接受采访。 ‘豆瓣对饭否、译言和博客大巴的遭遇记忆犹新,’方说。 据南都周刊的报道,他们都是大陆去年被关闭网站中最知名的几个。其中译言 和博客大巴于今年一月恢复运营。 饭否的创始人王兴还在审议对 7 月 5 日新疆暴乱的审查尺度时, 答案就揭晓了。 据中国商业新闻周刊报道, 这个拥有一百万注册用户的 Twitter 式的微博网站因 为‘违反了相关规定’被立即关停。王还没有放弃重建饭否的希望。然而七个月过 去了,王仍然拒绝发表评论。 译言是一个发布用户上传中英翻译文章的网站,它由于违反了中国政府互联网 新闻信息服务的规定于去年 11 月被关停。 根据这项国家规定,中国大陆任何申请建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的组织必须拥 有一千万元以上的注册资金,并有 5 名在新闻行业从业 3 年以上的大陆编辑。 译言在 39 天后在严格的自我审查下重新开站,‘政治性’新闻被全部移除。 ‘很难搞清楚什么我们可以说什么又不可以,’译言的创建者陈昊芝在广州报纸南 方周末上这样说。 对于大多数翻译者而言,发现如此多的心血之作被删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一 个前志愿者说。
  36. 40 ‘那不是我们的错,因为我们不能扭曲新闻稿的原意,’她说,‘我们完全不知道哪 些是敏感消息,而哪些又不是’ 她承认,他们早就知道这件工作是有‘风险’的,因为‘大多数国外关于中国的新闻 都是负面的’。 译言与《卫报》的合作让工作人员感到特别的骄傲,翻译者说。 ‘多数中国人面临防火长城和语言关这两道壁垒。(译言)网站因为帮助人们翻 越了这两道墙,而吸引了大批的读者,’她说。 如果他们想继续经营下去,'阉割'是唯一的出路,她说。 译言也受限于版权法,她说。去年,翻译公司不得不删除一系列对丹布朗(Dan

    Brown)的重磅炸弹《失落的符号》的翻译,并对该书的中国发行商致歉。 申诉无门 除了忍受审查和被无端关停,互联网用户和网站运营者常见的抱怨是找不到申 诉渠道。 ‘你只能去相关部门那里恳求他们再给你一次机会,’廖说。作为一个网上诗歌论 坛的管理员,廖有一份从当地互联网主管部门那里收到的敏感词清单。 “他们希望我们能删除含有这些词的贴子, ” 他说, “但我看不出有什么意义。 ” 这个论坛去年被叫停了两次。 “我们不知道原因,”他说。“反正突然就发生了。” 于是网站转移到香港的服务器上。 ‘如果你违反了相关规定,你就无法救回网站,’中国联通北京分公司的一名网管 告诉环球时报的记者。 ‘只要豆瓣想要生存和发展,它对用户的抱怨就无动于衷,因为真正的威胁来自 于主管部门,’方说。 与体制对抗是徒劳的,他说。 ‘我们只能与这个充满奴性的社会环境作斗争, 同时逐渐地培养公民意识, ’他说。 法律含糊 南京大学研究互联网政策的李永刚教授在新书《我们的防火墙:网络时代的表 达与监管》里提到,用来管理非法网络行为的 14 个普通法规和条例,全都含糊 不清,欠缺细节而且不切实际。
  37. 41 “因此,除了众所周知的限制级政治事件以外,在运营者和用户进行审查的时 候很难有一个清晰的界线。”他写道。 李说,共有 10 多个政府机关有权对互联网进行监管。他认为这会不可避免地引 起越来越多的冲突。 禁令也愈加令人难以捉摸,他说。大家收不到任何解释和回应。大陆网络用户 往往对此报以悲观消极,事不关己的态度。 “中国人谴责社会的阴暗面,同时又感觉自己是其中的一份子,”李说。

    “实际上防火长城已经扎根在每个人的心里,网民的‘自我约束’和网站的‘自 我审查’让‘有毒信息’没有现身的机会”。 网络民意是一把双刃剑,同为公告板版主的王某说。网上非理性的叫嚣对任何 人都没有帮助,她说,并引用了网上为孙志刚请愿的事件为例。(2003 年孙志 刚因未随身携带暂住证而被殴致死。) 观察家认为收容和遣返制度的终结归因于网络民意。事实上,王说,制度的改 变源于非典的爆发。 “每当有事情发生,他们都迫切地想去签署请愿书,但实际上这只能导致这些 重要论坛被关闭。” “我们无法停止审查,但是我们可以用更理性的态度表达事实。当存在不同意 见时,人们可以选择自己的答案。” 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朱伟(音译)认为,审查在防止一些人被恶意中伤方面也 很有必要。 “如果不是因为互联网,裸照丑闻就不会发展到一发而不可收拾,”他说。“毫无 约束的自由会演变成暴行。” 根据新颁布的《侵权责任法》,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 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这个新的法规对控制网络言论很有价值。根据第 36 条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 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 开链接等必要措施。 法律中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 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38. 42 明镜周刊 中国当局为何害怕网络 原文:Warum Chinas Behörden Angst vor dem Web

    haben 作者:Anita Chang, apn 发表时间:2010 年 3 月 23 日 译者:白乌鸦@baiwuya 审查、过滤、控制——中国政府用尽各种手段来提防流入互联网的信息。和骨哥的争端不 过是众多案例之一,可是,依然有网络活跃分子,成功地绕过各种审查手段,逍遥墙外。 北京——一年多来,林秀 英一直徒劳地努力向福建 的有关部门证明,她的女 儿是被黑社会强奸致死。 然而,有关部门给出的官 方结论是:25 岁的严晓玲 是由于不正常的妊娠原因 死亡。据猜测,黑社会和 该市警方有不正当关系。 当这位 50 岁的普通妇女坐在政府大楼前无助哭泣的时候,她遇到了范燕琼,范 倾听完了事件详情,并且把这一事件发到了网上。此后,另两位人士——游精 佑、吴华英也得知此事,并且制作了一段视频,在互联网上传播。上周,三人 再次出庭受审, 他们被控“诬告陷害罪”, 在中国该罪名可能导致长达 3 年的刑期。 这仅仅是此类案例中的一起而已,因为在互联网上的行动,中国有诸多人士受 到司法机构的迫害。他们大多是普通民众,只是愤怒于不公正,将其大白于天 下,他们在网页上、在博客里、在推特上,揭露真相。游精佑的辩护律师刘晓 原说道:“网民利用互联网,揭露不法行为;当地政府利用权力,镇压他们。” 统治政策遭到公开质疑 尽管中国努力压制所有可能危害或者违背共产党利益的信息,然而全国各地都 有拥有足够科技能力的人士, 他们可以轻易地克服障碍, 访问Facebook、 Twitter、 youtube。他们虽然只是中国 3.84 亿网民中的少数,可是,他们年轻、受过较好 教育、热爱自由,并且公开质疑(中共的)统治政策。 对于发表政治敏感话题,推特比论坛更受欢迎。“受益于新的科技,行使监督政 府的权利,对于公民来讲,变得更为便利和寻常。在传统媒体上发表一篇文章 很难, 在网上就简单得多”, 法律教授周泽如是说。 对于网民因网络评论被拘捕, 周教授多次发表意见。
  39. 43 网络活跃人士不只是品尝失败,他们也有成功的战果:在山东,一位批评当地 共产党干部腐败的男士被无罪释放[1];在广州,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建造计划被 阻止[2]; 用修脚刀捅酒后欲行猥亵的政府官员的 KTV 服务员被无罪释放[3]。在 这些案例中,网络上博客里、论坛里都有多种多样的消息。 他们帮了很多忙 林秀英不太懂互联网,但是她知道,是互联网帮忙,让女儿的冤情不被遗忘。

    她贫穷、未受过良好教育,除了去法庭作证之外,她也做不了更多,来支持哪 些曾经帮助她在网上传播真相的人。她表示:“政府就是看我没钱,没上过啥 学,没有门路。可是万幸还有记者和好心人,他们已经帮了我好多忙,我希望, 他们还能继续帮忙。” [1] 山东曹县段磊事件: http://china.nfdaily.cn/content/2009-07/26/content_5418144.htm [2] 广东焚烧垃圾场事件: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9/11-26/1984592.shtml [3] 烈女邓玉娇事件: http://zh.wikipedia.org/wiki/邓玉娇事件
  40. 44 读写网 中国的数字化社会运动 原文:Digital Activism in China: A Discussion Between

    Ai Weiwei, Jack Dorsey and Richard MacManus 作者: Frederic Lardinois 发表时间: 2010 年 3 月 15 日 5:43 PM 译者:@xiaomi2020; @bitobne; @paranoidkidwang;@hounion; @gudezhi 等 今晚早些时候,在 Paley 会议中心举办了一场关于社交 媒体和数字运动的讨论,参与者是著名艺术家、建筑设 计师、活动家和博主艾未未,推特的联合创始人 Jack Dorsey 和读写网编辑、创始人 Richard MacManus。这一 讨论话题宽泛,涉及到中国的社交媒体和数字化社会运 动,以及推特的中文翻译和谷歌从中国市场撤出等等。 Jack Dorsey 在 San Francisco 通过卫星参加了讨论。该 会议由 Emily Parker 主持,她是亚洲社会中心专门研究中美关系的亚瑟· 罗斯研 究员, 也正在撰写一本关于中国与互联网的书。讨论开始时,MacManus 指出, 在过去几年中,正是互联网在读写方面促进了如 Facebook 和 Twitter 这种社交 网络的蓬勃发展。 在西方世界, 这种发展允许人们自由的互相沟通和交流思想。 在中国,虽然使用了跟西方相同的工具,但是大部分被封锁和审查。艾未未指 出,除此之外,类似 Youtube,Facebook 和 Twitter,甚至像电视频道 CNN,也 被阻止访问。 尽管中国有为数不少克隆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山寨网站,艾未未认为那些公 司都是在政府框架内提供服务的,对用户能发表的内容有严格的限制。比如“艾 未未”三个字永远不可能不受审查地在这些网站上出现。“在中国使用 Twitter 实在是个体力活,也是一项危险活动。”艾未未说。
  41. 45 图:讨论会现场 翻译推特 在被问及 Twitter 在网民中的受欢迎程度时,艾未未指出类似 Twitter 和博客的 中国本土服务都很容易被使用,但是一旦变得过于受欢迎,他的博客很快就会 被关闭。

    尽管 Twitter 有每条最多 140 字的限制, 但中国用户更容易传递深层的 想法,因为中国的汉字允许用户使用 140 个汉字而非 140 个字母。 至于 Twitter 在中国现阶段的应用方面,艾未未指出大多数 Twitter 活跃用户正使用 Twitter 来讨论政治和哲学方面的问题。 在简单的总结了 Twitter 的历史以及它在导向性、 开放性和数据 共享上的魅力后,Jack Dorsey 指出,尽管 Twitter 中存在大量 琐碎信息,但它仍展现了我们人性的一面以及提醒着我们都是一样的。被他称 为是一项公益事业的 Twitter,通过使用者以及在它周围成长起来的开发者构成 的生态系统而得到广泛传播。现在全世界的互联网用户都可以使用它来互相交 流,与他们的政府沟通,开辟市场,促进政治进步。 艾未未对 Dorsey 说:“中国人将你视为一种神一样的存在,”因为 Twitter 允 许人们直接表达他们的想法而无需担心被审查。艾未未与 Jack Dorsey 的讨论集 中在 Twitter 能为中国用户做些什么。艾未未向 Dorsy 询问为什么 Twitter 不提 供中文版本,据 Dorsey 所说,这主要是技术上的问题并需要一些时间来解决, 考虑到 Twitter 所提供的服务的规模,让 Twitter 在旧系统架构下支持所有字符 集还为时尚早。目前,公司没有更多的的精力专注于此问题。然而,Doresy 认 为,用户基本上已经知道如何使用 Twitter,并可以正确的对其页面进行设置。 Dorsey 同时提到 Twitter 还未确定是否进入中国市场,但是确实有打算加入对 中文的支持。事实上,Dorsey 说他仅仅是几周前才知道 Twitter 在中国是受屏 蔽的。 审查制度和 Twitter
  42. 46 MacManus 问艾未未是否 Twitter 有可能不受中国政府的审查或者不被强迫对 服务进行过滤。 但是艾未未指出 Twitter 可以轻松的将其注册页面翻译为中文以 帮助中国用户。他指出自己并不是要求

    Twitter 在中国开展业务-只是希望 Twitter 翻译其主要服务,就可以给中国用户带来更多的便利。 MacManus 说,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很多跨国企业必须做到对其内容进行“自我审 查”。他很想知道一个中文版 Twitter 会有什么命运,能否不像其他国际服务一 样被过滤。 艾未未说许多试图进入中国市场的国际公司有责任不放弃基本人权。虽然对 Google 退出中国的话题没有进行深入讨论,Macmanus 认为 Google 是少数进入 中国市场的西方公司, 即使它面对强大的中国竞争者。 按照 Macmanus 的说法, Google 离开中国市场是一个“勇敢的行为”, 它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息, 即这些公 司愿意勇敢的直面中国政府。 Twitter 的道德责任 Dorsey 说,推特和其它科技公司有义务遵从基本的道德准则。在他看来,许多 科技公司曾经帮助将美国(及其他国家)政府承认中国存在侵犯人权的信息传 递出去。 当被问及是否公司也应该有道德责任时,Dorsey 说,推特作为一家公司,致力 于尽可能完整开放的信息传递,使用者可以通过推特的服务参与讨论。对于 Dorsey 来说,推特创立的精神,在于及时和透明,使得用户能够能够在全世界 范围内,更加方便和流畅的与其他用户分享他们的经验。 在谈话快结束的时候,Dorsey 说,Twitter 只是一个工具,它本身不能让政府作 出改变,但是 Twitter 的使用者却可以让政府做出改变。 MacManus 在谈话中注意到,象艾未未这样的人可以有效地使用这些工具。在 本次讨论即将结束时,艾未未特意说,希望有一天,我们不再需要推特这样的 工具来改变政府。
  43. 47 卫报 中国的防火长城上的漏洞 博主和谷歌的拥趸有决心打败中国互联网的审查者 原文:Holes in China's great firewall |

    Xiao Qiang 作者:Xiao Qiang 发表时间:2010 年 3 月 25 日 星期四 21.00 GMT 译者:没有个性的人 校对: cfy cheng ,free trans ,@xiaomi2020 寒是一位 28 岁的畅销书作者、 赛车手和中国的博客明星。 他也是政府 审查制度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 他在博客上所发表的文章经常被审 查者删 除。 尽管如此,他的博客主页的点击量仍然超过了 3 亿。 韩 寒最近在他的博客上发起了一个关于贪污腐败的调查,有 21 万人参加了投票。 这不仅仅是因为韩寒的文章有影响力, 而且网络技术——搜索、 文档共享、 RSS、 博客、微博、图片和视频分享、网络社区等等——使其能通过政府的审查,自 由传播。 韩寒在本周一篇关于谷歌关闭位于中国[大陆]的搜索引擎的博文中写道:“中国 有 2 亿互联网用户。 如果谷歌询问他们是否想看到未经审查的搜索结果,我认 为除了政府雇佣的五毛党都会同意。”他的文章很快就被删除了,不过已经被忠 实的读者传播开去。 只要用谷歌搜索韩寒的名字,就会看到在中国的网络空间 到处都是他被删除的文章。 这是中国的领导人最害怕的:这些说真话的中国人的力量,直接挑战他们的特 权、意识形态控制和其政权的合法性。 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不能仅仅针对互 联网用户,而必须把目标放在信息技术、网络连接和提供这些工具的公司。 这就是谷歌成为事件焦点的原因。 谷歌不创造内容,但是可以使信息更容易获 得和更有序,允许用户相互联系和协同工作。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出于政治目 的,操控互联网搜索内容,切断反对的声音。 监视用户和强迫公司自我审查是 这个全面战略的一部分。 这直接导致和谷歌公司的道德规范和商业运作之间的 矛盾,包括保护用户的隐私和赢得他们的信任。 谷歌的决定是,与其忍受政府政策的骚扰,倒不如下决心离开中国。这些政策 实际上是让长城防火墙把网络世界分成两个部分,互联网和中国局域网 (Chinternet) 。 世界几大顶级网站, 包括 Google、 YouTube、 Twitter 和 Facebook, 还有其它成百上千的网站,再也不能轻易访问了。 韩
  44. 48 这边谷歌的中国事件还没过去,那边互联网有关中国的部分才拉开序幕。 全球 的、开放性的和参与性的交流网络中的变革力量只会跨越防火长城而保持增长。 谷歌已经在中国拥有了大批的忠实用户,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互联网审查越来越 感到不满。 随着谷歌中文的搜索引擎转移到香港,中国内地对于翻墙工具的需 求会更加迫切。 估计政府的潜在报复可能是封锁其它谷歌常用的功能比如 Gmail,

    Google Docs, Google Buzz, Google Wave, and Google Talk,这样只会加剧 这方面的需求。 作为一个致力于互联网自由的先进技术巨擘,谷歌有能力继续为中国网民提供 服务。 其它技术公司和政府也应该加入到这次抗争中来,建立一个单一的、开 放的和自由的互联网。 最后的结局已经被如韩寒这样的人写就,他代表着人们 对真理、尊严和自由的不懈追求的精神。 这种精神最终会在无法封锁的互联网 新技术的帮助下,摧毁防火长城。
  45. 49 纽约时报 译者频道——中国人物 偶像博主韩寒挑战中国领导 原文:Saturday Profile - Heartthrob’s Barbed Blog

    Challenges China’s Leaders 作者:ANDREW JACOBS 发表时间:2010 年 3 月 12 日 译者、校对:@foodpizza;Ben Shiho Fukada 为 The New York Times 摄 韩寒:“当局想要让中国成为一个文化大国,但是我们的领导人却是如此的没文化。” 想成为韩寒那颗绝非易事,他是一个魅力四射的拉力车手还是一个流行的小说 作家,他还是中国点击量最大的博客的博主。 他想要不引人注目的出行几乎不可能。当地官员们时常要为他们最新的蠢事争 取他的肯定。(他都礼貌地回绝了。)年轻寂寞的女孩经常在他拉力比赛后拿 着有他名字的信接近他。 (他说这些女孩是被冒用了他身份的骗子们欺骗了。) 但是韩少最棘手的问题来自更难对付的对手:看不见的审查人员删除了他们认 为不合适的内容,而文化警察让他的杂志迟迟不能出版,《独唱团》,这是一 本集合了各种争议性的文章和照片的杂志。他耸了耸肩,并带着他标志性的咧 嘴坏笑说到:“当局想要让中国成为一个文化大国,但是我们的领导人却是如
  46. 50 此的没文化。”“如果事情继续像这样发展,中国将会只因为茶叶和熊猫而为 世人所知。” 自从他 2006 年开博以来,韩少不断发表日益犀利的评论文批评中国的领导层以 及那些他认为正在给那些不幸不属于政府内部的民众带来痛苦的政策 。他的博 客已有 3

    亿的点击量,这可能使他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最受欢迎的作家。 近日在他上海的办公室里接受的采访中,他把共产党的官员形容为是“无能的” 和经常大放厥词的,但是他用了十分巧妙的语言来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 “他 们和我们是完全不同的生物 ,”他说。 “他们和我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有 一个 20 多岁的女友,当然了,他们是包养小三。” 韩少自从他 19 岁发布第一本小说之后就享有盛名 ,但是在最近几个月中他的 知名度因为他发表的那些引领这代人思潮的博文而像气球般膨胀,他的这代人 也就是所谓邓小平施行改革开放后的 80 后。 80 后因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而普遍都是独生子女,也都是自己独自成长的。 不论真假,这代人都有着被宠坏而且没耐心的名声,还有就是他们对官媒灌输 的思想接受的更少。 每次当韩少想要说点什么尖刻的话语的时候,那他就会小心的通过反讽和幽默 来间接的传递他对腐败、审查制度和每天发生的不公之事来表达意见。 在最近关于拆迁最后都以暴力或是强制迁移而结尾的博文中,他建议政府政府 应该建立监狱来作为公共住房。这样才会实现双赢,他进一步解释道:这样租 客们就不会发出反对之声,而那些想要提出不同意见的把他们锁在自己的屋子 里就好了。 他最近的计划是举办一个挖苦春晚播出的说唱歌曲 《党的政策亚克西》 的比赛, 谁写出来好的歌词就会奖给他/她 5000 元人民币。 这个在中国全国性的广播公司上播放,而且估计有 4 亿人收看的表演展示了欢 乐的少数民族维吾尔族民众对共产党政策的称赞。 这些(歌曲里唱的政策)不是广大维族人民视为压迫,并可能是去年夏天在西 部省份新疆引起暴动的政策,而是减少农业税,增加医疗保险 ,而且 根据买 买提大叔的说法:(这些政策)让他货巾里塞满了人民币。 尽管游戏时候他的文章会被“和谐掉”—— 一种流行的指代审查制度的说法 —— 但是他的博客还在中国几个最大的门户网站之一上继续得以生存。冉云 飞,一位四川省的作家、博客撰写者说因为韩少是名人所以避免了这种(被和 谐)情况,还有就是他不写最敏感的政治话题。 “他用幽默和智慧来嘲笑他看到的不公平”,冉匪说,他自己的博客已经被大 陆屏蔽了,只能翻墙浏览。“也许韩寒被允许发声是因为他不直接点出姓名, 而且也不会直击中国最敏感的话题——共党的一党专制。”
  47. 51 韩寒另一张王牌就是他在经济上独立自主。因为他出了 14 本书还是一位成功的 拉力车手,他就不会害怕其他很多学者或记者所面临的压力——一旦言论越过 看不见的红线,就会丢掉工作。 但是政府最近找到一种让韩寒愤怒的方法——不让他的杂志出版。韩少说不让 出版最主要的原因来自一篇有详细的惹怒了当局的作家黑名单。当被问到如果 他的努力白费了或是博客被完全关闭了他怎么办的时候,韩少笑了笑然后面无 表情的给出了标志性的讽刺

    。“我会成为一个更好的车手。”他说。 韩寒从他高中辍学之后已经改变了很多,还成了中国最知名的作家之一。他的 第一部小说《三重门》写出青春期少年在家庭与学校的压力下枯萎的故事。这 本书获得了两百万的销量,它是过去二十年最畅销的书 。 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和接下来几部作品中的男主角就像韩寒自己一样,成长在小 市民家庭中,还都藐视权威,特别是老师,他们 被韩少比喻成娼妓。 韩寒说他的父母在他成长中给了他一个广阔的维度。他的父亲是一位当地党报 的头版编辑,他的妈妈在社会服务中心工作。“我的妈妈给了一颗让我欣赏失 败者的心,”他说。 他家的屋子里满是书籍 ,他说,而且他的爸爸确保那些真正的好书——在共产 革命之前出版的书籍——放在能够让 8 岁的他拿到的低处。“他把所有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出版的粗制滥造的书籍都放的很高让我够不到,”韩少如 是说。 当他反当局的写作开始影响他父母在国营机构的工作的时候,韩少鼓励他们早 点退休,然后他来养活他们。 曾经韩寒被评论家们认为是易怒和难以控制的,现今他超越了感性层面来抨击 诗人、 明星和友邻博主们。 这些日子他的注意力主要放在了社会的深层问题上: 民族主义的波涛汹涌;当代文化的暗淡无光;以及高不可攀的房价让新生的中 国中产阶级终日处在焦虑之中。 他把高房价问题归罪于当地政府,他们把土地卖给出价最高的竞标者以努力保 持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来取悦中央政府。这带来的高财产价值 ,他补充到,用 来给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官僚们买晚餐和那些奢侈的礼物了。 冷冰冰的后果便是年轻的职员日以继夜的工作,还被偿还房贷搞的心烦意乱, 这样他们就没有时间去关心是什么使中国的处境如此不堪。“政府乐于看到房 价上涨,人们被逼去买他们买不起的房产 ,最后在恐惧中结束一生。”然后他 微笑着补充道,“这是个完美的局面 ,对吧?” 除去这些讽刺和抱怨,韩少内心还是很乐观的。因特网,他说,会最终推动中 国更加开放。没有任何 审查大军能完全限制自由的言论表达。“我认为政府对 引入互联网十分后悔,”他顿了一下,说。 “最早的时候,他们认为互联网像 报纸或是电视一样——只是另一种传达他们思想的方式。他们没意识到人们会 写出和说出自己的想法。这让他们大为头疼。”
  48. 52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和他的羽毛笔 原文:Le Nobel de littérature Gao Xingjian, de la

    plume à la brosse 作者:Pierre Haski 发表时间:2010 年 8 月 2 日 译者:木木 校对:Wayne(@jayzhu1007) 2000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 刚刚庆祝 完自己的 70 岁生日。值此之际,伦敦大学于 1 月举办了一次关于他的文学、电影和戏剧作品的 介绍和展览会。 作为《灵山》(由 Aube 于 1995 年出版)和《一 个人的圣经》 (由 Aube 于 2000 年出版) 的作者, 他同意来回答我们在其电影和绘画上的一些问 题。 在伦敦,一些英国演员介绍了他的最后一部戏剧 《夜游神》 , 此剧将要在3月10日到28日在l'Epé e de Bois 剧院(Cartoucherie de Vincennes,位于巴 黎附近)上映,并与《生死界》交替演出。 电影《Tripartite》和多媒体拼接 高行健的两部电影《没有影子的剪影》和《洪水过后》也都已上映:其中《没 有影子的剪影》 (2006),于 2003 年在马赛开拍(这一年在马赛举办了名为《高 行健年》的展览,介绍了他众多的作品和戏剧),还有他的短剧《洪水过后》 (仅有 28 分钟)也刚刚完成。 问:请您来谈谈电影《Tripartite》...... 答:音乐,像影像和语言一样,在电影里必须要有他们自己的生命...如果每一个 元素都在一个时期内取得了自身的独立,这样我们就摆脱了单纯的叙事,进而 出现另一种电影的表现方式。 音乐不仅仅是用来解释和说明影像的声音,声音或者音乐应有其独立和自主的 能力。《影子》暗喻了战争,我们利用了马赛一个被摧毁的建筑工地来表现这
  49. 53 些灾难。但是这部电影也通过我的散文诗《鸟儿的流浪》,以漂泊的海鸥为主 题歌颂了自由。 问:在《洪水过后》里,没有语言,只有六个演员的肢体动作,在开头就是黑 白色彩,仅以您的画作为对白„„ 答:这是个很微妙的过程,在开始时完全黑色,接着洪水之后,出现了一些希 望,而生命也可能得到重生,图像就带上了轻微的色彩...我非常小心的使用着色 彩,如果没必要,我就不用色彩。当然,色彩也能表现得很极端,在《影子》 里,我们就看到了马赛的老港口有着极度饱和的色彩。 油彩因水而华

    高行健说:“人们只看到了我是一个作家,但是在我流亡的前几年,我正是靠 绘画来谋生的。”1978 年在欧洲时,正是他经常出入博物馆的经历说服自己放 弃了油画,他告诉自己根本不能达到那种完美的境界。但是正是这些经历,也 促使他在古老的油画艺术中开辟了新的航线。 问:对您来说,准备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但必须是自由的,摆脱那些特定的想 法的„„ 答:当然,绘画不是一个说明和解释,它有一种自我的独立形象。画传达给人 们的意象,完全是另一种语言...是存在另一种用画面思考的方式...还有一种最接 近的办法,就是音乐,音乐能不通过这种语言而展现出其影像。我们常常认为, 就像书法的墨迹,是一次就完成了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我重新加工过,以增 加作品的深度。 为了完成一项工作, 有时可能要花上一年...但是下笔必须有把握, 因为一旦落笔我们不能修改。 所有的画都基于两个方面,但是这种空间到底是什么意思?看事物有很多方式, 可以从构成看,或者从创作方面。如果我们从桌子的一边开始,并在这个地方 点上一点,这样就定义了一个空间。有的从古典主义的视角,也有的从文艺复 兴角度研究的,都同样很有深度。 纸张,画笔,油墨,这些都是宝藏 答:我收藏了大量的传统纸张,我们之为宣纸,但实际上还有些别的材质的, 种类很多,中国的,韩国的,日本的。油墨也一样,种类繁多并各有功用。在 同一幅画中,我总是用好几种油墨,这都是我从油画中得到的经验。 相关信息:高行健的作品展览将在比利时举行,一些小规模的展览将在布鲁塞尔的 J. Bastien 艺术画廊举办到 2 月 14 日,还有我们已经报道过的,在 Alsace 的 Wurth à Eirstein 博物馆一直 持续到 5 月 16 日的大型展览,也很值得大家关注。
  50. 54 阿曼普尔访谈艾未未 来源:美国有线新闻网(CNN) 发表日期:2010 年 3 月 16 日 16:00:00

    译者:@lihlii @weigeman @ReeLy @freeman7777 唐山大兄 @aixinrock LEMONed 等推友及译者 校对:@xiaomi2020 本视频可点击这里下载 Download (247,421 KB)。 本视频的墙外播放地址。 *中文字幕* 艾未未 cnn 访谈电骡下载: ed2k://|file| 艾 未 未 cnn 访 谈 .avi|253359770|845CC00F81D72B4B852D905B97143129| /|sources,59.152.193.13:4662| 克里斯蒂娜· 阿曼普尔(CHRISTIANE AMANPOUR),CNN 主持人:今晚,我们 谈谈艺术的力量与数字时代的异议者。我们对中国艺术家和异议人士艾未未进 行独家访问。 各位观众晚上好,我是克里斯蒂娜· 阿曼普尔,欢迎收看本节目。 艺术和艺术家总是扮演挑战政治权力的角色,这是因为艺术有与公众直接沟通 的独特能力。这在共产主义中国尤其明显,它一直试图控制艺术和异议。回到 1966 年到 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伟大的中国艺术作品被毁,数百万 人遭到迫害和监禁。 如今,互联网时代引入了新的张力。本周,谷歌因向审查制度摊牌而即將离开 中国。 我们将就此与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展开讨论:他对中国政府的直言批评,使他赢 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也让他几乎丧命。 (视频开始) 艾未未从不害怕砸烂最有力的中华文化和政治的象征,在一个系列照片中,他 摔碎了一件无价的汉朝时期的古瓮,而在另一件古瓮上画上可口可乐的商标, 借此反映古老文化在被商业化。
  51. 55 他帮助设计了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鸟巢体育场, 然后批评政府没有利用这个机 会改变政治方向。 但可能他最勇敢的姿态是在 2008 年那场造成上万四川学童罹难的大地震后。 艾

    未未召集公民调查志愿者,收集地震遇难学生的姓名,并在他的博客上批评当 地政府纵容建造质量低劣得如同沙堡般易坍塌的校舍。 这也促成了他在慕尼黑举办的一场名为“如此抱歉”的大型展出。使用孩子们 的双肩背书包作为对那些逝去的幼小生命的纪念,表达中国官员不认真对待这 些孩子们的死亡带给他的痛楚。 艺术家艾未未:一天,一位七岁女孩的母亲(无法听清)。她说:“我只是想让 她被人记住。要知道,她曾经在这个世界上快乐地活了七年。” 阿曼普尔:他的艺术行为让他付出了个人的代价。中国政府关掉了他的博客。 去年当艾未未到四川为另一位活动家[谭作人]出庭作证时, 警察闯进宾馆他的房 间并殴打了他的头部10。他随即在 Twitter 贴出了照片。 一个月后,正值他的慕尼黑个展,他被送进医院进行了脑部紧急手术。他再次 在推特上贴出他认为这是被警察殴打的结果。他又一次把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告 诉了遍布全世界的好几万人。 (视频剪辑结束) 阿曼普尔:现在艾未未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欢迎你的到来。 艺术家艾未未:谢谢。 阿曼普尔:让我们从头开始吧。你真的是将艺术带到了表达异议的高潮,但我 们还是从你的家庭故事开始说起吧。你的父亲——我们桌上有一张你和他一起 拍的照片——他对你有很大的影响。和我说说你童年时期你爸爸的艺术经历吧。 艾未未:我父亲三十年代在巴黎学习。当他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回到中国,随 即被关进了监狱。 阿曼普尔:为什么他被关进了监狱? 艾未未:那些年轻的,年轻的艺术家们,他当时在学习艺术,他们准备进行一 些游行抗议。 所以国民党就把他们关进监狱, 仅仅……然后他在监狱呆了好几年, 后来,他参加了共产主义斗争。 阿曼普尔:于是他成了一名共产党的英雄了? 艾未未:有一阵子,他曾是。他是,因为共产党利用他的影响力吸引了很多年 轻人加入共产党。 10 译注:见纪录片《老妈蹄花》
  52. 56 阿曼普尔:利用他的艺术、诗作和其他作品? 艾未未:对,对。 阿曼普尔:然后他们又在文化大革命中打倒了他,是吗? 艾未未:比那要早得多,在我出生的那一年,1957 年,他和 30 万知识分子[右 派]一起被打倒了。 阿曼普尔:那件事对你本人,你今天的艺术和社会活动,有什么影响?

    艾未未: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意识到这个国家里没有人性。持不同意见, 甚至只是持不同态度的人,他们都要打倒,你都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阿曼普尔:让我问你一个特别的问题,你是如何用形象来表达这一观点的呢? 我们看到了在录像片段中——我们看到你怎样摔碎了一个汉代的古瓮,以及你 怎样在另一个上画上可口可乐的标识。你这么做的用意何在?你想表达什么 呢? 艾未未:我试图鼓励人们用一种批判的眼光看待过去,因为我们受到的教育一 直告诉我们,我们的历史有多么多么辉煌。但事实上,我们在哲学上(无法听 清)是最贫瘠的。 阿曼普尔:你们是贫瘠的…… 艾未未:所以我试图让人们有所觉醒,如何对待我们的过去 阿曼普尔:那么砸碎瓮是什么意思呢?砸碎历史?砸碎既有观念? 艾未未:我认为通过砸碎它,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新形态,新途径来看待什么是 有价值的,我们如何判断什么有价值。 阿曼普尔:你说那个体系没有人性。我在看这些你绘在花瓶上的令人惊叹的照 片。你告诉过我,这些是新石器时代的文物,甚至比汉代还要古老。 阿曼普尔:那么你怎么说?你如何解释你的关于人性的观点呢?你说它没有人 性,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 艾未未:哦,你知道,一党体系,会镇压任何有不同观点的人,那些思想中稍 有不同想法的人,所以这„„仅仅因为有不同的观点,他们就可能失去生命, 被囚禁,被噤声,或者被消灭。而其他的人冷眼旁观,甚至,甚至都不伸援手。 阿曼普尔:所以你实际上是在用你的艺术,你的行动来对抗。那么你是怎么表 达你的反对意见的呢?艺术是如何等同于异议的呢? 艾未未:我认为,对我来说艺术就是一种独特的运用来表达我的观点,和成功 地与他人交流。
  53. 57 阿曼普尔:嗯,你在[用你的艺术]说什么?你如何运用它? 艾未未:对我来说,我尝试找到一种新方法,尝试建立一种新的可能,找到一 种表达自我的新工具,并可以达到更广泛的受众。 阿曼普尔:你是那些被选中共同设计鸟巢的艺术家当中的一员,那个用于举办 2008 北京奥运会的不可思议的体育馆。我们这里有一张它的照片。 但是随后你又呼吁抵制奥运会。我的意思是,你为什么先参与,而后又退出了 呢? 艾未未:我参与是因为受到瑞士建筑师事务所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邀请。国家

    从来没有邀请我做这一工作。因此,我是把它当成一个建筑项目来做的。当然, 我们希望中国主办奥运会,通过奥运会,中国能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份子,分 享相同的价值观。 但是很快我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你知道,中国政府或者说是中国共产党只是 把它当成一个宣传工具而已。因此,我必须要说这个事情和我没有关系。 阿曼普尔:然后就是 2008 年的四川大地震。这似乎是你的转折点。地震为何使 得你如此高调地反对这个体系? 艾未未:哦,我,我长大了,我对这个社会的体会是他们,他们是如何对待真 相的。通过地震,我们很快认识到,有许多、许多被掩盖的真相需要被揭露, 比如,学生们是如何死掉的。 阿曼普尔:所以说政府在掩盖真相,后来呢? 艾未未:是的…… 阿曼普尔:那么你是如何揭露真相或试图这么做的呢? 艾未未:呃,我们试着问许多非常简单的问题。谁死了?为什么会死?在哪里? 是哪个班级的?还有他们的生日?在寻找这些名字的时候,这个政府——我们 联系了政府。 他们说:“你肯定是个间谍。如果你想知道这些信息,你肯定是从美国来的间 谍。作为个人,你为什么想要知道谁死了呢?而且我们绝不会公布这一名单。” 所以我们决定通过互联网发起一项活动,呼吁有同样感受的人来加入我们。经 过一年的搜寻,我们找到了大约 5000 名死去的学生以及他们的年龄、姓名、家 庭和所属学校。 很快,我们得出结论,大部份学生死于 20 所学校,他们因为豆腐渣工程而死。 阿曼普尔:然后在慕尼黑,你把这转换成了一件艺术品?
  54. 58 艾未未:嗯,我一直在试着找到一种方法来传递这一信息,所以,我们定制了 5,000 个„„ 阿曼普尔:双肩书包 艾未未:用这些死难学生的书包去组成其中一位的母亲说的一句简单的话。 阿曼普尔:那句话是? 艾未未:这句话是:“她曾在这个世上度过了快乐的七年。” 阿曼普尔:直至她在地震中遇难 艾未未:是的

    阿曼普尔:在我们进入休息之前,你用你的作品这样高调的方式来进行政治抗 议有多可怕和危险呢? 艾未未:我认为这相当危险,因为有些说得比我少得多的人,已经有人被囚禁, 有人“被失踪”。就我来说,我还 OK,除了被打,还差点丢了命。不过我还是 ——这会非常危险。 阿曼普尔:那么是什么让得你继续这样做? 艾未未:哦,原因很简单。我不想成为被掩盖的真相的一部分(无法听清), 你知道,不想成为这种无视现实的一部分。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我们不得不讲 出来。 阿曼普尔:好的,我们待会继续,待会儿我们将讨论从数字化层面,在数字化 领域内的抗议和行动。等我们回来,我们将和艾未未探讨更多。 我们也将请美国的媒体创新者帕特·米切尔加入谈话。我们在 Facebook 上有 个讨论,关于社交媒体会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和政府的沟通方式。稍后将和 我们的嘉宾讨论这些,请继续收看 (广告时间) (录影开始) 播放录像:中国的言论审查 2009年1月, 奥巴马就职演讲中提及共产主义的段落从中国媒体中被删除; 2009 年 5 月,中国在声称武装部队殴打藏人的录像是撒谎以后,封锁了 YouTube; 2009 年 7 月, 中国西北省份在省会[乌鲁木齐]发生种族骚乱后, 互联网被切断; 2009 年 9 月,新闻网站要求用户实名登录才能发表评论„„ 艾未未:推特能提供中文界面吗? 艾未未:(无法听清)我知道也许你不是负责这事(无法听清)是还是否?
  55. 59 (笑) 艾米莉· 帕克女士:这里有很多人等着你的答案,杰克11。 Twitter 的联合创始人杰克· 多尔西:我得说——是的,只不过是早晚问题。 (录像结束) 阿曼普尔:这是艾未未出席昨晚在纽约的一场关于社交媒体和数字化社会活动 以及讨论推特的力量的座谈会

    阿曼普尔:艾未未再次进入演播室。此外,欢迎帕里媒体中心(Paley Center for Media)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帕特· 米切尔(Pat Mitchell),该中心主办了昨晚 举行的座谈会。 帕特,感谢你能来。 感谢艾未未再次回来 我想问:那么,你在要什么?在中国没有推特吗?我的意思是,我们的印象是 推特无处不在。这是杰克· 多尔西说的,他是推特的领导者,推特的创始人。 艾未未:在中国没有 Twitter。在中国没有 Facebook。在中国没有 YouTube。在 中国我们很快就会没有 Google。当然,你知道在中国也是没有 CNN 的。 阿曼普尔:我震惊了。我的意思是,我只知道部分情况。帕特,这是怎么回事? 社交媒体在中国的未来可能是什么,你说说? 纽约佩利媒体中心的帕特· 米切尔: 哦, 这是非常令人惊讶的, 当我听到杰克· 多 西说他此前一直不知道他不知道推特在中国被封锁而不能用。[...] 然后您[指艾] 谈了一个观点,看看都是哪些国家是这样——伊朗、朝鲜、古巴、中国。这说 明了什么? 好,这说明像推特这种社会化媒体技术和象 Facebook 这样的社交网络站点正在 为社会运动提供新的工具。这使得那些不想让人民获得自由的政府恐惧。 阿曼普尔:但这些网站都不能访问,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请帮我理解其中原 委,如果它们都不存在,你还能如何登录或使用它们? 艾未未:这个,如今我们有新技术帮助人们翻墙——那所谓的“防火长城”。 阿曼普尔:我懂了。绕过限制。 艾未未:是的。但只有极少数人有这能耐。比如说,Twitter 的中文用户目前大 概有五万人,包括作家、编辑、记者,他们能获取关于翻墙的知识。他们能得 到信息,他们也能听到我们在西方国家说的所有话。 11 译注:这是参加 Twitter 的联合创始人杰克· 多尔西
  56. 60 阿曼普尔:这对中国政府能造成影响吗?你的博客、你在数字领域的活动、推 特的用户——哪怕只有五万,这些会对政府造成影响吗? 艾未未:这些对政府有着深远的影响。还风华正茂的人能看到我们在推特上谈 论什么,在博客上写些什么。他们会透过不同的媒介来转述。然后有可能有数 以百万的人能读到这些。 阿曼普尔:我们现在在看你的推特网页和你的推特圈。帕特,目前谷歌和中国 之间关于言论审查的争论,会以何种方式解决? 米切尔:呃,谷歌有可能要退出了,因为另一个选择是留下并继续自我审查。 这显示,这些新技术在那些依靠愚弄人民而掌权的政府看起来有多么的危险。

    毫无疑问,这些技术将改变游戏规则。昨晚我们进行面对面访谈的同时,全世 界也在同步发推,发短信和电子邮件,提出话题和问题,但是推特能改变政府 吗?不,推特不能,但是人们能利用科技来改变政府。 阿曼普尔:那么,未未,你是否认为这是目前唯一的办法?我是说,你认为人 民还可以用其他方法向政府挑战吗?对于未来中国的政治变局,你怎么看? 艾未未:我认为第一步是,得到正确的信息,用知识武装自己,从而了解自己 的责任和期望。所以对于任何改变,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动力。 阿曼普尔:那关于你自己,虽然,你曾有过博客,中国人有什么反应?我了解 政府把它关闭了。 艾未未:是的,他们在七分钟之内关了我的三个博客,你可以看出来他们多害 怕人们说出自己的想法。我有,你知道,大约 1200 万读者„„ 阿曼普尔:1200 万? 艾未未:对,但是就一秒钟,没有人能读到我的文章了。所以这事教育了整个 80 后、90 后的年轻一代。他们都在问:为什么,为什么在中国的电脑上打不出 这个人的名字,为什么所有带他名字的句子都消失了? 阿曼普尔:我想弄明白,你是住在中国,来去自由,能搞你的艺术,写你的博 客吗?我的意思是,你并没有囚禁或是„„ 艾未未:是的,我还未被从来没有被拘禁过,但有人警告过我,你知道,我的 电话被窃听,我的银行帐号被检查,你知道,各种各样的骚扰都在进行。 米切尔:这就是技术的黑暗面,不是吗?数字技术现在所能实现的一切。你能 用数字技术来进行社会活动,同样的,他们也可以用它来监听和镇压。还„„ (交叉谈话) 阿曼普尔:是否因为他太有名了,所以一直没被„„,例如,受到更严厉的惩 罚或者镇压?你觉得呢?
  57. 61 米切尔: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原因,艾未未,昨晚有人不断这样问你,你措辞激 烈地反对政府,怎么还能[自由]进出中国呢? 艾未未:是的,这不好说。一方面,总理在大众面前背诵我父亲的诗,另一方 面,你知道,警察一直在跟踪我。所以这很难讲。你知道,我几乎被打死,所 以这„„ 阿曼普尔:确实,我们有几张相片,事实上,因为当时你在德国,被紧急送去 急救中心,我们看到,你不得不接受手术,一边还用推特把这些照片发往全世 界。 伊朗选举后出现危机时发生了什么?有人说你每天花

    24 小时都在推特上。你那 时在做什么? 艾未未:看到这一新技术能够真正的让年轻的伊朗人告诉世界他们的想法,我 们非常的兴奋。你知道,很多很多(无法听清),许多、许多推文就像最好的 诗歌一样。而且,你也知道,他们不顾生命安危,他们如何对待警察,而政府 和军队又是怎么样对待他们。 我们都看到了——可能我们也会遇到同样情形(无法听清),我们为其他国家 发生的事而兴奋或失望。 阿曼普尔:哦,我想问你,帕特,我是说,我们现在在美国,西方科技进步及 力量的塔尖,Jack Dorsey 在你的座谈上说过被引用过的一句话:“Twitter 给人 们带来了如此强大的力量,是因为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并且将会继续改变人民和 政府对话的方式。” 但实际上它究竟在做什么?因为它还没有为选后伊朗带来改变。推特是否仅仅 是加强图片文字信息分享力量的扩音器? 米切尔:这是根本问题。克里斯蒂娜,咋晚的对话挺有趣。杰克他自己说推特 在某些方面是个平淡无奇的东西。你知道,人们在推特上说“我要去喝咖啡啦”, “我要去学校接孩子啦”,但是当全世界都这么做的时候,它们也提醒我们存在共 同的人性使我们相互关联。这也是为何它也有些琐碎、微小。 但当你转到另一个层次,当我们看到,一名年轻女性在伊朗的街头奄奄一息的 照片,当我们听见海地地震受难者的求救消息,或者目睹一条生命在孟买被拯 救,因为在推特上有人指出了从旅馆逃生的方向;那时我们才意识到,我们不 是——我们有了能更改游戏规则的工具。 所以无论推特能做什么, 或不能做什么——你是对的, 它还没有推起一场改革。 改革需要人民去推动。但是利用这一技术的人民正在发动变革。 阿曼普尔:最后一个问题请未未回答,你认为在中国使用这项技术的,无论以 何种形式体现出的人民的力量,会在哪里,何时出现?
  58. 62 艾未未:我认为这不可预料。新科技是唯一可以帮助中国度过这段艰难时期的 途径,它已经显示出了巨大的进步,我相信终有一天这会发生。 阿曼普尔:继续做这个的话,你对你的个人安危担心吗? 艾未未:不,我不怕。我觉得我的生命„„从我出生长大,我一直在各种不同 的情况下受到威胁,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为他人说出他们的心声,而且他们知道 我正在这么做,这样会更安全。 阿曼普尔:艾未未,帕特· 米切尔,非常感谢二位参与我们的节目。想稍后和艾 未未就“推特影响民主”进行讨论,请登录

    amanpour.com/twitter 参与我们新 的带#的讨论,用"#AmanWei"标签提交你的问题。我们会选择回答。 接下来是我们的后记。 中国或许正试图封锁, 但是美国联邦调查局显然意识到, 如果无法打败它们, 那就加入它们。 FBI 正在使用像 facebook 这样的社交网站。 稍后将告诉大家。 阿曼普尔:现在是我们的后记。正如我们刚才讨论的的,威权政府会不顾一切 地审查互联网,来维持他们对权力的控制。在一些民主国家,比如美国,情况 有所不同,在这里,执法部门通过加入 facebook、twitter 等网站,拥抱社交网 络的开放性,FBI 密探能以此与嫌疑人进行沟通并搜集证据。 不是每个人都乐见其成。一些维护公民自由权的团体认为,随着互联网更加普 及,FBI 等机构的此种做法将危害到合法公民们的隐私权。 今天就到这里,明天我们来谈一谈东正教会日益增多的性丑闻事件,如果女性 进入了教会的权力层, 这样的事还会发生吗?请到 amanpour.com/podcast 访问 我们的往期节目录音,从纽约向各位道再见。
  59. 63 金融时报 新型中国政治家薄熙来 原文:China: A populist rising 作者 英国 《金融时报》

    杰夫•代尔(Geoff Dyer) 发表日期:2010 年 3 月 18 日 译者:FTC:何黎12 校对:@simabull,Drury 最近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会议期间,有一 个人成为与会精英们的谈论焦点。当他迟到 40 分钟抵达人民大会堂, 出席一次周末召开的会议时,成群的电视记者追在这个颇 为上镜的高 个子身后。现场乱成一团,还有人被踩到。通常,只有电影明星才能享受这样 的礼遇,而这一次,大出风头的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过去半年来,薄熙来在重庆发起的一项整治行动,让他的名字屡屡出现在报纸 头条,甚至在北京也能感受到这场政治风暴的热度。重庆市政府开展了一项全 面打击有组织犯罪的行动, 迄今逮捕了 3000 多人 (当中包括一些高层司法官员) , 在民间激起了在全国开展类似行动的呼声。此外,薄熙来还掀起了一股对毛泽 东时代的怀旧思潮——很多人觉得,那个时代的官员比较清廉。重庆市的手机 用户常常收到传播伟大领袖语录的“红色短信”。 薄熙来的整治行动,向人们揭示出一些中共地方官员与日渐蔓延的黑帮文化之 间的关系。但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地方范畴。首先,这场行动表明,2012 年中 12 注:本文原发 FT 中文网,后被删除。此为译者恢复的译文。 在
  60. 64 共高层换届之争正在升温(届时可能迎来一段动荡时期,九人常委更换人数可 多达七人) 。假如美国某个州的州长发起这种吸引眼球的行动,那么可以断定, 他 是要竞选某个全国性职位——而这正是薄熙来正在做的事情。 “他正设法为重返北京铺路,”谈到曾担任过商务部长的薄熙来,新加坡国立大学 教授黄靖这样说。“这是一场精心谋局的风险博弈,目的是进入‘第五代’领导班 子。” 薄熙来高调的打黑之举,也可能在中国这个盛行

    闭门协商和集体决策的政治体系中,带来一种政 治行事风格的改变。国家主席胡锦涛代表着一种 政治家的风 格:有能力、不苟言笑,善于操控 党内官僚机构。而颇具魅力、擅长与媒体打交道 的薄熙来通过越过政治精英层吁请民众支持的 做法,正在树立一种新的风格——不 妨称之为 “具有中国特色的民粹主义”。 “他属于那种更容易接近的、 亲民的新型中国政治 家 。 ” 乔 治 华 盛 顿 大 学 教 授 沈 大 伟 (David Shambaugh)在北京表示。 薄熙来在民众中的声望,可能会为下一代中国领导人在海内外的行事风格奠定 基调: 他们将更为开放, 更加灵活, 但可能也会更让人难以捉摸, 还有人担 心, 他们的民族主义倾向会更强。 现年 60 岁的薄熙来很早以来就是一颗不断上升的政治明星。他是革命家薄一波 之子,在北京长大,一直从事党政工作。他成名于上世纪 90 年代,先后担 任 大连市市长和辽宁省省长。2004 年他入京出任商务部长,与时任欧盟贸易专员 彼得•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进行了多轮针锋相对的谈判。薄熙来在东北大 力推动城市现代化项目,为此颇受那些赞成经济改革的人士的欢迎,而他的反 腐行动则为他赢得 了保守群体的支持。 然而,在 2007 年的一次党代会上,他目送两个同代人——习近平和李克强—— 获得晋升,进入中共最高权力机关——中央政治局九人常委会。人们预计 前者 将于 2012-13 年接替胡锦涛,后者将出任总理。当时薄熙来则被任命为发展迅 速的直辖市重庆的市委书记。这表面上是升迁,但在有些人看来则是离核心 领 导层更远了一步。 但薄熙来的打黑行动,让重庆走到了台前。去年夏季,代号 “反黑风暴”的首轮 打击抓捕行动展开。有关该市黑帮的种种细节成为大街小巷热议的话题。最引 人瞩目的行动之一,是抓捕有“重庆黑社会大姐大”之称的谢才萍。谢才萍开 设了多家赌场,其中一家就在当地最高法院对面。 这些抓捕行动很快暴露出有组织犯罪的严重程度。重庆西南大学法律讲师汪力 写了一本有关黑帮的书。他表示,黑帮势力真正扩张是在 2000 年之后,当 时 重庆经济开始腾飞。 “他们开始涉足合法生意,例如房地产。在土地拍卖会上,
  61. 65 他们会威胁其他竞标者不要出价。 ” 相关审讯也暴露出黑帮与地方政府官员之间的勾结程度。原公安局副局长、司 法局局长文强的落马, 更是昭示了这一点。 谢才萍正是文强的弟媳。 在 50 多

    名 落网官员中,文强的级别最高,他被控受贿 1600 万人民币(合 230 万美元) , 以及强奸一名学生。其中部分贿款来自谋求升职的官员。 此次反腐行动的规模大过以往,而且公开进行,新闻专业出身的薄熙来常常在 其中扮演啦啦队队长的角色。去年他曾向记者表示:“黑恶势力拿刀砍人,就像 屠户用刀砍杀牲畜。” 此外,与打黑行动同步进行的,是重树毛泽东时代的一些象征性符号。这不仅 是大量传播毛主席语录的短信。在面对电视摄像机举行的党内会议上,薄熙来 喜欢带领官员演唱革命歌曲。在重庆新落成的一个大学校园里,一尊 20 米高的 “伟大舵手”雕像耸立在教学楼和宿舍楼的旁边。 薄熙来并非第一个有意树立亲媒体形象的政治家。2008 年四川大地震后,中国 总理温家宝就利用在电视上露面的机会,指挥救灾工作,与百姓同处时还 会自 称“温爷爷”。不过,在中共探索用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取代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来赢 取民众之际,薄熙来比任何人都更加热衷于打亲民牌。 “他证明任何人想要成功,就需要学会如何在媒体上出名——这是获取声名和 权力的捷径, ”新加坡国立大学学者包子岳表示。“但在中国的环境下,你必 须 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在力求实现目标的同时,也要确保不至于疏远了太多在 北京的朋友。” 毫无疑问,重庆的反腐行动让某些政治精英感到尴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贺 国强和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都曾担任过重庆市委书记,现在他们面临这样的问 题: 当时为什么放任有组织犯罪猖獗下去?与薄熙来一样,汪洋也是一颗亲媒体的 政治新星,有在 2012 年争取高层职位的抱负。 重庆反腐行动也给胡锦涛带来了难题。他十分清楚,腐败可能会侵蚀中共的合 法性。全国各地的民众已纷纷要求像重庆一样打击官黑勾结现象。重庆之举不 仅让北京的反腐行动显得软弱无力,而且,在文强一案中暴露出的党内卖官鬻 爵现象,让民间要求政府采取行动的呼声愈发高涨。文强一案目前尚未宣判。 一位笔名梁京的政治评论员表示: “薄熙来把一场多年来不断加剧的地方治理危 机,转变为一场民意和高层政治危机,这对于胡锦涛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 薄熙来的整治行动不仅引起了政治精英们的警觉,也令支持政治改革的人士感 到担忧, 他们认为薄熙来的做法是一种倒退。 评论家表示, 他发动的“群众运 动” 让人回想起文革。他们还指出,这场运动中出现了个人崇拜现象。 (最近网上流 行着一首有关薄熙来的歌曲,歌词如下: “你的目光像刀剑,闪烁着寒光;对待 邪恶绝不手软,刺破了腐败和黑暗。你的名字让贪官闻风丧胆。 ” ) 知名博主连岳表示: “看到重庆这么容易就掀起一场小型文革,对全体中国人来 说是一种悲哀。 ”
  62. 66 为重庆一名黑帮分子担任辩护律师的李庄被捕,更是加剧了这种担忧。在被告 人当庭宣称遭到警方拷打后,李庄被指控怂恿他的委托人撒谎。李庄最初认了 罪,随后又翻供。他最终被判处一年半有期徒刑。 尽管李庄在中国法律界是个争议性人物,但他被定罪让许多律师感到害怕。中 国最著名的人权律师莫少平表示: “此案对所有律师来说是一个毁灭性打击。 这 是政治可能取代法律法规的根本问题。” 一些观察家担心,薄熙来这种亲民举措给未来的领导人描绘了一种出路,一旦

    经济陷入低迷,他们就可能采取这样的路线。黄靖表示:“以这种方式利用民 愤 和民族主义,将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那么不管对中国还是 对世界其它地区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 出于上述种种原因,薄熙来的政治命运将备受关注。包子岳认为,薄熙来如今 声望很高,如果下届领导人是由 3000 名人大代表投票选出,他应该能当上 主 席。包子岳表示:“就像 2008 年突然每个人都在谈论奥巴马一样,中国现在人 人都在谈论薄熙来。”虽然此类决定目前仍是由少数人组成的精英集团做出的, 但其他政治分析家认为,薄熙来很有可能进入常委,可能主管国家安全。 不过,薄熙来在政界高层中也树敌不少,他们不喜欢他在媒体上出风头,并指 责他傲慢自大。 目前距确定新一届领导人还有两年多的时间。 在此期间, 竞争 对 手可能抖出有关他和家人的不利信息,对他发起攻击。 有迹象表明,薄熙来意识到了其中的危险。从近期报纸报道来看,重庆打黑行 动的声势正逐渐减弱。在上周末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有人问起他的政治抱 负时, 他愣了一下, 然后说道: “我们是在这里讨论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 ” 随后, 《人民日报》网络版的稿件中删掉了这条问题。民粹主义看来在中国尚有 其局限。
  63. 67 金融时报 生而为钱的中国太子党们 原文:China: To the money born 发表日期:2010 年

    3 月 29 日 22:37 译者:ben 校对:@xiaomi2020 图:革命中的孩子 20 世纪 70 年代宣传海报中的年轻人 近来,中国的“太子党”已成为金融行业的“红小兵” 。 中国新兴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里,新天域资本(New Horizon Capital)是最有影响力和最成功的一家。这家公司管理的资金达数十 亿美元,其稳定的投资者包括德意志银行、摩根大通、瑞士银行,以及 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但是,光看其北京总部,你是万万猜不 到这些的。 这家公司在金宝大厦(Golden Treasure Tower)的大堂内没有标识牌,这座 大厦不过是靠近昔日的皇权中心——紫禁城——的一座普普通通的建筑。只有 看到了门上小小的几个中文字:新天域成长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我们方能确认 这是该公司位于大厦十二层的简易办公室。 这家公司并不需要豪华的套间,因为它有着中国最值钱的资产。这就是温云松 (Winston Wen),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Kellogg)商学院的 MBA,为人低 调,长相酷肖其父、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温家宝。 在
  64. 68 年轻的温云松先生和新天域资本是更为强势的太子党的“红小兵”。 太子党在中国 本土兴起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里占据着主导地位,通过重组国家资产和为 私有公司提供融资获取暴利。 2009 年, 据汤姆逊-路透公司统计, 中国的私募股权投资交易达到 36

    亿美元, 占亚太地区的三分之一。但是业内人士说市场潜力比此数据还要大得多。 据业内人员透露,太子党的主导优势,排挤了包括外国公司在内的关系不过硬 的公司。这种情况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原因有二。首先,私募股权基金在经济 现代化和为资本匮乏但是有良好前景的公司提供融资渠道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 但是唯有这个行业以专业化的和竞争性的方式运行, 各方才可受益斐然。 第二,一些当权者担心太子党在私募股权基金中的主导地位会带给公众更为恶 化的中国高层裙带纵横、权力无序的形象。在如此不透明的威权体系里,缺乏 民主社会中有群众基础的合法性,此种担忧难以驱散。共产党的官方喉舌《人 民日报》最近在网上的一个民意调查显示,91%的回复者相信所有的富有家族 都有政治背景。 在接受上述报纸的采访中,审计署前任审计长李金华说,官员子女和亲属快速 增长的财富“是群众最不满意的”。他于 1998-2008 年担任反腐高级官员,获 得了普遍的尊敬,这个月他对《人民日报》记者说,“从现在揭露的很多案件 都能看出来,很多腐败问题都是通过子女、通过亲属反映出来的。” 很多精英阶层的子女在西方接受教育,在过去 15 年里,他们中的多人被西方公 司和银行聘用,后者希望在进入中国市场时更有保证,或是能获准承销国有公 司在纽约或香港上市的项目。很多外国投资者知道,聘用高级官员的亲属作为 顾问或员工,能够冲破地方利益团体的官僚体制的阻碍和抵抗。 但是,如今,那些机构和投资者争抢着投资曾经为其打工的的太子党的私募股 权基金。“以前,这些有背景的人士最好的选择是去高薪的西方投资银行,但是 现在经济实力发生了改变, ”一位因话题敏感而要求匿名的业内人士透露, “现在 他们跟那些外国人说,“嘿,我现在有权了,生意都在我这儿,所以你们把钱给 我,我自己来投资,还要占大头哦”。” 私募股权基金领域名声显赫的太子党包括李振智(George Li),曾在美林和瑞 银工作过的前银行家,MIT 斯隆(Sloan)商学院的 MBA,其父李瑞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2003 年曾任中国的高级领导之一。据相关人士透露,他的另一 个儿子李振福(Jeffrey Li)最近从诺华制药中国区主管的位置上辞职,进入私 募股权基金行业。 业内的银行家和私募基金投资者说,按照媒体报道和业内人士所透露,Wilson Feng 是党内职位排名第二的吴邦国的女婿, 他在两年前离开了美林, 成立了一 家与国有核能集团关联的基金。 2006 年美林之所以能承销工商银行在香港上市 的项目,成为历史上最大的首次公开发行(IPO),Wilson Feng 功不可没。
  65. 69 私募领域的其他太子党包括李彤(Li Tong),她是九大政治局常委之一李长春 的女儿,李长春主管宣传和传媒。据三名相关人士透露,李女士现在掌管着香 港中银国际的一家私募股权基金,业务也集中于媒体领域。前任副总理曾培炎 的儿子 Jeffrey Zeng,曾就读斯坦福大学,也设立了一家隶属于国有金融机构 的基金。 “现在是中国金融行业的关键时刻,

    ”一位位于北京的外资银行主管说道, “但是, 我非常担心外国人和其他有才能的中国人被太子党和其他很有背景的人拒之门 外,后者试图主导中国的私募市场。” 政府一直鼓励本土私募行业的发展,但是对批准成立基金卡得很严,投资需要 在无数的政府机构中打通关节。邀请高层领导的亲属加入管理层,可以帮助私 募基金克服这些障碍。 很久以来,太子党一直被怀疑利用政治资本获取个人利益,在最后以血淋淋的 军事镇压告终的 1989 年天安门广场学生抗议中,这个问题就激起过民众的愤 怒。但是北京政坛内部人士认为,有两个人为这野心勃勃的一代开路,培育出 了金钱和权力的紧密结合的现代化前景。 很多外国投资者对前任总理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Levin Zhu)和前任主席江 泽民的儿子江绵恒都很熟悉,他们曾经在一些大型外企中工作过,或者与之合 作成立过合资公司。过去二十年里,他们的父亲们助力完成了最为重要的市场 改革,包括让中国成为 WTO 成员国。 朱云来在威斯康辛大学获得气象学博士。在纽约的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工作了 一段时间后,他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回到中国,精心安排了对中金公司实质上 的收购,这是一家合资公司,摩根斯坦利持有大约 34%的股份。 江绵恒号称拥有费城德雷克赛尔大学的电气工程博士学位。20 世纪 90 年代早 期返回上海,他受到了外国投资者的追捧,他们认定他是这个国家最有价值的 合资伙伴。现在,他控制了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这是一个运营上非常类似 于私募公司的政府投资公司。 随着其父辈在 2003 年的退位, 江绵恒和朱云来的影响力在消退。 但是, 作为“第 三代”技术官僚领袖的孩子,他们为当今太子党的兴起铺平了道路。一位和很多 太子党打过交道的人士评价,“这两位确实给了大家这样一种印象:红色家庭 治理国家为的是自己的利益。他们的行为给年轻的一代太子党开了绿灯,刺激 他们将金条装满自己的口袋,而不管这会给党或领导层的形象带来什么样的后 果。” 一些分析人士和从业人员表示,把外国人和其他竞争对手排挤出去,由太子党 独占这个市场,在管理技能或财务纪律上,不会给这个行业带来什么好处。 “私募对太子党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领域,因为通过各种关系,你可以在 IPO 之前进入公司,在很短的时间内赚上一大笔,”西北大学的史宗翰(Victor Shih)
  66. 70 教授认为,“这是轻而易举的来钱之道,每个人都会因为他们的关系网而支持他 们。每个人都乐意这样做,以期从高层领导那里交换潜在的优惠条件。” 一些和私募领域的太子党关系紧密的人士说,他们经常感到他们是反向歧视的 受害者,无论他们怎样优秀或是努力工作,公众都认定他们的成功纯粹是依靠 裙带关系。但是,一些在中国投资领域重要的实际操作者认为他们虽然从家庭 关系中受益,但是其本身的资质也堪当其职。例如,刘乐飞,中央宣传部部长 刘云山的儿子,曾经作为国有公司中国人寿的首席投资官,管理过 1 万亿人民

    币的资金。现在他掌管着国有的中信私募产权基金。 《金融时报》无法与文章中的一些当事人或者公司联系,即使联系到了,他们 也拒绝发表评论。 因为害怕激起公众的不满和对裙带关系的谴责,有关领导层和其后代的私生活 和生意来往的信息属于范围模糊广泛的国家秘密法案管辖之列,这些法案经常 用于平息对政权的批评。甚至现任领导的亲属的存在通常都需要严格保密。在 中国,用互联网搜索太子党及其活动,经常是遭到屏蔽的。 大多数太子党生活在北京周围的豪华的门禁森严的社区中,在全国和世界各地 都有度假别墅。他们的配偶几乎不会出现在公共场合。年轻的、不是那么谨慎 的太子党,在北京开着有军队或武警牌照的豪华跑车,这些牌照可以让他们无 视交通规则,也不会被警察拦下。 但是太子党们自身也面临着两难。 如果他们的生意过于成功, 或者是过于高调, 即使是还未出现具体的对不当交易或享有特权的控诉,也有可能会损害他们有 权势的父辈们的政治财富。 一些分析人士和业内人士预测到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那些权贵家族的子孙 们会利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来分享经济利益,牺牲者不但是外国投资者, 也包括和中国的革命政权建立者有着血脉关系的“老一辈”太子党。 但是在北京,党内小范围的权力斗争可能会加剧,2012 年的大规模领导层权力 交接的到来将加剧紧张局势。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更激进的年轻一代太子党们 的私募基金活动可能被政敌用作攻击其父辈们的武器。 就拿温云松来说,“你不得不想想,如果他的儿子在充满各种诱惑的金融部门 有这么显赫的职位,温家宝可能对一些敲诈勒索让步。如果有人想向温云松泼 脏水呢?”
  67. 71 2000 年江泽民与华莱士在新闻 60 分钟的访谈 原文:CBS: Jiang Zemin Talks With

    Wallace 作者: 新闻 60 分 发表日期:2000 年 8 月 31 日 译者:@jayzhu1007@xiaomi2020 校对:@jiangge09 在江泽民访问美国的前夕 ,中国的国家主 席,江泽民与华莱士13坐下来进行了一次少 有的面对面访谈。 在这个话题宽泛和令人惊讶的坦率 的访谈 中,江谈到了很多话题,包括美中关系、天 安门事件和美国价值观。 这两位最近在海边休假胜地北戴河的主席 别院中相见, 开始了中国官员所称的西方电 视新闻媒体的首次访问。 江(江泽民),作为占地球五分之一的中国人的领导,在过去的十余年里都没 有接受过美国电视台的采访。华莱士的访问将在江预定对美开展访问的前两天 播放。 华(华莱士):最近贵国官方英文《中国日报》(China Daily)有一则报导,标 题说美国是《世界和平的威胁》。你是否同意这一判断:美国是世界和平的威 胁? 江对此应对自如。 江:坦率地说,可能是因为经济力量和美国在科技上的领先,美国倾向于高估 自己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他说。“但是今天,我想对美国人民传达一个善意 的信息,我不想在我们的谈话中用太多强硬之词。” 在问及总统选举14,未来的中美关系时,江说他在两党中都有很多的朋友。 13 译注:美国 CBS 电视台的“新闻 60 分”节目与华莱士的相关资料 14 译注:此处的总统选举指的是 2000 年的美国大选,最后由小布什击败戈尔当选; 图:江泽民在与华莱士的 60 分钟访谈
  68. 72 华莱士问道:“那么你对双方的竞选活动都提供资助了?” 江: “你在开玩笑吗?我们从来不做这样的事。 我已经读过了两党的竞选纲领, 无论谁当选,我都相信他会力图改善中美之间的友好关系,因为这符合全世界 的战略利益。有人告诉我不要太看重在竞选过程中候选人做出的不友好言论因 为一旦当选,他们就会友善起来。我只希望这会成真。” 在本次访谈之前,江同意简短回答,这样两人可以谈更多的问题。当华莱士提 醒他这一点时,江微笑着说他可以回答,指出他的答案也会较长。“我想我的

    答案可能和你的问题一样长。” 本次访问之地北戴河被称为中国的“戴维营”15。北戴河也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 每个 8 月私下里会晤,为来年制定计划的地方。江主席同意与“新闻 60 分”坦 率交流,强调他想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 他说,“我希望通过你的节目将我的美好祝愿带给美国人民。” 江说,两国的关系,总体来说,是好的。但他将中美关系以“自然界”为比喻, 来说明其变化多端:“我们之间的关系有风有雨,甚至有乌云。但是,有时雨 过天晴之后,我们都希望中美之间能建立建设性的伙伴关系。” 华莱士回复道,“这听起来真像是政客的言谈。不够坦白。” 江说,“我不认为政客是个好词。” “是的,这不算是个好词, ”华莱士说。“在这种语境中是个外交辞令。” 虽然江是一个好交际的,喜欢受到关注的人,在 10 年中他都没有与美国电视记 者进行过详尽的访谈。他说这部分是因为美国拒绝相信中国的大多数人实际上 对一党统治是满意的。江对华莱士称中国为独裁国家表达了强烈的不同意。 “你的描述就好像一千零一夜听起来那么荒诞,”江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6 选择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又选举出政治局。政治局有一个常务委 员会,我就是其中的一名。如果没有全体成员的通过,就不会作出决定。” 华莱士问江在天安门广场上出现学生运动的时候,他是否敬佩那位站在坦克前 面的学生的勇气。 江:“他从来没被逮捕,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看看这张照片,我就知道他 肯定有自己的想法。” 华莱士:“您还没有回答问题,主席先生,您就没有一点敬佩他的勇气的成分 吗?” 15 译注:戴维营,美国总统的休假地,这里将中国的北戴河比喻为美国的戴维营; 16 译注:此处原文似有误,应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
  69. 73 江:“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我想强调我们完全尊重每一位公民的表达自己的 愿望和诉求的言论自由的权利。” 华莱士说,“我说的并不是那辆坦克,我说的是那个人的信仰,他的勇气,只 身一人,对抗着坦克。” 随后华莱士提到,江泽民在抗日战争中也曾是上海的一位学生活动分子,那么 情况又有何不同呢? 江:“在 1989 年的动乱时,我们是真心明白学生的热情,他们要求更加民主和

    自由的诉求。事实上,我们也一直在努力提高中国的民主制度。但是,我们不 允许一些居心不良的人,打着民主和自由的幌子,利用学生运动来推翻政府。” 在天安门事件后一个月, 江泽民在一次演讲里说道: “腐败正有愈演愈烈之势。 如果全党和政府机构都用手中的权利来谋取私利,那么和在光天化日下抢劫老 百姓有什么不同?” 华莱士指出,天安门事件的抗议者们同时也要求惩治腐败。于是他问道,他们 的抗议是否对共产党有所触动呢? 江:“我也憎恨腐败。你说参与 89 动乱的学生们曾经把抗议的标语改成了反对 腐败,这是对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党和学生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 而为了凸显自己曾经的学生活动分子的身份,江主席自己甚至在唱起了在 1943 年他唱过的反对日本侵略的歌曲:“学生们站起来,保卫祖国母亲。” 江泽民的秘书们则抗议说,鉴于天安门事件和江泽民毫无关联,向他展示相关 的该暴力事件的照片是不公平的。但是他们却很乐意给《60 分钟》节目看看去 年在北约空袭中被美国战机轰炸的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 而当问到是否认为美国是有意轰炸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时,江间接地给予 了回答。 江:“美国拥有高精尖的科技,因此美国解释的所谓‘误炸’是完全不能让人 信服。 “中国在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是如此的显 眼, 以至于几乎不可能因为‘辨识错误’而 被轰炸, 因此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意外呢?这 个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答。 但是我们仍然决 定要向前看,努力改善中美关系。” 后来, 美国政府尝试说服中国那次轰炸是个 可怕的失误。 江: “克林顿总统很多次在电话里就‘误炸’ 事件向我道歉。 我告诉他, 因为你代表美国 图: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迈克•华莱士在 访谈中交谈(CBS)
  70. 74 人民,而我代表中国人民,我们在这一点上无法达完全的一致。” 在近期的访问中,江主席告诉华莱士因间谍罪被起诉的李文和并非是中国的间 谍。 江:“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中国跟李文和案17没有任何瓜葛。但是我们真的知 道他是一名科学家。” 江说,李文和到中国来和中国科学家交流是很正常的事情。“这就像中国的科 学家到国外去旅行一样正常,”他说,“请允许我在这里引用一句中国的谚语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背后有何政治动机。现在中国人 还是认为李文和只是位著名的科学家而已。”

    当华莱士指出,当提及此话题,江第一次流露出了紧张情绪的时候,江大笑了 起来,说道他并不紧张并反问华莱士他是否也认为李文和是间谍。而当华莱士 婉拒回答时,江又笑了几声。若干年前,当江泽民还是一名学英语的中学生时, 他学过托马斯•杰弗森和阿布拉罕•林肯的演讲。当他作为教师的时候,他在课 上教授过《匹兹堡宣言》。 当华莱士问及此事时,江说他还可以背诵其中的段落。 “八十七年前,我们的父辈们在这块大陆上建立了新的国度,他们追求自由并 坚信人人生而平等”江凭着记忆背诵起来。 华莱士问他为什么这一部分记得如此清晰时, 江:“我被‘人人生而平等’这一句吸引。当我年轻时,这句话就对我产生了 极大的影响。而且我认为当年阿布拉罕•林肯的理念至今仍是美国领导人的目 标。” 江:“尤其是最后一段,‘这个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将永远不会从地球上 消失。’” 于是华莱士询问江对于民主的看法:“为什么美国人民可以直接选举他们的领 导人,而你显然不信任中国人民也可以进行这样的选举?” 江:“我也是一位被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尽管我们有着不同的选举制度。每个 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教育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因此,每个国家都应该有自 己的制度。” 江泽民是被中共最高领导层选出的主席。而只在一些小村庄和城镇才有普选, 并且候选人要么是中共党员,要么只能以独立选举人的身份参加选举。 17 译注:李文和案:他于 1999 年被指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窃取了关于美国核武库的机密。2000 年, 李与美国联邦政府达成诉讼协议: 他对一项罪名认罪, 政府收回其他 58 项指控并将其释放。
  71. 75 华莱士问江泽民为什么在中国实行的是一党专政。“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有反 对党呢?”江回答道。“你们想向全世界推销美式价值观和美式政治制度,这 并不明智。” 江:“我坦白说吧,中国和美国在价值观上截然不同。你们美国人总是用你们 的价值观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下定论。我们希望从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 和发展经济的方法,但是这些技术和方法必须适应中国国情。这就是为什么我 们在过去二十年间取得了如此瞩目的成就。” 中国的居住条件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在中国,如同在美国一样,经济状况的好 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民对政府的满意程度。江坚持认为让人数众多的中国人

    团结一致共同发展经济的最好方法就是让绝大多数中国人坚信强有力的一党统 治是最适合的道路。稳定是第一要务,哪怕有些时候要付出牺牲人权的代价。 于是华莱士问到了关于人权和关于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的行为。 江:“他们的领袖,李洪志,声称自己是佛祖和耶稣的转世,你信么?他说世 界末日即将到来,地球即将爆炸。他所说的这些只是欺骗人民的胡言乱语,但 在事实上,却造成了许多家破人亡的悲剧。鉴于如此多精心编造的谎言,我们 认定法轮功是邪教组织。” 江指出没有法轮功追随者被判处了死刑。但有报道说他们中有 26 人在警方的羁 押中死亡。 江告诉《60 分钟》,法轮功导致了成千上万的练习者自尽。 但是法轮功声称这是荒谬的,它从未鼓励练习者自杀,他们还说,尽管有中国 政府的打压,但是法轮功组织还是在发展壮大。 而当被问到中国政府迫害基督教徒的时候,江说中国政府从未迫害过基督教徒, 而且中国宪法保护宗教自由,包括对基督教的信仰。“但是法轮功是邪教,” 他说,“他们和基督教有本质的不同。” 江一向主张严格控制媒体,他说:“媒体,应该作为党的喉舌。” 江:“我想所有的国家和政党都会有他们自己的出版物来传播自己的思想,我 们有言论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应该从属并服从于国家的利益。怎么能让这种自 由破坏国家利益呢?” 华莱士问江为什么中国封锁了一些网站,包括 BBC 的和《华盛顿邮报》的。 江:“我们希望人们从互联网上学习有用的信息,但是,有些时候非常不健康 的信息——特别是网上的黄色信息——这些内容会影响我们青少年的成长。” 华莱士指出,BBC 和《华盛顿邮报》的网站并没有黄色信息。“那他们被禁可能 是因为一些政治性的报道,”江说道。“我们对待信息要有取舍。我们希望尽 可能限制那些对中国发展没有益处的内容。”
  72. 76 江泽民的前任,邓小平曾经说过“致富光荣”。江说在那时,这个说法允许一 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最终目标是人民共同富裕。” 华莱士问他是否觉得美国比中国更加腐朽一些。 江:“让我这么说吧,考虑到两国历史传统、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诸多不同, 许多你在美国认为并不是腐朽落没的东西,在中国确实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对信息有所取舍。” 在江泽民访美的行程中,他将会会见美国商界领袖,以敦促他们增加对中国的 投资。中国巨大的十亿买家市场早已让美国企业垂涎三尺,但是现在的情况仍 是中国卖给美国的比美国卖给中国的要多得多。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白宫表示,如果国会批准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伙伴 的身份——白宫已经批准了——那么他们会迫使中国降低关税和贸易壁垒,并 最终购买更多的美国商品。 江也希望获得永久正常贸易伙伴的身份,并且在采访即将结束时重申了这一点。 “我相信这次访谈会进一步深化中美友好关系,促进和加深两国及两国人民的 了解,”江泽民说,他还告诉华莱士他很钦佩美国,“我希望两国人民加深相 互了解。”
  73. 77 外交政策 译者频道——看中国 再思考:中国军队 现在恐慌,为时过早 原文: Think Again: China's Military

    It's not time to panic. Yet. 作者:DREW THOMPSON 发表时间:2010 年 2 月 24 日 周 三 译者:苏吴男爵 校对:@xiaomi2020 “中国军队是日渐增长的威胁” 还不是。 近 20 年,中国花费总计数千亿美元的巨额军费来推进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如果 说在海外尚无法望美国之项背的话,中国在本地区内已逐渐有能力向美国挑战。 但中国的军事打击能力仍无法告诉我们中国是否有意使用之。 当然,中国在华盛顿热议“中国威胁论”的近几年中不乏动作。例如,中国在
  74. 78 2007 年发射导弹摧毁了一颗通信卫星。 这是一次戏剧性、 出人意料的军力展示。 在外交部发言人最终承认确有其事前,中国保持缄默达 12 天。外交部声明说: “本次试验不针对任何国家,也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在 2008

    年 5 月,有卫 星图片显示中国在海南——中国南方的一座岛屿上建成了一座巨大的地下海军 基地,据猜测是中国海军进出太平洋的一个中继站。今年 1 月,在美国宣布新 一轮对台军售后不久,中国进行了又一次反导拦截技术试验。 类似上述的发展成果在五角大楼关于中国军力扩张的年度报告中都有可靠的提 及, 而在诸如 Robert Kaplan 发表于 2005 年的 《我们拿什么对抗中国》 (How We Would Fight China)这类警告性的文章中尚未提到这些近况。甚至温和派的美国 国防部长 Robert Gates 也在去年警告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可能威胁美国展示军事 力量, 利用基地、 海空军帮助太平洋地区的盟友们和支撑他们的网络”去年秋天, 新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Pacific Command)长官的 Robert Willard 提出:“在过 去的近十年中,中国的军事实力已经超出了我们的大多数情报估计。”此番暗示 提出警告者所言非虚。 同时,中国领导人强烈谴责任何暗示中国并非如他们所形容那般在进行“和平崛 起”的说法。 自 1979 年的中越边境冲突以来, 中国从未参与大规模的对外战争。 但是,他们也从未解释为何中国如此拼命投资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北京的官方 口径是他们希望有能力保卫国家免遭外敌侵略、并且赶超西方强国——众所周 知,在 19 世纪这曾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已故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 1979 年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 他支持国民经济建 设要优先于军队建设。但是 12 年后,第一次海湾战争敲响了中国政府的警钟。 一支的落后军队被装备更加精良的西方军队迅速摧毁引发了中国的担忧。1991 年,五角大楼把它大部分最先进的武器的首次投入实战——包括隐身技术和精 确制导武器。他们的对手伊拉克军队则是当时全球第四大武装力量。美国及其 盟国的联军短时间内就摆平了伊拉克购自前华约国家的武器装备。中国真的又 震惊又敬畏。 毛泽东提倡的“人海战术”——己方士兵数目超过敌方子弹数目的战术——已 经不适应中国在 21 世纪的国防需求,这已昭然若揭。从 90 年代早期开始,中 国的国防计划制定者们开始大量地学习理论知识、寻求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来打 造解放军。他们同时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型——通过裁军集中力量发展高 科技,从而使他们能够赶超美国和其他可能的敌人。 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需要为此担心吗?台湾历来被宣称为中国领土,而且 在中国弹道导弹和常规武器的打击范围内,自然有理由感受到威胁。甚至在两 岸关系有所升温的近几年,北京政府部署的瞄准台湾的中程导弹数量仍然超过 任何历史时期。当被问及为何如此,北京政府抗辩说印度——亚洲的另一个潜 在超级大国也正蠢蠢欲动。去年 9 月,中国分析家李秋林在中国共产党的一本 著名刊物上发表文章鼓励解放军加强在南亚的军事打击能力。这引发了印度分 析家和媒体广泛的不安。18 18 译注:相关文章《求是:美印加强军事合作改变南亚战略格局》
  75. 79 但是,美国现在就恐慌还为时过早。大量研究过中国军事的专家认为虽然中国 军队的现代化使其在本国沿岸与美军作战的能力有所提升,但仍然无法挑战美 国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地位。即使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麻烦不断,美军仍然是全 球最强大的作战力量。 “中国军队的人数世界第一” 是的,但取决于你如何计算。 解放军雇佣了数目最多的军人——现役军人 220 万。尽管其从

    1985 年到 2005 年已裁军 170 万,并且还在不断裁减中。但这个数目仍远高于美军 140 万的现 役军人数目。 不过,美国还拥有超过 70 万的国防部文职人员以及无数的外包人员。 (在伊拉 克和阿富汗战场, 大约有 25 万外包人员、 18 万正规军人, 两者数目大体相等。 ) 但是,美军外包给民间组织的很多任务在中国都需要解放军来完成。 国防支出也许是一项更有对比意义的指标。在这一项上解放军比之五角大楼望 尘莫及。美国在 2009 年度国防支出 7,380 亿美元用于全球防务与本土安全。而 中国同期的国防支出据估计颇在 695 亿至 1,500 亿美元之间。但很显然,美国 的国防支出要比位列世界第二的中国高出不少倍。 同时,解放军在全球的分布远不如美军。在去年 6 月,美国共有 285,773 名现 役军人部署在海外。但是中国没有海外基地,只有少量解放军人驻留海外保卫 中国使馆、参加国际合作项目和联合国的维和行动。
  76. 80 “人民解放军缓慢、保守而落后” 不再如此。 解放军虽然仍无法赶上强大的美军, 但是自 1949 年毛泽东领导的游击队打败国 民党以来,他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在过去的 20 年中,中国提高了

    士兵与军官的素质、技术水平和作战效率,甚至在他们裁军之后仍有提高。 解放军的基本配备不再是像过时的 T-55 坦克这种二流的苏制装备。中国曾在上 世纪 5、60 年代装备过这种坦克,伊拉克军也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部署过该型 号坦克。虽然不是所有的解放军部队都配有尖端装备,但是中国军队在不断地 融入新型的武器、指导思想、训练方法以及指挥控制系统。 今天,在很多密切关注的外国观察家眼中,如果说中国军队目前还无法与美军 匹敌的话,至少他们是一个“快速学习”的组织。中国军队部署的武器装备抵消了 美国的核心优势,例如弹道导弹、可用于攻击本地区的美军航空母舰的超音速 掠海飞行反舰导弹、发展壮大的潜艇部队、国产的侦查卫星和通讯能力;以及 最近展示的摧毁卫星和拦截导弹的能力。 虽说如此,不是所有技术都能够轻易融入原有体系。举例而言,当中国首次购 入俄制基洛级潜艇时,据报道有其中一些在延期服役(extended periods)时无 法工作并且在 2002 年被运送回俄罗斯修理。 有报道称中国在进口战斗机和引擎 的时候也遇到过问题。 从这些挫折所透露出来的是,中国观察家们认为解放军做出了一个巨大的的改 进来维护和运用这些进口装备。2008 年年底,中国派遣了一支由三艘舰艇组成 的舰队开赴非洲海岸海盗猖獗的索马里海岸,执行打击海盗和护航任务。这是 现代史上中国的舰艇第一次在海外部署,并且全副武装、配有直升机和特殊作 战单位,随时准备应战。首次任务中,中国派出了两艘驱逐舰和一艘综合补给
  77. 81 舰,舰队成功击退海盗、为数百艘次的民间船只提供护航。现在中国海军的第 四批舰艇正在索马里海域,显示其有能力继续执行任务。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会削弱军队” 有可能。 解放军的硬件设施正在改进,但解放军的新兵们又如何?普遍的看法是中国的 计划生育政策培养出了被宠坏的一代, 被称作“小皇帝”的超重男孩们享受着外公 外婆、爷爷奶奶的溺爱,和父母亲在田间地头、车间、办公室里辛苦赚来的劳 动成果。

    (事实上, 许多家庭——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家庭生养了不止一个后代。 ) 虽然报道有时会被夸大,但是 1979 年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人口 的剧烈变化确实冲击了解放军。截止至 2006 年,独生子女在军中的比重已从 10 年前的 20%上升至一半以上。中国拥有了一支史上人数最多的“独生子女大 军”。 中国军队的应征者往往是其家庭里年老的父母、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唯一支柱。 作为对这一事实的妥协,解放军在 1998 年将义务兵役缩短为 2 年,好减轻农村 独子家庭的经济和社会负担。由于士兵参加训练和演习的时间显著减少,许多 作战单位似乎只能够保持较低的战备级别。独生子女的军官也更倾向于退伍转 业到地方,在地方上他们能更好地供养父母、照料家庭。 当然,自上个世纪 70 年代以来中国军队就没有经历过实战,因此难以真枪实弹 地考核一支由独生子女组成的军队能否成为有效的战斗力。解放军已经发现这 些独生子女士兵比非独生子女的同袍拥有更好的沟通能力和电脑操作技巧。然 而,他们在其他方面似乎表现不佳。独生子女的新兵不那么吃苦耐劳,他们承 受不了高强度训练带来的痛苦、请病假更频繁。即便是像洗衣服这样的简单杂 事也让他们纠结不已。如果他们需要太多手把手的指导,那么解放军会发现其 面对现代战争一切准备就绪却没有准备好上战场的士兵。
  78. 82 “中国需要军队来镇压国内动乱” 不,这是武警的任务。 在 2008 年的西藏首府拉萨和 2009 年维族占多数的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当世人 惊恐地看到装甲运兵车和便衣士兵(camouflaged soldiers)镇压暴乱的时候,

    很多人臆测手持防暴盾牌行进的是中国军队。但这是错的,仔细观察他们的肩 章、领花会发现这些部队来自人民武装警察,而非解放军。 武警一支辅助性的武装力量, 肩负公共安全方面的众多责任。 1989 年 6 月之后, 解放军曾经被召集并动用坦克把抗议示威者驱离天安门广场。在此之后军方寻 求从中国领导人得到保证,不再参与镇压国内事件,而且他们既不会为此训练 和也不会为此装备。 武警部队于是被赋予了此类特殊任务, 同时其获得的资源、 人力和特殊训练也有显著增长。 解放军老大哥遵守的由中央政府制定的军法和军规条例,其中的大多度也同样 适用于武警。然而,绝大多数武警接受公安部——中国的民警——和下属公安 局的指挥。武警的主要组成部分(指武警部队的内卫部队,译注)负责确保“国 内安全”,其职责包括控制人群和应对暴乱。当国内发生骚乱时,被召集平息骚 乱的是武警而不是解放军。2008 年中国国防白皮书声称有 26 万武警担任日常 保卫工作。其他官方来源则声称武警共有 66 万官兵。虽然武警的主要任务是国 内治安,但是也有预期说他们会在战时支援解放军。 “中国的战斗计划都针对进攻台湾。 ” 曾经如此。 在过去一段时期,中国军方领导人们的确曾把重心放在对台湾开展 “有限战争” 为目的的军事准备上,并预计美国肯定会干涉这场冲突。解放军购买和开发的 许多武器系统,以及他们进行的训练都明显针对一支技术领先的敌军——尤其 强调要研制战术使美国的海军无法靠近中国海岸,这一战略被称作“阻断管道” (access denial) 。 在过去, 一年一度的大型两栖作战演习被戏称为 “百万泳师”, 这勾勒出了成千上万的应征入伍者的军旅经历。 虽然模拟中国在台湾的登陆日(D-day)是对解放军的核心任务的一次简洁明了 的沙盘推演,但是随着当今中国军队实力和指导思想的日益发展 ,最终他们将 有实力维护中国不断扩张的全球利益。解放军的第二炮兵部队和科技单位正日 益在太空战和信息战中展现出能力。他们已经磨砺出了发射和操作卫星的能力 用于提高通信和情报收集的水平。新的海空军作战平台和作战能力,诸如空中 加油机和新级别的舰船,也提升了解放军的海外部署能力。 现在,中国的军队著作正越来越多地关注范围更广的军事任务,不仅仅着眼于 中国的领土完整,而且关心中国的全球利益。从尼尔利亚的石油垄断地位到连 接云南省省会与缅甸位于孟加拉湾的实兑港的在建的输油管道,北京政府认为 他必须有能力保卫本国的人民、基础设施和处于全球最动荡地区的投资——与 大不列颠帝国在 18 世纪的所作所为非常类似。
  79. 83 “中国的军队有全球野心。 ” 也许某天会如此。 在冷战最激烈的时候,前苏联的军舰在各大洋上游弋、飞机在国际领空盘旋。 相反,中国的海军几乎不离开本国领海;中国海军驶离本土稍远巡逻的时候, 他们也没有穿越过太平洋。 但是, 毫无疑问的是中国正在坚定地打造海岸线以外军力打击的本领。 诸如

    2002 中国海军环球首航、在非洲海岸打击海盗这些里程碑标志着中国正放眼更加全 球性的行动。 虽然北京政府尚未向遭受自然灾害的海外地区派驻作战部队,但是在不远的未 来中国的军用飞机可能会运送中国制造的抗灾用品飞赴灾区。当军旅作家探讨 中国如何执行地区性的任务来确保中国在领海以外的利益时,中国海军战略家 们已经把灾后援助视为中国未来的航空母舰的主要任务,并且最近有一艘医疗 舰开始了服役。 毋庸置疑,中国的战争计划制定者眼中的未来,中国会有能力离岸保卫本土。 中国海军有朝一日会在“第一岛链”(一条由日本出发,经由冲绳、台湾,南至菲 律宾和中国南海的一条虚构连线)以外活动,最终包围第二岛链为止的西太平 洋的大部分(第二岛链自日本出发向南经过关岛到澳大利亚) 。但是,中国政府 是想要有朝一日建立海外基地,还是仅仅想要在需要的时候有能力进行全球军 事打击尚不清晰。 一些人怀疑中美两国正走上一条冲突的道路。 Kaplan 在 《大西洋月刊》 (Atlantic) 中提出了一种不祥的可能性:当中国海军真的进军太平洋的时候“他们很快会遭 遇不愿意从亚洲大陆架挪走的美国海空军”, 结果就是“持续数十年的冷战的重演, 而这次的重心不在欧洲而位于太平洋的珊瑚礁环岛之间。”无疑,中美之间存在 着高度的不信任。中国迅速崛起的经济、稳步实施的军事现代化和其在国内从 不间断的民族主义宣传正在塑造公众的期望,并限制同其他强国相互妥协的可 能性。 这不会使争端变得不可避免,但这会造成长期的担忧和影响美国在避免与中国 敌对上所做的努力。中美军事上的接触远远落后于两国在其他方面的关系。台 湾问题是两国间一个显而易见的分歧点,同时可以相信两大强国会在这个问题 上陷入直接冲突。美国海军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内的监视活动也是另一个争议点。 然而有一种认识正日渐增长:中美应该互相做出保证,避免几乎必然会给双方 带来毁灭性后果的冲突。 除了那些在阅兵仪式上踢正步的士兵以外,解放军远不是前苏联的威胁的复制 品。尽管大有满是术语且语气自豪的文章谈到中国崛起的必然性,中国的政略 制定者仍然小心谨慎地不公开描述他们征服全球或者建立海外基地、前哨战、 补给点的抱负。 也许再过一代人,中国的军事策划者会更加公开地制定关于如何获得在海外基
  80. 85 中国如何学习苏联——白思鼎丏访 原文: China Learns from the Soviet Union: An

    Interview with Thomas P. Bernstein 作者:The China Beat 和 Thomas Bernstein 译者:xiaolin 校对:xiaolin 白思鼎(Thomas P. Bernstein)是哥伦比亚大学政 府学荣誉教授,最近他和李华钰(Hua-yu Li)合 编了一本新书 《中国如何学习苏联: 1949 年至今》 (Lextington Books, 2010) 。 下面是我们通过电子 邮件对白教授的一次访谈,讲述了该书的内容及 其成书的过程。 这本书主要涉及的是中苏互动最频繁的 1950 年 代前半段时间内的历史吗? 很自然,本书突出了 1950 年代早期的情况,但 是我们的主要观点之一是,苏联的影响在 1949 年后中苏关系的各个阶段都是很重要的。其中许 多章节都从早期阶段的情况开始,但随后考察的 是,随着毛领导下的中国日益走向革命激进主义, 从而导致两国间不断升级的疏远与敌意,苏联模 式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章节表明,中国人学到的教训是苏联模式不再是一个 模范榜样,而是一个负面的东西,或者用中国人自己的话说,是一个反面教材。 但是有些章节也表明,即使是在苏联模式遭到批判的时候,这个模式依然对中 国人的实践产生影响。例如,毛批评苏联对农民的剥削,称之为“涸泽而渔”。但 在常被视为与苏联模式决裂的大跃进期间,对中国农村资源的攫取达到了前所 未有的程度, 以至于毛抱怨道: “现在我们患了同样的毛病”。 同样类似的情况是, 斯大林把重工业提高到首要地位,毛在 1956 年对此提出批评,认为这样的做法 太过分。然而,在大跃进期间,中国对重工业的投资比重达到了史所未见的程 度。本书的一位中国作者认为,在改革之前,中国一直遵循着斯大林式的经济 模式,虽然其形式是高度扭曲的。 能否为读者描述一下本书主题的范围及其主要论点? 这本书的内容涉及到中苏关系、意识形态、军事以及经济——这些话题过去曾 在学术文献中得到讨论,但是,这些讨论的局限性在于通常它们没有参考当代 中国学者的文献或研究发现。本书中的四位作者来自中国。但是,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章节处理的是苏联对中国社会、科学、教育以及电影和文学的影响, 过去对这些话题的关注程度不够。 本书的论点之一是,我们所想象的苏联“模式”,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中国
  81. 86 领导人之间常常就何谓苏联模式产生不同意见,可供他们选择的可能性有三种。 第一种是 1921 年至 1928 年间较为温和的“新经济政策”,这是斯大林曾经支持 的。值得一提的是,斯大林在死前曾经建议中国领导人采取这种政策,即放慢 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直到条件成熟。毛同意斯大林的观点,但实际上他却搁 置了这些建议。毛不顾包括张闻天和刘少奇在内的其他领导人的反对,推行他

    所主张的快速向社会主义的改造,结果,这个过程在 1956 年就完成了,而不是 1960 年代中期。这样,毛实际采取的是斯大林主义的第二种模式,即以一种多 少类似于斯大林在 1930 年代早期的“从上至下的革命”方式将社会主义发展激进 化。 第三种选择是效仿 1930 年代后期以及二战之后出现的官僚主义和精英主义式 的斯大林主义。在这种模式下,向上的社会流动和中产阶级价值观逐渐凸显出 来。毛在大跃进期间对一本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出激烈批评,针对的目标 就是这后面一点:忽略群众路线,强调官僚等级,以及对物质激励的依赖。 但正如本书的某些章节所表明的,早在 1950 年代前半期,斯大林主义的形式就 已经被广为宣传了。例如,1952 年,一个中国的农民代表团访问了苏联,访问 结束后代表团成员报告了不同的激励手段,以及集体农庄家庭繁荣而快乐的生 活。 与此类似,中国也效仿了苏联的做法,给劳动英模奖励公寓和行政职务。人们 对那些穿着时髦服装的妇女也表示赞赏。当然,随着中国向左倾的发展,这些 来自苏联的做法后来都被否定了。 有几位作者强调了中国效仿的苏联模式中几个值得称道的方面。一个例子就是 性别平等。妇女应该同样从事家庭外的生产活动,参与政治,学习技能,这样 的观点在当时对妇女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改革时期有人甚至怀念该模式中 的这一部分,因为改革时代对妇女的职业歧视又卷土重来了。 另一个关于该模式的积极方面是对苏联模式中工业计划和建设的效仿,当时苏 联援建中国 100 多个重工业项目,这些项目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核心。本书作 者之一孔寒冰描述了当时这些企业投入生产时激动人心的情景: 这些成就……感动了中国人民。因为这些成就,中国改变了穷弱 的形象……这些成就也展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可以说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苏联模式的理论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苏 联式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全党、全国以及 全体人民的唯一目标,就是要培育这种马克思主义,实现这种社 会主义(第 161 页) 。 但这是斯大林式的工业化模式。作者指出,在斯大林死后,苏联和东欧国家“弱 化”了这种模式,以纠正该模式中不可否认的缺陷。然而,中国人却 把社会主义的神圣事业与苏联的斯大林模式划上等号,他们相 信这个模式代表着马克思主义的物质体现和社会主义的真理。 篡改 (这个模式) ……对中国人来说, 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
  82. 87 是一种修正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复辟(第 162 页) 。 紧随这种不可置疑的信念而来的,是对苏联放弃“真理”的极度失望,这成为中苏 关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感要素。 从苏联盲目引入观念的一个例子是农业学家李森科(Trofim Lysenko)的后天特 性可遗传性理论,该理论认为大量提高农业产量是可能的,因此对斯大林和中

    国领导人都有吸引力。但是中国那些接受过西方教育的遗传学家斥之为一派胡 言。随后思想改造的压力迫使部分人臣服于这种观点,其他人则保持沉默,还 有人则至少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依然对此加以抵制。1956 年,李森科在苏联遭 到批判,在中国,百花齐放政策保证了那些敢于公开反对李森科主义的遗传学 家能够得到来自高层的支持,这使得毛在批评对苏联的盲目照搬时,嘲笑李森 科的追随者们不得不翻个跟头。 在有关教育的章节中,同样涉及到盲目接受的问题。其中题为“扁担打三下” (Three Blows of the Shoulder Pole)的章节描述了这样的情形:人民大学的学 生,不管他们以何种方式质疑他们的苏联老师,他们都会受到处罚。这种盲目 情绪随着斯大林的死消失了,中国学生和教师变得更加自信敢言。本书还有一 章对中苏学术交流的“影响-反应”的解释路径提出了质疑,指出在双方的交流磋 商中,中国人始终有自己的声音。这样的观点多少类似于对某些历史学家的批 评,他们把 19 世纪的中国描绘成西方文明的被动接收者。 在文学方面,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典型作品,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成为中国亿万学生的必读书。该书讲述的是保尔· 柯察金的故事,他为了革命事 业放弃了与美丽但却属于资产阶级的冬妮娅之间的爱情。学校里组织了关于保 尔的做法是否“正确”的“讨论”,那些认为保尔的做法是错误的人,则需要接受持 久的“帮助”。在文革期间,这本书没有再次印刷,但也没有被禁。一些读了这本 书的青少年颠覆了官方的观点,开始倾慕冬妮娅的美丽和端庄。今天依然有人 在读这本书。 苏联垮台以及中国从中学到的教训,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苏联的突然解体,以及共产党在 1991 年的垮台,是一个十分令人震惊的事件。 从那之后,中国将不得不与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打交道,这一变化必然 会影响到中国人在苏-中-美三角关系中如何定位自己的观念。在 1989 年的关系 修复时期,两国相互承认对方为“社会主义国家”。突然间社会主义却从这个社会 主义的摇篮中消失了,正是这样一个摇篮从十月革命以来对中国产生了持久的 影响。这被视为一个非同寻常的事件,中国人迫切需要研究这一事件的原因, 以及评估中国该采取何种行动来避免重蹈苏联覆辙的命运。本书中的一章,作 者是北大的关贵海教授,他描述了中国各类学术机构已经做过的和将要做的卷 帙浩繁的研究项目。 (作者指出,如果你研究的是此类问题,那么你会很容易获 得研究金费。 )中国学者发现了许多导致苏联垮台的原因,特别是苏联政权没能 适应新的形势, 没能紧握在他们看来已被戈尔巴乔夫放弃的“帝国之剑” (imperial sword) 。至于主要应该受到谴责的是戈尔巴乔夫的主观意志,还是制度原因, 学者则有不同的观点。但从政策目的看,苏联垮台所传递的信息是简单而明确 的:决不能允许出现会导致政权更替的政治自由化。直到今天,这一直是中国
  83. 88 领导人维持权力的战略基石。 你是如何对苏联对中国的影响这一话题产生兴趣的? 我一直就对比较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其他国家社会主义体系的社会和政 治过程感兴趣。这种对比并不会排除对影响关系的考察,但是它主要将各国发 展看作是彼此独立的过程。起初,我对两国农业集体化过程(1928 年至 1932 年和 1952

    年至 1956 年)的差异产生兴趣。我想了解的是,在确保农民的顺从 方面,为何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比他们的苏联先行者更加成功。后来,我做了一 些关于大跃进饥荒(1959 年至 1961 年)的研究,我把它与斯大林治下苏联农 民在 1932 年至 1933 年所遭受的饥荒进行对比,结果发现中国的共产政权在农 村制造恐怖灾难方面,与苏联政权不相上下。但这项研究没怎么关注苏联对中 国的影响。 本书的另一位编者李华钰,激发了我对学习和影响问题的兴趣。我是她论文的 指导教师之一, 她的论文主题是 《毛泽东和中国经济的斯大林化, 1948-1953》 , 该著已于 2006 年出版。2007 年,她和我一起组织了一个关于中国如何学习苏 联的会议,与会者包括来自中国、台湾、欧洲以及美国的学者。本书就是那次 会议的成果。
  84. 89 华尔街日报 陆思礼 对维权人士和律师的威胁 来源:Stanley Lubman: Uncertainty in China’s Legal

    Development, Part I: Intimidation of Activists and Lawyers 发表日期:2010 年 3 月 16 日 - 16:00:00 美东时 间 译者:@jimmyuibe 国政府最近对中国人权活动家的定罪和限制律师代理被认为是在政治 上捣乱的客户的措施,表明当局继续操纵司法机关镇压异见人士,并巩 固中国共产党的权威。除了提出共产党对于保持“社会稳定”的深切忧虑 以外,无论是定罪还是对律师的干扰都反映了在确定司法机关的作用和运作方 面的两难境地。 处于险境的不仅是维护合法权利的自由,还有中国司法发展的未来进程。 由于政治观点的冒犯而镇压维权人士的最近例子是对于著名知识分子刘晓波的 定罪, 刘晓波协助起草了“08 宪章”, 这是一份呼吁保护人权和政治改革的文件, 还帮助组织数百名华人知识分子签署了这份文件。经过一个法庭仓促的审理之 后, 他被判处有期徒刑 11 年, 这是持不同政见者曾经遭受过的最重的刑罚之一, 而已知的支持者(包括他的妻子)以及外国外交官都被禁止接近法庭。他的上 诉,随后被驳回。 领导层对异见人士表达的隐忧, 通过最近两个声明的不同表述表现出来: 一个“维 稳官员”发出警告 说“敌对势力挑起混乱”-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说:“在中国 不存在持不同政见者。”这两种情绪,以及它们之间可能的细微差别,表明在不 久的将来继续使用刑事程序惩罚维权人士。 值得注意的是,某些案件完全不涉及持不同政见者,而是由于当地政府声称的 违法行为,如被广泛报道的、很多中国人对于许多学校建筑质量低劣导致 2008 年 5 月四川大地震中许多儿童死亡的怀疑。人权活动家黄琦表示愿意帮助家长 调查被指称有缺陷的校舍建筑。在 2009 年 11 月,经过 10 分钟的庭审后,他被 判处入狱 3 年,庭审没有提及“涉及国家机密”以外的其他具体犯罪行为。 一些维权人士参与了涉及各种问题的一系列抗议活动,这增加了他们因任何一 项行动而遭受惩罚的风险。本月19早些时候,谭作人,一个曾在 2007 年在国外 发表文章批评 1989 年 6 月天安门镇压的维权人士,由于“煽动颠覆”被判处 5 年 19 译注:2010 年二月 中
  85. 90 监禁。但是,直到 2009 年 7 月,他呼吁关注四川学校建筑质量的低劣,并领导 环保人士反对规划中的石化工厂之后,他才被起诉。当审理案件的法官下达判 决时,只提到了对 1989 年镇压的反对,而不提及学校建筑的调查和其他活动。

    谭先生的律师表示,“真正的原因”是对石化工厂的反对和对四川“豆腐渣”建筑的 调查。 共产党仇视政治观点相左的维权人士的另一个例子是极力阻挠律师参与或鼓励 他们的活动。 唐纳德-克拉克教授 2009 年 10 月就如下问题在美国国会中国问题 执行委员会作证,如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停业,该所一名维权律师曾领导介入 了若干“热点”案件,阳光宪政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关闭,该中心是由一名研究中 国法治相关问题的法律学者领导的组织,吊销持有不受欢迎的观点的相关律师 的执照, 以及由司法局和政府部门发布阻止律师在“敏感”案件中有效代理客户的 “指导”或规定。 (克拉克的证词的 PDF 格式可以从这里获得。 ) 共产党镇压维权律师的最激烈的最近事件是中国知名的律师之一高智晟的失踪。 2006 年被判缓刑 3 年之后,高在 2007 年写给美国国会的一封公开信中抗议宗 教迫害,侵犯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骚扰和惩罚维权律师,暴力镇压反对非法 侵占土地的抗议者,以及对农民工的不公待遇和司法官员的腐败。 (这封信可从 这里获取) 高失踪于 2009 年 2 月, 从那时起, 除了夏季期间有一个简短的电话打给他弟弟, 说他还好但是并不自由以外,再也没有别的音讯。2010 年 1 月,一个外交部官 员说,高“在他应该在的地方”,但没有提供细节。 这些侵犯人权(经常也违反中国法律)的行为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情况下, 外国的批评是可取的?在我以前的博客中我认为,道德抨击没有什么帮助,但 我也赞同科恩教授,他主张对个案的“保持必要谦卑的”集中批评是恰当的。认识 到更广泛的问题处于危机中也是同样重要的。这个一党制国家对维权律师的反 对超出了法庭而延伸到了他们法庭之外的行为,无论是寻求宣传还是从事其他 推动社会变革的活动,因此又构成了对言论自由的侵犯。 中国开始意识到,随着公民开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很难限制他们维护这些 权利的能力。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为中国公民和非政府组织创造了足够的公共 空间,使他们在某些领域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公共空间似乎没有收缩的可能, 它是否能增大将不仅取决于法律界,而且取决于法院。更重要的是,中国的领 导人不愿放松他们的权力,他们将不得不决定中国司法系统的作用和运作范围, 除非在改变政治政策的情况下,这是他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在下一个博客 帖子中我将讨论国家和法院的未来。
  86. 91 华尔街日报 陆思礼 中国的法院改革 来源:Stanley Lubman: Uncertainty in China’s Legal

    Development, Part 2: Reforming the Courts 发表日期:2010 年 3 月 8 日 译者:@jimmyuibe 多外国观察家和一些中国观察家一致认为,中国法院系统存在缺陷,最 明显的是法官缺乏独立性和法院受制于诸多外部影响。 法院的不透明导 致难以评估他们所面临的压力的程度。 这个一党制国家的政策对法院的 影响并非标准化的,而改革的目标是不明朗的。中国的法律改革者不能确定西 方模式可以遵循到何种程度,或者司法系统能否被塑造得既反映中国特色,同 时又满足正义的客观标准。中国法律改革的未来是非常不确定的,并在短期内 进行有意义的改革的几率很低。 政策的制定旨在改善法院解决由于中国的巨变而成倍增长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 能力。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本杰明-李普曼指出,自 1995 年以来,司法机 关已变得更加知识化和专业化。已经出现一些去政治化的动向,反映了“法院从 党的政策的执行工具转变为解决纠纷的中立平台的温和尝试。”一些创新出现在 “政治安全”的案件中,这些案件的结果“通常向重要的党国利益行为者倾斜。” 严重的问题依然存在。李普曼把司法改革描述为“有限的”,指的是对司法独立的 限制。干预“仍然是一个党政官员的合法行动”,不仅介入政治上敏感的案件,还 介入一些“涉及党国、有能量的个人或明星企业的财政利益、以及涉及大量的原 告和那些受到媒体广泛报道的案件。”此外,执行判决也一直是个难题。 法院面临的新压力来自媒体、抗议和申诉,其中在 2005 年提交大法院的有近 400 万件。维权律师,特别是当他们的诉讼产生不受欢迎的宣传效果时,加重了 压力。 党国希望法院成为安全阀,既能让官员注意到民怨,又能救济对权利的侵犯。 法院回应对社会稳定的关注,但作为政府机构,他们也将有助于加强党国的整 体能力,在党的监督下,扩大其排忧解难和应对权力滥用的能力。 最近,改革又倒退了一步,退回到了 1949 年前毛主义管理技术所强调的把为法 院争取民众支持做为重点的立场。现行政策强调建设“和谐社会”,作为缓解因不 公平和社会混乱而沮丧的中国人中出现的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的一个手段。这 体现在更偏爱调解而非裁定作为处理争端的最可取的办法。在最高人民法院在 许
  87. 92 2007 年宣布,民事审判, “如果可能的时候”应调解, “必要时”才裁定,并结 合这两种方式“解决”引起诉讼的纠纷。自那时以来,由调解而不是法院判决 结案的案件的比例有所上升。由于其他原因,这一政策可能会鼓励法官更愿意 调解:他们会由于法律上的错误而受到惩戒,有时只是因为被上级法院推翻的 上诉案件比较多,因此,如果经过他们调解由当事方通过书面协议结案,他们 就不必写可能会引发问题的法律意见。

    当纠纷爆发引发抗议时,为了争取民众对法院的支持,正常的司法程序就成了 可以放弃的东西。一份关于处理劳动抗议的政策研究讲述了广东省的法院是如 何被责令走上街头,而不是使用正式法律程序,协助谈判解决工资争端的(苏 杨和何昕,把街道当作法庭:华南劳动争议的国家调解 。 ) 民粹主义也反映在对模范官员的毛派宣传技术的复兴中。2010 年 1 月开始了一 个塑造典型法官的活动:她由于把个人成绩与党的政策例如党的利益至上联系 起来而受到嘉奖,防止申诉被递送到上级,并强调“主动”调解和解决争端而不是 “在技术的基础上处理案件”。 在法院面临的复杂局势和他们的运作所处的政治环境中,中国法院改革与西方 的法治标准有多大的关联度?一些外国和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 遵循一条不以——至少目前——创造如同在西方国家一般独立的法院为目标的 路径。但是,这条道路会是怎么样的呢? 继续一党专政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朱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认为“没有 任何其他机构或政治力量有能力约束中国的现代化动力和利益冲突以及导致诸 多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崩溃的其他政治经济障碍。 ” ( 《党和法院》 , 司法独立在中国:全球法治进程的教训,Randall Peerenboom,63,剑桥出版 社,2010 年) 北京大学法学院沈岿教授同意李普曼的说法,改革是“有限的”,而且“司法改革 还没有让法院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地位或作用发生任何重要变化。”但是他也指 出,中国的目标并不在于这种变化,而在于设法提高制度的效率和公平性,而 且在这方面的改革已“还算成功。”然而,归根结底,沈认为,司法改革必须与政 治改革相关联,尽管同时也承认,这种改革的目标是不明确的。 沈强调司法改革只能在更广泛的政治改革的背景下才能走得更远,这是正确的, 但他没有回应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中共现代化的动力与党保持其对中国社会的 控制以及它所行使的权力是密不可分的。西方意义上的司法独立,迄今已被明 确视为与该基本政治目标不一致。 与此同时, 一些中国学者提出了与西方观察家相似的观点。 最近的一篇文章 (PDF 格式这里)指出,目前的政策把司法公正“当作一个政府的工具”,致力于“维护 社会稳定和支持政府。 ”相反, 同一篇文章中认为, 政策的目标应该是“确保独立、 公正、权威的司法系统的运作,使公民权利得到保障。” 在这一点上,似乎只有这种预测还算安全的,即外国的模式和原则(如司法独 立和强调程序公正)将继续和与中国革命前的文化和传统相关的制度和价值观
  88. 94 纽约时报 中国吸引美国高科技研究公司 来源:China Drawing High-Tech Research From U.S. 发表日期:2010

    年 3 月 17 日 作者:KEITH BRADSHER 译者:Derek 校对:@xiaomi2020 图片: 位于中国西安的一所应用材料公司研究室。 这家加州圣塔克拉拉公司是供应制造半导体、 太阳能面板和平板显示器的设备的最大提供商。 西安,中国——多年来,中国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才纷纷奔赴美国,因其高科 技产业更为先进。但马克 R. 平度(Mark R. Pinto)正在朝相反的方向迁移。 平度先生是第一位迁至中国的美国大型高科技公司 CTO。他所在的应用材料 (Applied Materials)是硅谷最著名的公司之一。它曾为优化第一代电脑芯片提 供设备。如今,它是世界上供应制造半导体、太阳能面板和平板显示器的设备 的最大供应商。 除了平度先生和他的家人今年 1 月迁至北京外,这家总部位于加州圣塔克拉拉 的应用材料公司还刚刚在这里建造了其最新也是最大的研究室。上周它甚至在 西安召开了年度股东大会。
  89. 95 这绝非偶然。随着中国高科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经常地与美国直接竞争,也 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和他们的工程师们——都被吸引到这里。 一些美国公司甚至与中国公司达成协议,为中国的技术提供授权。 中国的电子市场、汽车市场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市场正在蓬勃发展,公司们都认 为它们的研究室必须和工厂以及消费者们很近。在预测到今年底前中国将生产 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太阳能面板之后,应用材料公司在这里建设了其最新的太阳 能研究室。 “我们当然不是放弃美国,”平度先生说,“中国需要更多的电。就这么简单。”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通用汽车在上海有一个大型并仍在扩张的

    研究中心。 中国还是桌面电脑最大的市场并且有最多的互联网用户。英特尔已经在北京启 用了半导体和服务器网络研究室。 除了中国的市场外,吸引西方公司的还有中国廉价、水平很高的工程师后备力 量,以及由许多中国城市和地区为它们、尤其是绿色能源公司提供的补贴。 平度先生说,如果美国和欧洲的研究者们想在太阳能制造领域保持最先进水平 的话,如今必须做好搬到中国的准备,因为这里新的应用材料基地是唯一一个 能容纳整条太阳能面板组装线的研究中心。 “如果你真的想在这一领域有所作为,这里是一个了不起的实验室。”他说。 西安,位于北京西南 600 英里,以考古发现近两千年前的兵马俑闻名于世,如 今有 47 所高校和其他高等教育研究所, 大量生产每月仅需 730 美元即可雇佣的 具有硕士学位的工程师。 在与应用材料公司相对的西安城另一边,座落着世界领先的一个中国清洁煤炭 实验室:热功率研究中心。这家公司刚刚把它最新的设计授权给了美国的未来 能源公司。 未来能源计划支付一亿美元从中国引进一套 130 英尺高迷宫般的设备,能将煤 炭变成气体然后烧掉它。这种方法降低了有毒污染,并使在地下捕获和隔离二 氧化物等气体变得更容易。 未来能源公司将把设备运送到宾夕法尼亚,并让中国工程师教美国工人们如何 组装和操作。 小型清洁能源公司也在向中国迁移。 新泽西州 Red Bank 的 NatCore 科技公司最近发明了一种制造更薄太阳能面板 的方法,可降低生产所需的能源和有毒物质。美国公司对此项科技不屑一顾, 于是 NatCore 和中国的公司财团达成交易,在中国长沙完成开发并批量生产。
  90. 96 “这些地区——中国、 台湾、 巴西——都比我们强。 ” 公司的 CEO Chuck Provini 说。

    奥巴马总统常常谈及在美国制造清洁能源就业机会。“但中国也表达了同样的政 治意愿。”49 岁的平度先生说。他同时是应用材料公司负责太阳能系统和平板显 示器的执行副总裁。 在地方政府层面,西安市政府以极低的折扣与应用材料签订了 75 年的土地租赁 协议,并向公司提供 5 年期约占该实验基地运营费用四分之一的补贴,据基地 总经理 Gang Zou 说。 这两个实验室均是全球首创,每个都比两个美式足球场地还大。应用材料公司 继续在美国的研究室为其复杂的机器开发电子部件,但组装机器并开发程序使 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工作则是在西安完成。这两个实验室,其中一个领导着另 一个,他们将在今年晚些时候装备好全部设备后开始运营。 在去年宣布一项为期 18 个月,包括在美国和欧洲裁员 10 至 12 个百分点、即 1300 至 1500 人的计划后,应用材料在西安建立了 360 名雇员的基地。平度先 生说应用材料在重新调整人力,将生产转到亚洲,但是西安基地涉及一整条装 备线的设计研究新方法,并非取代其他地方的实验室。 平度先生本人是硅谷的一个知名人物。1980 年代还是斯坦福博士学生时,他写 出了关于半导体如何工作的第一个广为使用的二元计算机模拟算法。这使工程 师们可以在建立模型之前在计算机上逐一测试,缩短了半导体开发流程。 此后,他成为贝尔实验室著名的研究员。 随着中国经济力量的增强, 当时仍住在圣塔克拉拉的平度先生和妻子从 2005 年 起坚持让两个儿子每周一次学习中文。 如今这两位 10 岁和 11 岁的孩子正在提高中文水平并练习熟练掌握用筷子进餐。 应用材料还有更大的挑战,包括与一项在中国根深蒂固的问题——科技盗窃作 斗争。 公司采取了各种措施,包括封住电脑接口,以防随意使用 U 盘拷贝数据;雇员 除非特别允许不得将电脑带离大楼;精密的电脑密码系统和电子门匙限制了对 特定技术机密的访问。 但这一切都没有改变这场正在进行的技术的地区性转移。 当 26 岁的应用材料工程师谢丽娜(音)最近被问起中国将来是否会在清洁能源 领域举足轻重时,她对这一问题感到惊讶。 “大部分中国的毕业生都在这一领域你追我赶,”她说,“中国当然将领导一 切。”
  91. 97 外交政策 中国劳工乊痛 来源:Beijing's Labor Pains | Foreign Policy 发表日期:2010

    年 2 月 28 日 作者: CHRISTIAN CARYL 译者:俱亡矣 校对:@jayzhu1007 为何对中国的报道都会错过这最有意思的部分 香港——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 为两个相互矛盾的主题所主导。 第一个都是关于经济的。他们主 张中国成功的开创了一个新纪元。 经济繁荣,国力日强。中国人自 己对他们的运程也绝对满意。似 乎经济除了一直增长别无去处了! 第二个焦点便是政治。中国是共 产党专政的国家。人民并不能享 有民主权利。无论你走到哪里, 都会看到社会的混乱——对于腐败的民怨沸腾、环境恶化、非法占地和随意逮 捕。应该有所行动了! 可以肯定的是,这两种解释都有一些合理之处。但事实上,有另一种理解现代 中国状况的方式——一种能包容这个矛盾之处并能让其共存的方式。 而你只需要去访问一下位于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的办公室, 它是一个由社会活 动家韩东方于 1994 年成立的 NGO。 韩和他的同伴正为推动中国基层的变化而努 力——他们公开的做这些。但他们也在中国现行体制中做这些,而不是去反抗 它。“我们没有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看成是我们的敌人,”韩指的是那些全能的中 共官员。“我们视与我们打交道的人为社会合作伙伴。” 当你听韩讲述时中国目前的图景似乎是这样:工人的工作条件意料之中的一团 糟,安全条件恶劣,职业病普遍存在。雇主在雇佣工人时不签署正式合同,这 便让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工人毫无还击之力。政府机关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往往 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或者是与那些违规公司的管理部门沆瀣一气。 然而中国也有一套完整的合同法,一个全面的法院机构和一个正在成长的私人 律师队伍。这也正是 CLB 进入的领域。它给陷入困境的工人提供法律援助,帮 助他们应对复杂的法律程序,并鼓励他们坚持自己的集体谈判权。直至取得罢
  92. 98 工权。在 CLB 的文档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缺失对建立独立工会的诉求,据推测 这可能是因为独立工会将直接挑衅中共的独裁。 韩的组织也会为被监禁的律师和劳工组织者辩护。它公布雇主渎职行为的案件 并呼吁法律改革。这个组织最有效的工具之一便是它的每周三次的广播节目, 由自由亚洲广播台发送至中国。 (中国当局在大陆屏蔽掉了 CLB

    的网站,但员工 说他们已经设法在其他网站上低调的宣传他们的服务)工人们会打电话或发邮 件解释他们的法律困境。然后韩会在广播上回应他们,解释案情、讨论可能的 法律策略,有时还会积极介入。 例如去年夏天, 170 个建筑工人与他们取得了联系。 这些人解释说他们在一家深 圳建筑工地工作期间染上了矽肺病(尘肺病)——又名陶工尘肺的一种由于吸 入硅尘引起的肺病。地方政府却阻挠他们为这明显与工作有关的疾病获得补偿。 所以 CLB 的工作人员代表工人编写了一份法律备忘录,让他们以此对深圳劳动 局提出索赔的要求。令人吃惊的是,当时还十分顽固的当局给这些工人提供了 一份“人道基金”,在不承认对这些工伤负法律责任的情况给这些工人一些现金。 一些人高兴的接受了。 然而其他人仍然决定对地方劳动局提出法律诉讼。在一名 CLB 提供的律师的帮 助下,他们控告劳动局玩忽职守。“他们首先乞求帮助,”韩说:“但现在他们看 到政府负有义务,而他们自己拥有权利。他们完成了一个大的跳跃——现在他 们更加向公民接近了。”这是 CLB 在这一宗案件中所使用的用来增强法治的策略 的所有部分。“一个小小的变化就能前进一大步!”韩说。 这一切的叠加便是一个道德力量逐步转变的强大事例——韩承认这一点是他与 他从前的在“八九事件”中的同伴之间的重要分歧。 (当政府向天安门广场调入部 队时,韩正致力于再广场一角成立共产主义中国第一个独立工会)在天安门被 血洗后不久,韩被逮捕并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1992 年他出狱后,当局将他驱 逐至香港,在那里,他成立了 CLB。 共产党坚持拒绝韩回家的请求。然而北京政府却容忍了 CLB 在大陆的大部分活 动。“其他的活动家告诉我,‘你必须对抗独裁,这才是你要做的!’”韩说:“但我 认为我们有责任去帮助改善中国工人的生活,让他们尽可能的自信起来!” 他举出了一个典型的场景: “一个矿工刚刚逝去, 留下了双亲、 妻子和一个孩子。 你要我怎么对他的妻子说?‘去推翻共产党?’还是‘你有与雇主谈判的权利, 我会帮你找一个律师。 ’所以我并不与中国政府争,我不想在我有改变国家权利 这一点上争执。 ” 在 2007 年和 2008 年,CLB 为 600 宗案件提供了法律支持。其中的 95%都取得 了胜利。韩说:这是现代中国正积极转变的不容置疑的证据——同时这也让人 清楚认识中国雇主是如何残酷虐待其员工的。 这也表明中国当局越来越认识到防止劳动纠纷的作用,而不是让他们转变为政 治冲突。两年前,如果工人进行罢工,共产党会派出警察将组织者投入监狱。 现在,中国政府更倾向于派出劳工调解中介。“现在工人的愤怒都是针对老板”,
  93. 99 韩争辩说:“现在政府已经不再是目标。” CLB 的网站充斥着残酷、剥削和不公正的令人恐怖的故事,但你也能找到有趣 的变化信号。中国民事法庭 2008 年比 2007 年增加了 93%的劳工纠纷案件,总

    数为 28,0000 件。随便抽个新闻头条便是:“一个 25 岁的患有乙肝的大学毕业 生第一次在中国成功起诉一家医院侵犯其隐私权,因为它向他的准雇主提供了 他的血检结果。”三个月前由新华社出版的期刊《瞭望》刊登了一篇长文解释为 什么国家需要保障工人的集体谈判权。 问题是中国无处不在的腐败让人民对法律失去了信心。而公众对此的普遍不满 也成为了中国如今动荡不安的驱动力之一。据估计,2008 年中国共发生了 127,467 起“群体性事件”。在去年的一项政府调查中,75%的受访者认为腐败是 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这也很容易看出由此而带来的犬儒主义将会毒害这个国 家的未来。 所以只要双方的较劲继续,这个故事也会继续。这个大故事还远未结束。请继 续关注! 评论摘译: MERVYN 9:46 PM ET March 1, 2010 二十一年 (1989-2010) 并不是很长。 在英国人到达那里后, 我们也建立了工会。 讽刺的是, 多亏了黑手党。工会现在保护着公共单位和公务员的工作。当然,那时我们都没有出生。 这个故事的价值在于我们能目击历史如何前进,而不是像中学历史老师所说的那样,你知 道老师只会对你洗脑,像“我们住在自由国度,勇敢之乡”等等。 在去年到中国呆了三个月以后,我对中国的印象发生了变化,至少我相信他们是和我们同 样的人,只是生活在不同的环境而已。 OSKAR 9:55 AM ET March 2, 2010 回到历史 诶,你忘了在美国——Jim Crow、妇女的投票权、奴隶,即使在今天,在印第安人保留地 还有 4 千万人缺少基本的医疗保险,你不需要在不久前的中国寻找这些错误。 现代中国是一个变革传奇,变化巨大而又迅速。30 年前这个国家还骑车自行车,广受饥饿 之苦。今天,它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还拥有多于欧美的超过 3 亿的中产阶 级标准的百万富翁。无论如何,变化是现代中国的标志。 FREETRADER 1:07 AM ET March 3, 2010 回复 Oskar 我不清楚你想用对美国历史的比较来证明什么。在中国,13 亿人口没有普选权,约有 10 亿人没有医疗保险。 你所举的 30 年前的饥荒时在国家为了保障无产阶级的利益征用农民的 劳动而直接导致的。3 亿人变成了中产阶级的确是个成就,中国的逐渐转变也值得鼓励,但 你看看美国历史而就认为或者猜测中国也走在同样的道路上这是非常愚蠢的!
  94. 100 彭博财经 与中国八零后共事 来源:Working with China's Generation Y 作者:林顿 和

    Kirsten Høgh Thøgersen 发表日期:2010 年 3 月 16 日 - 16:00:00 美东时间 译者:@jimmyuibe 口统计数据使 20 世纪 80 年代出生的中国雇员的重要性凸现出来:他 们约占该国目前劳动人口的 50%。虽然中国境内的本土和外国组织都 必须学会有效管理 80 后以保持成功,但是他们都力不从心。在上一篇 文章《与中国 80 后算账》中,我们推出的研究显示,城市 80 后聪明而且受过 良好教育。 虽然他们仍然坚持许多传统观念, 他们开始挑战论资排辈的优先性。 在城市中国,80 后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群体。除了 80 后,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 代人有这么多人普遍获得了如此高质量的教育。中国 80 后是中国的一胎化政策 下出生的独生子女。据古特马赫研究院博斯顿和法尔博的研究,中国独生子女 的学业成绩明显优于有兄弟姐妹的同龄人。 这些独生子女在传统的大家庭中 (包 括四个祖父母和双亲)长大,从幼儿园就开始为了通过入学考试而面临压力。 这意味着孩子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六个大人的首要任务。 中国文化一直强调把学业上的优秀作为家庭骄傲和成就的来源。跨文化智商研 究表明,文化甚至影响着智商:从小记忆约 2500 汉字刺激了大脑,中国人表现 出较高的智商平均分数。这意味着 80 后在整个童年期间就受到大量的刺激,现 在有更先进、比其他许多人更复杂的大脑。所以,大量的中国 80 后拥有良好的 天赋。 有天分的人往往过于敏感。心理学家称之为过度兴奋(OE) 。由于他们的构成和 成长经历,许多 80 后受到不健康的完美主义的折磨,这意味着任何不那么完美 的工作成果都是不可接受的,都应该受到批评。这造成了自我怀疑、表现焦虑, 并最终拖延。格外聪明并不一定意味着成功:例如,由高智商人士组成的门萨 俱乐部的大多数会员仍然是泛泛之辈。 与管理层之间的代沟 通过我们对商界领袖的采访得知,与他们共事的 80 后成员雄心勃勃、高要求、 敏感,而且对批评简直过敏。他们被 80 后给工作场所带来的“情绪”所困惑。高 人
  95. 101 智商和过度兴奋的结合正是管理人员与 80 后员工之间存在的许多困难的原因。 虽然他们认为论资排辈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而 80 后却不像上一代——他们的 管理层那一代——那样遵守论资排辈的规则。这在青年员工和他们的上级之间 的制造了摩擦。 在中国的许多跨国公司有一个

    70 后中层管理人员,他们往往不如他们的 80 后 员工那么自信。这些经理可能很少在会议上发表意见,但现在却管理着一群英 语能力良好、在与外国人交流时自信满满的年轻人。年轻一代想采取主动和分 享想法,但缺乏经验。他们中层的顶头上司觉得受到了挤压,不受尊重,而且 无法与年轻下属交流。 即使在中层管理人员被认为是相当现代的服务行业,摩擦依然存在于两代人之 间。例如,一个典型的 40 岁的经理人很宽容的抱着这样的想法:一个组织总会 有一些无法始终贯彻执行的书面规则。这位经理相信上司会正确地对待他。80 后则在个人生活和工作环境之间划下分明的界线,在个人关系之外不承担这种 信任。80 后的成长过程中,祖父母、父母和老师都告诉他们怎样做。“我们不想 再被人说教了,”他们说。他们要学习,但他们不想被告知做什么和怎么做。当 记者问到他们渴望的好榜样时, 80 后经常提及苹果的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乔布斯, 他有着很酷、富于创造性、成功的和突出的个人形象。 对于 80 后来说,好老板就像一个深藏不露的功夫大师,通过简单的提示进行教 学。好老板意味着随时回应雇员,并信任他们。他平和而不情绪化。他懂得如 何分享他的技能,不需要滔滔不绝的说教,而是以正确的方式、在合适的时间 和地点表达自己的意见。不是要告诉工人做什么,而是等待合适的时机“路过” 他们的办公桌, 问道: “你问过自己, 这样可以吗?也许你已经尝试那种方式了? “很难做到吗?是的,但重要的是要向 80 后表明为什么他们应该尊重他们的上 司,然后他们就会尊重了。 头脑风暴鼓励 80 后员工 80 后听从他们信任的那些人。他们希望在工作场所得到仁慈和同情。我们的研 究显示,他们先入为主地信任自己的同伴。因此,尽管有必要建立信任和忠诚, 这对于较为年长的管理人员来说是个困难。这需要时间和一贯的行为带给 80 后 安全感,使他们能分享新的想法或经验,而无需担心受到排斥。 企业努力做好与 80 后共享信息和未来战略。与这些有天分的员工就一些项目或 方法举行头脑风暴可以产生管理者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想法。参与能够产生 自豪感和一种他们正在从事重要工作的感觉。关键是让 80 后有一定的影响力。 大多数 80 后知道他们对项目过分热衷之后就很容易变得沮丧。他们也意识到, 他们可能过于情绪化, 而这最终将影响他们的表现。 我们采访的很多 80 后表示, 他们希望在人际沟通技巧和沟通方面接受培训,使他们能够沟通情感和讨论如 何更有建设性地处理他们的问题。 80 后比上一代更加抗拒纪律,但他们需要以自律的方式管住自己的行为。当 80
  96. 102 后过分情绪化时,他们从被告知的大局中获益。他们需要帮助学会持之以恒, 一步一步地解决问题和知道总会有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有助于建立自信, 以及稳定和可靠的信誉。 80 后爱发牢骚和臆断的恶名反映了人际沟通方面的问题。 80 后非常富于洞察力, 他们对于组织问题的理解对公司而言是一笔资产,但他们需要找到一个有效的 方式沟通他们的想法。

    得到反馈意见有助于 80 后懂得牢骚过盛如何影响了他人。 应该鼓励青年工人询问他们的朋友和家人并得到反馈。总体而言,80 后需要在 积极倾听方面接受培训,这有益于他们的表现和职业。 许多 80 后的上司不明白为什么管理层应该改变,而不是 80 后应该适应环境。 考虑到人口统计学和全球经济的发展,答案似乎是清楚的。在一次会议上首席 执行官对于这个变化的问题给予了简单的答复: “因为 80 后是我们公司的未来。 ” 在中国开展业务或者与中国人存在业务往来的公司的当务之急是了解 80 后,并 找到与他们有效合作的方式,以开发他们巨大潜力。 林顿是位于中国上海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欧中企业领导力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的教师。林顿在 私营和公共部门有着 20 多年的国际经验,重点研究全球性组织的有效领导。Thøgersen 是位于 中国广州的中山大学的教授,现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访问学者。她从奥胡斯取得临床心理学博 士学位,已经在北京和布鲁塞尔的国际诊所工作了 20 年,同时经营着一个私人咨询诊所。
  97. 103 洛杉矶时报 分割中国的制度 来源:The system that divides China 作者:Carl Minzner

    发表日期:2010 年 3 月 16 日 译者:@Ytblf 校对:free trans(@newplace2) 语直白,语气坦率:“我们希望,一项为患数十年的弊政,能终止于我 们这一代。让下一代人真正享有自由、民主、平等的宪法赋予的神圣权 利。” 这是中国海外异议组织的公开声明,还是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报告?都不是。这 是中国 11 个省市的 13 家有中立倾向的新闻媒体在 3 月 1 日——中国一年一度 “两会”召开前夕——所发表的联合社论,这是前所未有的。今年的“两会”将在本 周日结束。社论的批评对象直指中国户籍制度,表明要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 公共压力越来越大。 中国户籍制度在 1950 年代建立, 最初为毛主义的人口控制和国家经济计划服务。 它将中国居民锁定在特定居住地,将其划分为城里人和乡下人、农业人口和非 农业人口,并且在食品配额、住房和教育等方面对城市工人阶级给予优待。 1978 年之后的经济自由化在许多方面削弱了这些限制,比如旅行。正如每一位 试图登上拥挤车厢的春运旅行者所显示的那样, 普通中国居民享有 (并行使着) 在全国自由旅行的权利。 但是户口仍然与范围广泛的权利和特别待遇紧密相连,尤其在城市社会福利方 面。移居城市的大多数农村居民在医疗保健、子女上学等公共服务方面仍然得 不到平等对待。并且,由于户口是世袭的——改变户口的渠道受限——这种不 公有发展为永久社会裂痕的风险。出生、成长于城市的移民后代有可能变成受 到合法排斥的城市下层阶级。 好消息是,中国政府正采取措施试图消除歧视。2009 年侵权法规定,在重大事 故死亡赔偿金的计算上,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遵循同一标准。上周,中国立法 机构对选举法进行了修改,在确定人大代表名额方面,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同 等计算(之前的法律规定,农村居民的代表人数只有城市居民的四分之一)。 并且中国大城市所进行的各类试点改革已使农村工中的少数“精英”取得了完全 的城市户口。 用
  98. 104 但是,这些改革措施在实践中受到极大限制。最近的选举法改革回避了关键性 问题:是否允许进城务工人员在其工作地参加选举和被选举。许多地方改革对 取得城市户口设置严格经济条件(如购买一套住房),这些条件将租房住的低收 入者排除在外。如在石家庄,这类改革仅带来 11,000 个入户申请,而该市外 来务工人员有 300,000。 并且,国家和地方的多项改革由于棘手的资金问题而中止。在为农民工提供教

    育和医疗服务方面,地方政府拒绝承担责任。许多城市居民也反对削减其在公 共服务方面的特殊待遇。 活动人士和媒体记者试图在这些问题上引发公共讨论,中国政府目前对这一努 力尚未作出积极回应。 国外新闻媒体上周报道, 3 月 1 日联合社论的主编之一张 宏(音译)被迫辞职。中国政府还删除了国内网站上的社论原文。 有效解决中国农民工的悲惨境遇需要深刻改革户口制度,需要打破户口世袭制, 需要投入资金更好地满足移民需求, 需要废除户口制度赖以建立的 1950 年代法 律,需要消除户籍与公共服务之间的牢固关联,以及需要坦率、公开的媒体讨 论。 中国政府必须坦率回应要求推进和深化改革的公共呼声。这些要求并非来自外 国政府,而是来自中国民众的真诚呼吁——那些为城市日益严重的不公深感忧 虑的中国公民。 Carl Minzner 系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法律副教授。 新闻后续:2010 年 3 月 1 日,挂靠新华社以“理性、建设性”著称的经济周报《经济观察 报》和 10 个省、市、自治区的 12 家都市报《新安晚报》、 《云南信息报》、 《重庆时报》、 《南方都市报》、 《城市晚报》、 《华商报》、 《辽沈晚报》、 《大河报》、 《都市时报》、 《安徽商报》、《内蒙古晨报》、《东南快报》联合发表了共同社论《提请两会代表委员 敦促加速户籍改革》。但仅在一天之后,3 月 2 日,共同社论和网民就户籍问题的讨论便从 网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华尔街日报》用语),香港《明报》北京两会采访组报道: 中宣部大举封杀了内地 13 家媒体促请户籍制度改革的“共同社论”,负责网络新闻管制的 国新办网络局负责人下令“关于 13 家媒体推进户籍改革社论内容,新闻环节、论坛、博客 等必须尽快删除”。发起“共同社论”的北京《经济观察报》高层遭到整肃,社长兼总编 辑刘坚受到严重警告, 一名副总编辑则受记过处分, 而负责起草该篇社论的 “经济观察网” 副主编张宏被“炒鱿鱼”。外地 12 家媒体老总和当地的宣传部统统被中宣部训话。采访两 会的诸多国内媒体还收到有关文件通知,禁止在两会期间采访和报道有关户籍新闻,如果 违反立即查办,记者亦会被开除。而遭到最严重行政处罚、被开除的张宏借《华尔街日报》 发表了他策划“共同社论”整个经过的自述——《我是温和的建言者》。 张宏说:“共同社论这种形式的设想源于《经济观察报》去年与英国《卫报》一起发表关 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 56 家媒体共同社论。”张宏当时负责与《卫报》联络、探讨,并且 翻译了共同社论, 此后便萌发出在国内是否可以也以相同形式发表社论的想法。 张宏说 “选 取此为议题,主要考虑到户籍制度的改革已经在多点突破,许多城市正在加快推进,而包 括温家宝总理在内的中央政府高层官员对此项改革也有过多次公开场合的表态。我们认为 就此议题发表社论是符合中国政府改革方向、符合广大民众利益,风险应该不大。”
  99. 105 中国物理学 来源:PHYSICS TODAY: Physics in China20 作者:Charles Day 发表日期:2010

    年 3 月 译者:freetrans 中国最近在物理学上的崛起是很显著的。 1986 年,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 10 年后, 中国物理学家只在物理评论快报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上发表 4 篇文章。 1996 年,总数为 28 篇。2006 年跃升至 202 篇,与来自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文章数目 持平。质量跟随数量同步上升。 1986 年发表的四篇文章,后来平均获得 25 次 引用。去年,汤姆森.路透宣布一篇中国论文为年度最热论文之一 [1]。这篇论 文是安徽合肥中国科大的陈仙辉(音)与其合作者发表的用新发现的铁基材料 实现的 43K 超导性的工作。它已经有了 100 次引用(在中国,习惯上姓氏放在 前面) 陈的文章和其他过去数年中发表的文章来自新设立和改造一新的充满新设备实 验室。牛津仪器(Oxford Instruments)是液氦低温保持器和其他用于研究开发 的高科技工具的主要供应商, 在 过去3年中, 他们在中国的销售量上升了78%。 中国也已经设立了一些新的研究设施。在香港以北 50 公里处的大亚湾沿岸,承 包商们正在接近完成大亚湾反应堆的中微子实验。这个 1 亿美元的项目目的是 测量 θ13 ,这是一种关键的、接近 0 参量的中微子震荡。在海平面之上 4 公里处 的南极冰原 Dome A,中国正在计划建立一所永久性观测站,这一地区是世界上 仅存的未开发过的最好的光学与红外天文观测地。 拥有 13 亿人口,经济也接近于超过世界第二的日本,中国似乎正在成为物理学 的前列国家。虽然他们在科学上的开支无论是绝对值还是人均值还少于美国和 欧盟,但是他们正在快速追赶。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的最新报道,中国在 研究人员数量上已经超过美国 [2]。 的确,中国物理的前景可能依赖于它如何利用其最大的资源:人口。从这一方 面看,摆在中国前面的挑战更多的不是基金而是创造一个知识环境,在其中是 想象力和创新力在蓬勃发展,而不只是努力工作和技能。 这篇文章基于我的 2 次中国旅程,2008 年 10 月和 2009 年 12 月。我看到的研 20 译注: 《Physics Today》是著名的物理学杂志,收录国际物理学界权威人士对一些物理学重要研究进展 的评论文章、对物理学科的讨论、圈内新闻,以及物理学历史上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
  100. 106 究实验室和他们在西方的同行没什么不同,除了在某些情形下创新性不同。但 是中国不同于西方——不止是在独特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上不同。快速发展的 经济和中央政府高度的控制性,为物理学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环境。描述这种环 境是本文的目的。 简史 如果现代科学是为学术期刊、专业社团和研究实验室所指代的事业,那么物理 学和其他科学在末代皇朝清朝倒塌的 1911 年开始现代化。1937

    年日本突然入 侵中国时,中国科学已经具备了相当质量,如果有一位来自欧洲或美国的访问 学者,那他将会认为中国科学已经现代化。 这个变化的最重要的发起人是那些将科学视为强大、现代和独立中国的奠基石 的年轻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利用了 1907 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设立的基金,该基 金来自 1900 年义和团暴乱后美国索取的战争赔款的多余部分。 这笔基金也用于 北京清华大学的建立。 据波莫纳的加州理工大学的历史学者王佐野(音)所说,”庚子学者“采用了成熟 的多管齐下的方法。在 1914-1915 年间这些人虽然还是在美国留学的学生,但 是他们自发形成了中国的科学社团,并且出版名为科学的杂志。在第一位学者 学成归国后,他们结交富人,发表时髦文章,劝说政客支持科学发展。中国第 一个现代实验室,南京生物研究所,1922 年由这个社团建立。 战争终结了曾经良好的开端。在灾难深重的 8 年占领后,日本 1945 年战败,接 着是毛共和蒋介石的国民党争夺江山的 4 年内战。共产主义者在 1949 年取胜, 物理学和科学的前景难以预料。毛认为中国的进步和繁荣需要科学。但是他并 不完全信任科学家。他的革命是农民反抗资本家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斗争。科学 家明显不是农民阶层。 1954 年苏联拒绝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 不久, 中国开始设立自己的曼哈顿计划, 这意味着中国不止是需要发展核武器和导弹,也需要建立大量的国家研究机构。 虽然科学的必需性出现了, 但这并不能让科学家豁免 1957 年发动的“反右”运动。 1964 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上发表讲话, 预示了中国政府现今对科学的态度。 周的报道阐述了四个中国需要取得进步的领域,也就是后来为人所知的四个现 代化: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周在报道中提到,科技对于另外三个领域至 关重要,无论对于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科技都是必须的,科技是意识形态中 立的,科技有助于全世界各国人民 [4]。 周关于科学是意识形态中立的看法被推延了。1966 年,毛担心他的权力旁落, 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最初三年的暴力时期中,科学家、医生和商铺主——也 就是从事资产阶级职业那些人,受到指责并被发配往农村,与农民一起种庄稼 和喂养牲畜。但科学并未消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发射了一颗卫星,爆 炸了一颗氢弹(参阅 Tom Reed 撰写的”中国核试验,1964-1996“,PHYSICS TODAY, September 2008, page 47) 。 下放农村的科学家保持了他们的知识。 1972 年,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发表了第一篇中国物理学调查报告,那时中国研
  101. 107 究重建了,重点研究应用领域(参见 Gloria B. Lubkin 撰写的”物理学在中国“, PHYSICS TODAY, September 2008,

    page 47) 。 毛死于 1976 年, 随后在一场内斗后, 邓小平成为中国至高无上的领导人。 邓, 同周一样,意识到科技的重要性。在 1978 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他巧妙地免除 了科学家的意识形态污点,他重新定义“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份”。“那些脑 力劳动的人是劳动者一份子。” 邓的继任者,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曾被训练成工程师)继续执行他的政策。3 年 前,中国发布了 15 年中长期科技发展计划(MLP) 。如同重复周的看法,该计 划把科技放在中国经济的核心。MLP 要求 2020 年前中国把 GDP 的 2.5%用于 研发,且 60%以上经济增长的归结于技术进步(参看 Cong Cao, Richard P. Suttmeier, and Denis Fred Simon 撰写的”中国的 15 年科技计划“, PHYSICS TODAY, December 2006, page 38) 。根据国家科学委员会的数 据,2007 年中国 GDP 的 23%来自知识和技术密集型工业 [2]。(美国的数据是 38%) 科学确实在推动中国的繁荣。1984 年,11 个来自北京科学院计算所的研究者成 了一家小型计算机企业,联想。这家公司的”杀手级应用“是一个能在标准键盘上 便捷输入汉字的算法。2005 年,这家更名为 Lenovo 的企业,已经发展壮大至可 以收购 IBM 的整个 PC 制造部门。 成立于 1985 年的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公司, 源自中国的航天部门。与此相反,最近成立的尚德电力,太阳能电池的世界领 先企业,2001 年成立, 其成立的模式与美国模式一致:创始人说服投资商出 资赞助其商业创意。 MLP 对技术导向的增长的强调,为基础研究留下了空间,正如中国现任总理温 家宝在 2008 年与科学的访谈中所说的: 我个人认为,基础科学研究非常重要,因为我相信没有基础研究 作为源泉和推动力,应用或者开发研究就无法进行。但是,就我 们自己而言,通常因为功利和短期利益,容易忽略掉基础研究。 这是应该避免的 [5]。 物理基金 中国顶尖大学里的物理学家主要受益于几个基金来源,其中最大的是科技部 ( MOST ) 。该部协调和执行规模最大的国家科技优先发展领域,决定聚焦哪 些领域,比如纳米科技和量子信息,和哪些大学应该主持实验室和相关设施。 比如,科技部资助中国科大的合肥微尺度科学国家实验室。该实验室的研究范 围很宽泛:量子信息,蛋白质折叠和功能纳米材料只是数个研究领域其中的一 部分。科技部同样资助南京大学微结构国家实验室。虽然名字类似,但是这两 个实验室是互补性质的。南大的实验室侧重研究较大尺度,100 纳米-1 微米范 围内的现象,比如表面等离激元、光子学、晶体成长和器件物理。图 2 是该实 验室研究的一个例子。 为了获得较小的单独研究项目, 中国物理学家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NSFC ) 。 NSFC 拨款资助数个宽泛而简洁的设定好的领域, 比如去年的流体力学指南里面
  102. 108 写道: 流体力学的申请应该注意研究复杂流体的规律和机制(包括非稳态流体、湍流 和复合相流体问题) 。该分类将继续支持航空航天、船舶与海洋工程、城市排水 工程、化学工程的流体力学问题的研究,以及在能源、环境、和其他高科技和 先进技术领域的流体力学问题的研究。 拨款最高可至 60 万人民币(8.8

    万美元) 。 正如同类似地美国自然科学基金, NSFC 采用同行评阅的方式评估申请报告。 省级和当地政府也资助科学,以中国科大为例。安徽是中国科大所在的省份, 拨款资助他们的学生加入精英大学。临近省份江苏省的苏州市,在其郊区拨出 土地用于中国科大软件学院的建立。 中国科学院成立于 1949 年。类似它在中国大陆的前身,中央研究院和它主要的 榜样,苏联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最好的科学家的专业组织,在它自己 的专业研究机构里面开展研究。中科院研究所,大概 100 所,研究范围涉及整 个自然科学领域, 包含了物理学的所有分支。 中科院也负责几个大型科学设施, 包括北京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兰州的重离子研究装置、合肥的先进超导托马克 实验装置和上海光源。中科院国家天文台运行着中国最大的望远镜。 中科院不是科技部的下属。这两个机构都由中国的最高行政机构国务院管辖。 科技部是部委,中科院和 NSFC 都是机构。这三个组织执行国家的科技优先发 展计划。作为中国科学的精英,中科院院士个人影响科学政策,但,正如同在 美国那样, 由政府制定和执行政策。 在中科院研究所工作的研究员——比如北京物理所——一般都有设备优良的 实验室和从中科院研究生院招生的渠道,但不必负责教学。物理所主要对凝聚 态物质开展实验和理论研究,该所对新发现的铁基超导体的特性研究(参 看 PHYSICS TODAY May 2008, page 11)排在国际前列。目前最高的超导温度 Tc, 55K 是物理所取得的。图 3 是物理所的主体建筑。 大学 作为学生学习和学者做研究的地方,中国的大学很早以来就被利益和当时政府 的影响所左右。中国第一所真正的大学:北洋大学(现为天津大学) ,1885 年 在天津成立,当时的清王朝经过多年的衰败,在那时进行了一次短暂的政治和 文化变革。之后的 20 年,中国最受尊敬的大学陆续成立。 如今,中国的大学大致可以分成两层系统。上面一层是 100 所左右被教育部管 辖的大学。之下是 2000 所左右由中国 22 个省和 5 个自治区管辖的大学,其中 不包括中国两个特别行政区,香港和澳门的大学。中国决定让它的大学与西方 大学进行竞争,由此开始了数次提高资助和重组的运动。最近的一次动作是去 年 10 月,宣布成立 C9 联盟,由 9 所最好的大学建立的联盟。 更老且更为广泛的行动,是转变仿苏联体制的专业技术院校模式。比如,杭州 的浙江大学合并了医学院。 南京大学正对一个工程学校进行合并。因为合并和
  103. 109 扩大,中国的大学正在建设新校园。复旦大学的新校园在长江边上一块新征的 工业用地上。这所新校园,包括一座崭新的物理系建筑(参见图 3) ,建筑风格 向上海外滩致敬,上海外滩是一条在黄浦江沿堤布满 19 世纪建筑的长街。 大学的经费也有来自中央、省级和市级政府之外的来源。清华大学新成立的纳 米技术研究中心部分经费来自富士康公司,这家公司是台湾的计算机组件制造

    公司。科维利基金(The Kavli Foundation)已经在中国建立了两所研究所,北 京大学的科维利天文和天体物理学研究所(KIAA)和附近中科院校园中的科维 利理论物理研究所 (KITPC) 。 那么中国大学中就读的一个本科生能接受到什么样的教育呢?一次简短的访问, 很难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中国重视教学的传统仍然很强。比如,清华 大学和浙江大学, 修建了用于物理学教学用的大型实验楼。学生们在那里做一 些经典实验,比如搭建和测试惠斯登电桥, 但他们也做超导体实验。需要指出 的是美国和欧洲最好的研究生院都招收中国学生。 国际合作 虽然有科技部、中科院和 NSFC 支持国家目标,中国也寻求国际合作。由北京 高能物理研究所领导的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就是个国际合作项目。合作 单位名单包括 2 个美国国家实验室(布鲁克海文和劳伦斯.利弗莫尔) 、14 所美 国大学和 2 所俄国研究所、 1 所捷克大学和两所台湾大学。美国负责支付一半 的经费。 中国在天文学上的努力,展示了这个国家如何把国家利益和国际合作联合起来。 中国现在缺乏建立世界领先的天文台的经验,比如像欧洲航天局最新发射的红 外卫星,Herschel。通过自主努力取得经验需要时间,且也许会让中国落后得更 多。为了追赶,中国寻求将自我发展和参与国际项目混合起来发展。 中国最近服役的 LAMOST 望远镜, 其观测天空的方式类似斯隆数字化天空观测 (Sloan Digital Sky Survey,SDSS)——亦即,它将自动决定在大片星际中的恒 星和星系的光谱 (及相应的红移) 。 LAMOST 的主体镜片面积是 SDSS 望远镜的 四倍,且它的焦平面 CCD 更有效率且更灵敏。LAMOST 的性能某种程度上受 限于它所在的河北省的真正晴朗夜晚的次数。但是,人们期望它能产出我们星 系中恒星运动的最完整的图像,利用它可以获得银河系重力物质 (包括重子物 质和暗物质)迄今为止最准确的分布图。 LAMOST 望远镜将给中国提供生产和操作分割镜片的宝贵经验。在本文即将出 版的时候,中国正在谈判参与 30 米望远镜(TMT)项目的条款,该项目是美国 -加拿大合作项目,在夏威夷莫纳克亚山修建巨大的分割镜片天文台。 在 TMT 项目中, 中国将担任少数派角色。 但在提出的 Dome A 天文台项目中, 中国将出任领导。如图 1 所示,目前已经在进行场地选择。在遥远的南极进行 观测,其挑战是令人生畏的。需要在那里发电,数据不得不经过漂移、 裂解的 冰层才能获取。中国主要靠自身力量应对挑战。
  104. 110 中国同样觉得要成为国际来访者的友好且有利可图的接待地。 两个例子可以体 现这个趋势。 浙江大学和位于德州休斯顿的 Rice 大学已经合作建立了一个量子 物质国际合作中心。伦敦纳米技术中心和德国德累斯顿的复杂物理马普所也参 与其中。其主意是通过工作会议和长期访问促进符合双方利益的项目的合作。 在北京大学,成立已

    2 年的 KIAA 也开展了一些国际工作会议(如图 4) 。KIAA 的初创主任 Doug Lin 说, 该研究所将作为西方和中国研究者可以合作和彼此互 相学习的地方。 不幸的是中国加强和美国合作的意愿受挫于美国移民政策。为了获得美国签证, 中国物理学家必须遵循的手续很繁琐,既浪费时间,又存在不确定性——考虑 到这些很多中国物理学家放弃了访问美国。 申请得到美国签证需要耗时 3 个月。 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物理学家申请欧盟签证只需 4 个工作日,而且不需 要私人申请。美国访问者申请中国签证只要 1 天时间。 人的因素 中国要在物理学上胜出的驱动力,再配合中国自己的物理学家,产生了一个资 金充足和高度竞争性的研究环境,它跟西方不同,具有独特的中国特色。许多 中国大学, 不一定是那些最好的大学, 也出资奖励那些在 Nature, Science 和 其 他高影响因子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作者,奖金额度接近作者 1 年的薪水。发表的 压力可能就是中国文章在应用物理快报(Applied Physics Letters )和其他杂志上 低于平均水平的接受率的背后原因。 为了吸引华人物理人才加盟,竞争尤其加剧了。竞争是两重的:存在于中国和 西方之间,也存在于中国研究机构内部。北京和上海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可以说 明所在的城市的财富、规模及其重要性,作为吸引人才的诱因。浙江大学位于 杭州,这是一座从马可波罗游记作者到现代旅行指南的作者都公认的中国最美 的城市之一。与此相反,合肥的中国科大,标榜自己坐落小城市,房价低廉。 为了让天平偏向他们自己的大学,一些系主任被赋予弹性权力可以授予年轻的 海归正教授职位。最后,研究机会可能最重要。丁红 2007 年离开波士顿学院海 归物理所,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研究支持,包括资金和人员,以及更广阔的竞争 空间”。 出成果的强烈竞争让一些中国物理学家抱怨,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当 一个研究的目标很明确——例如在量子计算的凝聚态实现上追上美国——努力 而果决的付出可能会获得成功。但没有时间去思考,创造出新的领域会更难。 举两个例子来说,中国对新的铁基超导体的理解和扩展量子密码通信实际应用 令人印象深刻。然而这些领域都发源自中国之外。 另一方面,对比美国的结果提示我们,中国可能只需要等待培育真正原创的研 究。1870 年代,美国经济成长至可以跟英法德媲美。富裕的美国工业家建立和 资助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经济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然而那时 的美国优秀本科生仍然离开美国留学欧洲。直到 1930 年代,美国才成为卓越的 科学超级大国。犹太科学家离开纳粹德国涌入美国,当然也有所帮助,但那些 被驱逐的人到达美国后,发现美国拥有广泛的基础设施和丰富的资金来源。他 们也找到了当地成长的优秀同事。
  105. 111 等待在科学上的投资奏效可能还不足以确保中国成为科学超级大国。正如一些 中国领导人意识到得,教育系统需要变革。郭树清是中国建设银行总裁,这是 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他也是中共权势至上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他去年 在金融时报评论版面上撰文,郭列举了为了深入发 展中国必须克服的障碍。他 列出来的第三点是: 中国人力资本的发展对于中国未来至关重要,但是中国在教育和培训上还远远 落后于发达国家。我们的教育制度不利于鼓励创 新。这妨碍了高水平和可持续

    发展。 中国的教育体制是高度竞争性的。三天的国家考试,高考,决定了谁能进入最 好的大学就读。为了高考成功需要的准备是如此的剧烈而广泛,以至于学生很 少有时间去发展符合他们好奇天性的习惯和激情。 我非常感谢给我慷慨和细致帮助的中国主人:复旦的金晓峰,物理所的王玉鹏,清华大学的朱 邦芬,中国国家天文台的薛穗建,Kavli 天文和天体研究所的 Doug Li,浙江大学的李有泉, 中国 科大的王晓平,南京大学的王牧和李建新。我也要感谢香港大学的张富春和 Janis 研究公司的 赵祖宇。感谢他们的宝贵帮助和建议。 Charles Day 是《今日物理》 PHYSICS TODAY 的高级编辑。
  106. 112 泰晤士报 译者频道——看世界 北朝鲜人担心一场新的饥荒正在迫近 原文:North Koreans fear the country is

    on the verge of a new famine 作者:Jane Macartney 发表时间:2010 年 3 月 20 日 译者:苏吴男爵 校对:奇俊奇迹、HJ Wilsion 图片说明 1:咸兴(Hamhung)市中心一家地方儿童中心里营养不良的孩子 图片说明 2:农民们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土地上耕作但收获不多
  107. 113 饭再次从北朝鲜的饭桌上消失。 就像上个世纪 90 年代曾经发生过那样, 饥荒的阴霾正在逼近北朝鲜,数百万人可能死亡。 少数人不顾铁丝网、持枪的岗哨和巡逻队偷渡到邻国中国,他们的脸上 写着绝望。他们寻求食物甚于自由。 本周,《泰晤士报》记者在中国的安全地带见到了四位最近越过边境逃亡而来 的北朝鲜妇女。她们描述了在那个斯大林主义国家里面对愈发严重的饥荒时的

    绝望情景。 她们中最年轻的一人只有 16 岁, 上月穿过冰冷刺骨的江水逃到中国。 另三人均 50 来岁,对如何逃离守口如瓶,因为她们必须回去帮助留在国内的家 人们。 屋外正飘雪,Choi Kum Ok 蹲在这所靠近边境的无名公寓的地板上。当谈及她留 在北朝鲜的儿子,她的眼眶充满了泪水。“我来中国赚钱供他看病吃药。我要给 他带食物回去,不然他就会挨饿。” 当她回忆起 90 年代不禁掩面哭泣,那时庄稼歉收,超过 10%的人挨饿,她也失 去了一个亲人 。 “我不想谈这个。”她说。 作为一名前安保人员、朝鲜执政党劳动党党员,她想不通为什么自己崇拜的领 袖们会如此彻底地辜负人民。 近几年,随着北朝鲜政府对边防士兵下达射杀令,以及中国政府对不速之客失 去耐心,从北朝鲜逃亡而来的难民潮规模大减。中国政府——担忧来自江对岸 的不稳定因素——用食物和食用油支持那个有核政权。 极少数完成这段危险行程的人仍然生活在担心被发现的恐惧之中。他们中的大 多数计划在中国呆上数周或数月好攒一笔钱带回家里。一部分人则想去南韩。 他们深信一场饥荒正在逼近, 为了生存甘愿冒险偷渡。 他们目前面临的危机是“青 黄不接”(barley hump),或者说是一段四月前后的不毛时期,彼时稻米已经告 罄、但大麦尚未收获。 。有人说 :“这是最危险的时期。恐怕在那时候我们将 看到有人开始挨饿。 ” 有些人已经死于营养不良了,她说。80 年代的饥荒后,政府放松了对粮食市场 的禁令,从那时候开始食物总是有的,尽管并不充足。 然而, 去年 12 月政府废除了旧币, 以 100 元旧币兑 1 元新币的比率发行了新币。 每人能够兑换的上限是 10 万旧币, 个人积蓄被一扫而空——就像她们 (受访者, 译注)那样。北朝鲜为此担责的高官于上周被枪决。 Choi Kum Ok 说:“我在中午的时候才听说发行新币的决定。所以到银行关门为 止,我们只剩下 5 个小时兑换旧币。很多人变得一无所有。” 黑市关闭后,食物一夜之间消失。商人们没有动机销售当下已不值几个钱的货 物;倒不如囤积手头的大米和食用油,等待他们知道会在未来出现的需求。很 多有积蓄的人为了发泄懊恼扔掉了旧币。 米
  108. 114 Song Hee,一个 16 岁的圆脸丫头说:“一些人把旧币丢进了河里。我听说甚至 有一个人烧掉了他的钱。钱币上印有金日成的头像,所以就像是你在烧伟大领 袖一样——那是犯罪。那人被处决了。真的,这个故事是真的,这发生在清津。” 真实也好,杜撰也罢,这个传言反映了对领袖前所未有的不满。领袖拥有不受 控制的核武器,西方正试图约束其力量。 在一个不服从等于死亡,在一个把已故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和他的儿子及继承者、

    亲爱的领袖金正日当做神一般尊崇的国家,反对意见几乎前所未闻。然而,这 次货币改革极其不得人心。一位妇女说:“跟以前不一样,人们在抱怨。每人都 有自己的看法。 ” 这样的抱怨只在信任的人之间口耳相传。Song Hee 说:“假如有外人听到,你就 会被送进监狱。” Jeong Hee Ok 说她难以信任政府立下的誓言:“改革将于 2012 年——伟大领袖 金日成的 100 周年诞辰——见效。” “在中国,我能吃上一日三餐。我每次吃饭都会想到我的女儿。” Li Mi Hee,今年 56 岁,蹚过冰冷的河水来到中国。她在这里照料一个老年人, 每月挣 500 人民币(约 50 欧元)——相当于 10,000 朝元21() “我的儿子告诉我又有人已经饿得奄奄一息, ”她说, “在 90 年代我看见路有饿殍, 现在这可能要重演了。” 她尽可能把东西送回朝鲜“我收到儿子来信,他告诉我他没有东西吃。他会挨饿 的,我一定要做点什么。”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北朝鲜的粮食状况正变得越来越严峻。一名发言人说:“随 着食物的进一步短缺,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 那些留下的人们在纠葛于对领袖全知全能的坚定信仰和对饥饿、贫困感到绝望 的夹缝间饱受摧残。Jeong Hee Ok 对金正日在中国收到的指责感到震惊。“人们 在诅咒他,这使人感到混乱。我自从童年就被教导他是最慈祥、最好的人。” 她们在出逃前都参加过政治学习,在那里被教导金正日将会有一个继承人:他 26 岁的儿子,金正银。Jeong Hee Ok 说:“他非常年轻,还不满 30 岁,并且非 常聪明。我们很高兴,因为他会带来新的想法。” 为庆祝这位法定继承人的生日,1 月 18 日配给了额外的食物,甚至有大米和一 些食用油。Jeong Hee Ok 计划在攒够了女儿的婚礼费用之后偷渡回北朝鲜。 “我的祖国是好的。在中国这里如果想要生个小孩就要付钱,但我们不用付就能 生小孩。” 21 译注:原文未说明指新币还是旧币
  109. 115 Choi Kum Ok 说她认识的每一个人都信仰领袖。但是接着她移开了视线。“他们 信仰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外面的世界。 没有人告诉他们。 年轻些的人了解得多些。 ” Li

    Mi Hee 是最无所畏惧的一个,也许因为她的大儿子死于一所劳动营。“中国是 一个生活的好地方,我从没想过要回去。什么时候北朝鲜人能像中国人一样生 活,那该有多好啊。人们在抱怨着。虽然他们尚未生气,但是自从 90 年代死了 很多人却一声不吭以来已经有了变化。” “我们没得吃,但我们知道外面的人有的吃。在中国人们把米饭倒掉,而我们已 经有好长时间没见过白米饭了。这就像天上地下的差别。” 与其他低声讲话的妇女不同,Li Mi Hee 自信地提高了嗓门。“所有北朝鲜人都知 道即使在日本殖民期间他们也没有过得这么糟糕过。”她停顿了一下,“我儿子认 为有事情要发生了。”然后她说了一些意味着她永远不会回去的想法。“我再也不 相信了。金正日将军做得不称职,人们想要有所变化。凭什么他儿子(指金正 银,译注)就会好一点呢?” 大事记 1995 年 在洪水泛滥、前苏联削减援助后,国家食物分配系统崩溃。据朝鲜政府 自己估计,饥荒夺走了 300 万条生命。(超过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2002 年 政府同意私人耕种,批准“农民市场”出售范围更广的商品。联合国表示 北朝鲜人口的三分之一营养不良。 2005 年 恢复食物集中配给制, 私人销售谷物被取缔。政府禁止了大多数国际人 道主义援助。 2007 年 夏季多场水灾导致长远的储备食物短缺更厉害,政府向外国求助。 2008 年 美国通过世界粮食计划署捐赠 50 万吨食物,但北朝鲜政府拒绝了来自 南韩的援助。7 月份,南韩游客遭枪击身亡使得赴朝旅游计划暂停。 2009 年 得益于好气候和国外援助,经济被认为有所增长,但更多的经济制裁开 始实施。政府拒绝了美国的食物援助。旧币在有兑换上限的前提下被重新估价 兑换——实际上相当于没收了私人积蓄。 2010 年 政府接受了来自南韩的 1 万吨粮食。一位赞成货币改革的官员被枪决。 信息来源:国际危机组织(IGC)、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CIA World Factbook) 记者 Jane Macartney 发自图们
  110. 116 明镜周刊 Jacob Holdt 的美国往事 原文:One Photographer's Look at Social

    Dislocation 译者:阮一峰、wotita 作者:Christoph Gunkel 原载:德国《明镜周刊》 发表时间:2010 年 2 月 16 日 校对:@xiaomi2020 原文附图,由 Jacob Holdt 摄影 回到 40 年前,Jacob Holdt 是一个愤怒的年轻人。他满怀理想主义,反对越南战争,希望改 变世界。他的梦想是前往智利,支持萨尔瓦多· 阿连德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
  111. 131 一个摄影家看美国社会断层 作者:Christoph Gunkel Jacob Hold 以前曾向往奇遇,可当这个丹麦小伙在 70 年代来到美国时,他发 现这社会严重分裂,他用了五年时间来拍摄记录这种分歧。他的照片目前在德

    国不伦瑞克展览,展示着一个幽灵般的美国。 Jacob Holdt 40 年前还是个愤青,立志改变世界。他满怀激烈的理想主义,反对 越南战争,原本打算在 70 年的春天前往智利,支持马克思主义政治家萨尔瓦 多· 阿连德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 阿连德在那年底成为智利总统。 Holdt 当时对自 己的祖国丹麦感到蔑视和憎恨,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表达对丹麦支持美国东南亚 地区外交政策的强烈不满,"砸碎丹麦所有的窗户,砸碎那个国家所有的窗户, 让最冷漠的保守分子也闻闻凝固汽油弹的恶臭。" Holdt ,这位牧师的儿子,在 23 岁那年打算从加拿大经美国去智利探险。去南 美的途中他在美国目睹了大量的不公、苦难和贫穷,感到震惊的同时他也被美 国社会的对比差距给迷住了,他放弃了原来计划,留在了美国,亲身体验这种 谜一样的社会现实。 这个年轻的丹麦小伙总去些别人绕道而行之地。他住在黑人贫民窟,与妓女、 瘾君子、同性恋甚至杀人凶手相伴,他也曾受邀到白人上层阶层到富足的银行 家和商人家里做客,和他们的孩子们混在一起。“我一只脚在美国的坟墓上,经 历过巅峰也坠入过最低谷。”他后来这么写到。 私密与恶梦般的 直到五年后,Holdt 在两个好友在旧金山贫民窟被杀后,才回到了丹麦,那时他 的行李箱中有 15,000 张照片:这些图片记录了对美国的愤怒和控诉,但同时又 是悲伤和温柔的。他如此写道,他用相机来记日记,但这个业余摄影家记录了 令人不安的, 幽灵一般的美国真实景象, 改变了人们心目中对美国的形象。 Holdt 在长达 5 个小时的图片展中展示了相当私密的但又像恶梦般的图片,震惊了观 众。1977 年他出版了摄影集“美国影像”,后来变得全球闻名。这些年来他的影 集 在 无 数 地 方 展 览 , 目 前 在 德 国 不 伦 瑞 克 摄 影 博 物 馆 与 法 国 摄 影 家 Jean-Christian Bourcart 名为“社会文档”的摄影联合展出, 展览截止 2 月 28 日。 他的图片中,有一张是一个黑人小女孩打开锈迹斑驳的冰箱,寻找食物;或一 个弯着腰的老太太拿着扫帚,打扫自己破旧的小木屋;一个妓女的特写;一个 表情凶猛的老年白人妇女用枪护卫自己小屋的入口;一个年轻的美国黑人在清 贫之中清理自己值钱的步枪,这些图片都是对贫穷、暴力和绝望的证言。 Jacob Holdt 的照片是用鲜血换来的,他喜欢这么说,并非夸大其词。1970 年初 他来到美国的时候,兜里只有 40 美元。他每星期去捐血两次用以度日,每次可 以换来五美元。他披散长发并编着胡须小辫,搭车漫游并跟那些饿得要吃猫食 的人生活在一起。他跟他们一起住在桥底或老鼠出没的棚屋内。他最富裕的一
  112. 132 次,他写到,“有个老妇人给我 70 美元,让我把她的车开到佛罗里达州”。 破除篱栅 Holdt 认为他的流浪生活反映的是他的人生哲学, 想要将自己置身于人类同伴的 慈悲之中。他希望破除藩篱,赢得人们的信任——对一个住在黑人区的白人来 说这可不容易。他在法律边缘游走,有时甚至也做违法的事;他偷窃、欺诈、

    劫掠、走私武器给印第安人,还参加了 1973 年伤膝谷的抗议保护活动。这些让 这个来自中产阶级但身无长物的欧洲人最终赢得了这些生活在社会边缘人群的 信任。 有时在贫民窟里的日常生活所独有的恐惧和残酷让他窒息。在底特律,那是彼 时美国谋杀率最高的城市,贫民窟的晚上子弹横飞。Holdt 住在一间狭窄的小木 屋里 —— 黄昏时刻,那里的居民得用个大冰箱来挡住门,整晚播放广播,用 来恫吓盗贼,防止他们破门而入。“我感到很紧张”,Holdt1971 年在给父母的信 中承认。但他还是选择留下来了。 为了获取这些照片,Holdt 得忍受这种紧张危险的生活方式。这位丹麦嬉皮士六 年内走过的距离是 161,265 公里 (100,205 英里) , 去过美国 50 个州中的 48 个, 在 381 个家庭中停留过。为了拉近与拍摄对象的距离,他经历过许多危险的时 刻:被抢劫过 4 次,子弹嗖嗖地擦身而过;曾有一次被三 K 党袭击’;被捕或监 禁 6 次;好几位他最亲近的朋友在这六年的路程中被杀。 憎恨渐深 不出意外, 这种生活方式进一步激起了 Holdt 道德上的义愤, 巩固了他的世界观。 Holdt 把他目睹的巨大社会差异归咎于资本主义体制。他写道,“渐渐的,我教 会了相机来看到我眼中的世界”。 Holdt 开始认识到了一种反向的种族歧视,他写道,“我在这里住得越久,就越 会以黑人的眼光来看待白人,禁不住会感到对他们的仇恨日渐增长。”他认为他 为之在棉花地里工作的那些南方种植园主是现代的奴隶主。他相信资本主义有 意煽动种族歧视。他认为跟他在新奥尔兰同住的那个黑人杀人犯是个受害者; 他钦佩瘾君子以及那些被压迫但还有着顽强的求生意志的人。唱着 Ben E. King 的那首西班牙哈姆来区,他写到:那些逃离了贫民区的人,都是从混凝土上长 出来的玫瑰。 Holdt 也记录了美国富裕的一面——或者说, 正是因为对比, 更凸显出社会不公 的严酷。他冷静而客观地记录了白人上层社会的豪宅,就像他记录黑人底层的 黑暗蜗居一样,但他知道了自己的立场:“每一次我有机会过上这种所谓的好日 子的时候,总是感到极其不舒服,会很快的逃离出来重上高速公路。” 在 1970 年以前,他一直认为美国是个沉闷乏味的白人国家。到了美国之后,他 看到了许多不同:一个贫穷、受压迫的民众但不可思议的,活下来并有所成。 他用相片和文字记录了这一奋斗历程。
  113. 133 你所不知的世界十大美景 原文:10 Wonders of the World You Don’t Know

    作者:JFrateri 来源:listverse.com 译者:@foodpizza 校对:fy ;qing xu;PurplE 以下这些美景只为少数人所知。总的来说他们不能与著名的“七大奇迹” 齐名。除此之外, 他们每一个都是非常美丽而且值得上榜的。享受榜单上的美景的同时,还要记得在评论中 与我们分享其他鲜为人知的美景。 10 巴纳韦梯田(Banaue Rice Terraces) 菲律宾 巴纳韦梯田有着 2000 年的历史,它被原住民的祖先们雕刻到了伊富高山上。巴纳韦梯田一 般被菲律宾人称作世界“世界第八大奇迹”。一般认为,这个梯田主要是徒手修建的。它海拔 1500 米(5000 英尺),而且覆盖了 10360 平方公里(4000 平方英里)的土地。它由来自 上层雨林的古代浇灌系统供水。据说如果每一层首尾相连的话会有半个地球周长那么长。 当地人今日仍用这块梯田来进行水稻和蔬菜的种植。结果就是那些阶梯在逐渐的被侵蚀, 这需要对其进行持续的维护。 9 锡吉里耶(Sigiriya) 斯里兰卡
  114. 135 赫拉克勒斯灯塔是早先罗马在西班牙西北省份加利西亚克鲁那 2.4 公里(1.5 英里)处修建 的灯塔。克鲁那这个名字据说是衍生自以前的圆柱。这个建筑有 55 米(180 英尺)高,还 可以俯瞰西班牙的北大西洋海岸。这个灯塔有

    1900 岁了,它在 1791 年的时候被修缮,而 且这是最老的还在被当作灯塔使用的罗马灯塔。 7 托伦 (Toruń)波兰 托伦市位于波兰的北部,毗邻维斯瓦河。这座中世纪古城是哥白尼的出生地。根据考古学 家的追溯,最早的定居者在公元前 1100 年就来到了这里。在 7 世纪至 13 世纪的中世纪期 间,在这里的河岸上是旧的波兰人的定居点。条顿军团于 1230 至 31 年间在波兰人的定居 点附近修建了一个城堡。 在 1263 年, 圣方济各会的僧侣们在这个城市定居, 接下来是 1239 多明尼会的成员。在 1264 年,附近的新城区建立了。在 1280 年,这个城市加入了汉萨商 业同盟,这使得它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正如你在照片中所见的一样,这是一个美 丽而富有中世纪韵味的城市,而且值得你前去旅游。 6 阿旃陀石窟(Ajanta Caves) 印度
  115. 136 阿旃陀石窟位于印度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它是建造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世纪,在此石窟中 有着反映佛教和世俗社会的绘画与雕刻杰作到了 480 年,阿旃陀石窟被荒废了。在接下来 的 1300 年中,这个洞穴被茂密的森林所隐藏,知道 1819 年一位英国军官在追寻老虎的踪

    迹的时候找到了这里。不知怎么,他在矮树丛的深处穿过了其中一个隐藏的洞口。他发现 了已经作为鸟和蝙蝠居所的一号洞穴。史密斯上校在其中一面墙上用铅笔写下了他的名字。 模糊的记录着他的名字和发现日期——1819 年 4 月。 5 花乊谷(Valley of Flowers) 印度 花之谷是一个十分美丽的高海拔喜马拉雅山谷,它因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登山者和植物学家 的作品中出现,而在印度教经典中它早就出现了。它“温和”的景色、令人窒息的美丽草甸上
  116. 137 的花海和让人心旷神怡崎岖的山地入口都位于南达戴维国家公园盆地的腹地。花之谷因为 上百种不同的花而显得多姿多彩。这个山谷在 1982 年成为了国家公园,现在它是世界文化 遗产。当然了,当地人一直知道花之谷的存在,而且相信这是神话发生之地。 4 曼代奥拉(Metéora)希腊 曼代奥拉(雄伟的岩石)是希腊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东正教修道院群,它也在阿索斯山上。 六个修道院在自然形成的岩石上建造而成,

    它位于希腊中部的塞萨利平原东北角, 在 Pineios 河与品都斯山的附近。通往修道院的路十分难走,需要走长长的阶梯或是用大网把人和货 物吊上来。这确实需要坚定的信仰——绳索已经没了,所以(爬上修道院)这个故事也就 成了只有“当主让他们休息的时候”。 3 蒲甘(Bagan) 缅甸
  117. 138 蒲甘是以前缅甸曼德勒地区的城市。它正是的名字是 Arimaddanapura 或 Arimaddana(粉 碎敌人之城),也被叫做 Tambadipa(富铜之地)或是 Tassadessa(焦土),它是缅甸以 前几个王国的首都。蒲甘原本要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物质遗产,但很多政治的投机成 为了它不能入选的理由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没有指定这里为世界文化遗产主要是因

    为这里的军政府(SPDC)不顾原本的建筑风格而随意的修复早先的舍利塔、寺庙和其他建 筑,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用了现代的材料对原本的风格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不管怎么说, 这仍是世上几个必须要去的胜地之一。 2 大莱普提斯(Leptis Magna) 利比亚
  118. 139 大莱普提斯是罗马帝国一个知名的城市。它的遗址位于利比亚胡姆斯,的黎波里往东 130 公里的地方, 那里是 Wadi Lebda 的海滩。 这里是地中海地区最壮观还没被破坏的罗马遗址。 这个城市是在公元前

    1100 年左右被腓尼基殖民者所建立的, 不过直到迦太基人在公元前四 世纪在地中海地区崛起的时候它才成为一个重要的城市。直到公元前 146 年第三次布匿战 争之前,这里名义上都是迦太基的领地,后来罗马共和国就取而代之了。不过在公园 200 年之后从任何意义上说它都是一座独立的城市。 1 塞尔瑟斯图书馆(Library of Celsus) 土耳其 这里成为第一名完全是因为我个人的偏好 。我爱书,我爱图书馆,而 这里全是知识。这 个图书馆建以存放 12000 个卷轴并用作塞尔瑟斯的坟墓 。这个建筑物之所以重要还 因为 它是早期受罗马影响的图书馆的样本。它也表明了公共图书馆并不仅仅在罗马城出现,也 在整个罗马帝国出现。对于这样一个历史性建筑,大规模的返修也是很有意义的, 它的前 部被重建了 ,现在成了罗马公共建筑的样板。
  119. 140 译者频道——深度分析 党代表谁? 从“三个革命阶级”到“三个代表” 原 文 : Who Does the

    Party Represent?: From “Three Revolutionary Classes”to “Three Represents” 作者:狄忠蒲(Bruce J. Dickson) 来源:来源: 《胡锦涛统治下的中国:机遇、危险以及困境》 第三章 译者:@Freeman7777 kestry, @hsinwang1982, @jiangge09, @Freeman7777 校对:@Freeman7777, @jiangge09 中国共产党(CCP)的继续存在将许多观察家置 于尴尬的境地。有些人期望中共重蹈其他共产 主义政党的覆辙, 它们在 1989 年间迅速相继崩 溃,就在中共领导人决定镇压发生在天安门广 场及该国其他地区民众要求变革的请愿的数月 之后。许多人指出了列宁主义的政党主导与市 场经济的不相容,并预测政治改革最终必将赶 上经济改革的脚步。近年来,在经济私有化过 程中所遇到的麻烦, 特别是大规模裁员、 欠薪, 高税费,以及腐败猖獗,引发了不时的抗议活 动,使人们对该国的稳定性和中共是否有能力 维持统治提出了疑问。中共面临的问题,不管 是党的声望,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协调,还 是正确政策的贯彻落实,都是十分严峻的。 尽管细节或有不同,这些基本问题多年来一直困扰着中共。是依靠民众支持还 是依赖政治技巧?这个问题向来是 50 年代初直至现在中共内部忧虑及内斗的根 源。在整个后毛泽东时代,该党一直在思考在保持政治控制的前提下如何满足 经济体制开放的要求。早在进入新世纪之前,工人不满,干部腐败,中央无法 监督及强制地方落实政策的问题已经就已经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正如本章要说 的,尽管有这些挑战,但是,中共仍拥有许多政治和现实的优势,使之能够生 存下去。 列出中共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后,大多数人并不认为意识形态的不协调令人忧心, 特别是当实用主义几乎本身几乎已经成为一项意识形态教条后。但中共,至少 其某些领导人仍然认为,党需要某种意识形态作为它继续统治和进行经济、政
  120. 141 治及机构改革的理论基础。在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问题会决定政治生存甚至 个人的福祉,中国公民和外部观察家审慎关注着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和公式化 的宣传。由于放弃了将阶级斗争作为党的最高目标以及实际上抛弃了共产主义 理想,人们对意识形态的兴趣已理所当然地逐渐减弱。它不再引导政策,但仍 是领导人决定做什么的首要理由。虽然如此,该党仍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宣传 思想创新,强调他们的改革议程与其传统目标和国家的整体利益是多么的一致, 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正好相反。此外,对意识形态的关注也使得党内基本矛盾暴 露了出来。 正如这里要说的,

    尽管大多数党员坚持认为调适对党的生存必须的, 但一小部分顽固派断言这种变化正在削弱党并侵蚀其统治的合法性。 中共发现它面临着众多为引起重视相互竞争的要求。根据这些要求的性质,其 应对方式也各不相同。一方面,该党对经济性的要求一直是宽容的。作为一种 整合其自身与有助于国家经济现代化的个人和团体的手段,它已经为各行业, 特别是工业和商业组织建立了协会。除了这些制度性的纽带,它还推行一种发 展新成员加入该党的吸纳策略。不再只是农民、工人和士兵“三个革命阶级”的先 锋队,中共现在宣称代表三个关键利益:“先进生产力”(主要是日益增多的城市 中产阶级:商人、自由职业者及高科技专家),先进文化的推广(如反对“封建” 和物质主义价值观),以及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这个中共对党和社会新关系 的描述,被称作“三个代表”,最初由江泽民在 2000 年春季提出,之后通过广泛 的媒体宣传活动得以传播。作为中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主要成果之一,“三个 代表”的口号被明确载入党章修正案。作为这种变化的必然结果,此次党的代表 大会还解除了曾于 1989 年开始实施的禁止吸收民营企业主入党的禁令。 这两个 转变,受到左派和右派的同时批评,一些人认为,他们背叛了党的传统,削弱 了党的团结,其他人则认为他们是在挂羊头卖狗肉。不过,它们反映了中共使 自己适应中国经济与社会环境变化的努力。与此同时,中共继续镇压另外一些 它认为威胁其执政党地位的有关政治改革和自由化的要求。对于绝大多数中国 人来说,较之毛泽东时期,当前的政治氛围更显宽松,受到的强迫也较少,但 对于反抗中共的威权统治、挑战对个人及政治自由的限制的政治活动家来说, 中共的手段仍然是相当强硬的。1 总之,中共的调适战略反映了 Jowitt 所描述的列宁主义政权“纳入”的阶段。2 在 不放弃对合法的政治组织的垄断地位的情况下,该党一直试图更具包容性,吸 纳更大范围的社会集团,减少对其传统支持基础的强调,拥抱现代主义范式, 同时继续在口头上标榜其社会主义目标。但是,它不是对中国社会所有群体以 及目标都开放的。中共继续排斥和镇压对其权威构成挑战及寻求根本的政治变 革的人士。 这是中共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多面性,其优点值得更深入的了解和赞赏。虽 然强迫和压制仍是当代中国政治现实的一部分,但它仅是这个现实的一部分。 中共放弃了控制经济和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的企图,而且,随着后毛泽东时代的 自由化, 它也放弃了允许它这样做的工具。 3 作为替代, 它采用了更灵活的做法, 在某些方面宽容,但在其他方面仍然高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共适应变化 的努力,事实上,可能会适得其反。这是进行机构改革时常常面临的困境:现 在的变革将导致复兴还是进一步的恶化?
  121. 142 本章将按下列次序讨论这些问题。首先对允许中共持久地作为中国执政党的因 素进行讨论。其次介绍该党与社会之关系的发展演变。此处着眼于发展党员方 面的变化,这反映了中共与社会关系的发展演变,以及其敷设与特定社会阶层 新的制度性联系的努力。从这一点出发,本章看起来会更贴近作为中共战略思 考及其政策指导的“三个代表”的口号。最后,简要讨论政治稳定的含义,一个中 国领导人长期关注的问题。 为什么中共仍在掌权? 中共能够其中国执政党的地位首要原因是其垄断了合法政治组织的控制权,列 宁主义的组织原则禁止可能挑战中国共产党的竞争性组织形成,该党严格执行

    了这项禁令。 其最生动的体现是中共在 1989 年拒绝承认学生和工人自治联合会, 并一再打压渴望自治的工会,中国民主党,以及精神和宗教群体,如法轮功, 家庭教会。由于无法在国内成立异议组织,大大提高了集体行动的成本并降低 了成功挑战的可能性。4 然而,中共的生存并不仅仅是政治高压的结果。它拥有允许其继续保留权力的 其他优势。最重要的是,中共在 1949 年革命的胜利使其得到了一定的合法性, 尽管此后经济增长目标已经取代了党的其他大多数目标。然而,它仍然有残留 的影响。相反,在东欧执政的共产党大多是由苏联压加的,因此在其治下的许 多人眼中缺乏合法性,中共则通过本土革命推翻不得人心的政府从而掌握了权 力。中共的形象并没有如东欧共产党甚至国民党(KMT)在台湾那样给人留下 外部占领势力的印象。 5 结果就是虽然其根基的健康度与可行性正在受到不断警 告,但它并不需要为了“扎根”(sink roots)于社会而进行调适。尽管党的政策 与实践在今天可能并不受欢迎,但它当年是凭借着切实的广泛支持上台掌权的。 除了源自本土这一剩余价值以外,中国共产党还从似乎具有广泛认同度的下述 观念中获益:党是阻止国家分裂和政治动荡的最好也是唯一的捍卫者。不管是 国家还是社会的成员,都摆脱不了突出的与深层的恐惧。政治抗议和政权更迭 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动荡和不确定性。中共可以用追求稳定的文化偏好抹黑那些 试图挑战其垄断权力的人。这也是中共在社会层面激发民族主义情怀的原因: 在抛弃了阶级斗争和其他共产主义目标后,它从维护国家统一与稳定开始转而 激发民族主义渴望。 中共还受益于能带来支持力的物质资源。如它高效的恩庇机制。中共仍然垄断 着一些重要职位,不仅政界,商界和学界也是如此。随着经济自由化的进行, 中共控制的企业管理职位虽较以往有所减少,但总量仍是可观的。党员仍能够 较容易地获得经商和投资机会以及出国旅游许可等重要资源。这是一把双刃剑, 虽然它一方面让某些人分享到了甜头,另一方面也为中共带来了极少关注集体 福祉的腐败和自私形象。 由于认识到了党是唯一的选择(the only game in town)以及党员身份对实现诸 多职业目标的帮助,日益增多的年轻知识分子和私营企业主纷纷要求加入中共。 这也许让人惊讶,因为这类精英是靠自己的努力获得学业和商业上的成功的。 尽管有些人出于坚持原则以及担心党员身份会限制自身选择而不愿加入中共, 但出于现实原因,其他人仍愿意加入中共,这是因为党员身份能够带来特权,
  122. 143 尤其是对担任行政职务而言。6 最近,将具有更高的学术或商业能力的人吸纳为 党的干部的做法为专业和商业人士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这些人不是中共的 传统支持力量,但中共却认识到了他们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目标过程中的重要价 值。中共对外宣传,申请入党人数不断增加以及寻求得到录用的人的履历都说 明了党具有可持续的活力。尽管这可能是出于自利型的误读,党员人数的持续 增加是毫无疑问的——从 1982 年近

    4000 万增加到了 2005 年的近 7000 万。 简而言之,由于垄断了政治权力,中共仍在执政,它是一个中国土生土长的政 党,它能为自己的成员带来切实的好处,也成功地从社会上现代化的部门吸纳 了新成员。在本节后我们将看到,中共一直都在转变其自身组织及其与社会关 系的形态,以调适其自身来面对它发起的改革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环境。而中 共的未来前景很大程度上取正决于这种转型是否成功。 党和人民 进入后毛泽东时期以来,为了推进经济现代化,中共抛弃了以文化大革命为代 表的毛泽东时代阶级斗争政策和群众运动。基础工作重心的转变使中共的组织 以及中共与社会的关系出现了同等的变化。与毛泽东时代在党员录用和分配工 作中强调动员技巧和政治可靠度不同,新的经济现代化取向重视党员尤其是干 部的实际能力和专业知识。为了给更年轻的技术官僚让位,文化大革命的受益 者被清离职位,甚至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也很快退休。7 中共在工作重心和成员方面转变产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拥有高中以及以上文 化程度的党员比例从 1984 年的 17.8%上升到 2002 年的 52.5%。在中共中央委 员会, 拥有大专学历的党员比例由 1982 年的 55.5%增加到了 2002 年的 98.6%。 在县以及县以上层级, 拥有大专学历的党员比例也从 1981 年的 16.4%增加到了 2001 年的 87.9%。8 中共转变形态最为显著的标志在于:曾经是中共主要成分和支持者的农民和工 人如今已成了党内少数群体,这是对中共意义最大的转型。农民和工人党员的 比重从 1994 年 63%跌至 2003 年的 44%。 这种下跌不仅是相对数量的, 也是绝 对数量的——在短短 10 年中从将近 3400 万跌至不足 3000 万。新录用的农民 和工人党员的数量无法抵消现有农民、工人党员退休和死亡的数量。中共不再 优先关注曾为之进行革命的从属阶级,转而接触在自己发起的改革开放中出现 的技术、专业、商业精英。由此,中共重新塑造了自身与社会的关系并以此反 映它当前的工作重心。 在后毛泽东时代一开始便宣布阶级斗争的终结,中共此举暗示着它与社会的关 系将会更加和谐。与已为人熟知的毛泽东式的意识形态动员和强制手段不同, 中共使用了一种双面调适策略:创造新的制度来连接国家与社会、吸纳新精英 入党。9 在中共看来,社会不再是试图推翻自己的阶级敌人活动的场所,而是经 济现代化所需的才能和抱负的源头。 尽管仍在打压自己眼中的“反革命分子”或其 他敌视政权的人,中共却试图与同自己有着共同经济目标的人进行合作。 中共新的纳入政策的第一个要素是创造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新制度。 自 1980 年代 以来,特别是 1990 年代,中国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商会、专业协会、体育与兴趣
  123. 144 俱乐部等新社会组织。新组织的频频涌现使一些观察家开始思考中国公民社会 的潜在力量。然而,这些新组织基本上不具有公民社会所需要的自主性。相反, 它们与国家的关系更适合从国家法团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它们的成立须经国家 的许可,并由此得到所在领域(至少在其所属地区)的垄断代表权;甚至许多 这类组织的领导层中都有党和政府的官员。这种统合主义的策略并不是旨在抛 弃党的控制而是通过更有弹性的手段来加强它。随着中共在中国公民日常生活 中出现的频率逐渐下降,上述组织以更间接的控制手段取代了毛泽东时代直接 而带有强制性的控制手段。 中共调适策略的第二个要素是吸纳新的社会精英,尤其是专业、技术精英和私

    营企业主。考虑到中共专注于经济现代化的目标,该策略是合适的。上文已提 到了中共吸纳具有高教育背景的成员的成功之处。 尽管中共自 1989 年 8 月起拒 绝私营企业主入党,但地方官员总是千方百计绕过这一禁区。某些情况下,为 了在技术上回避“私营企业主”这一称呼,他们称这类人为个体、集体或股份合作 制企业的管理人员。此外,还有的地方官员直接将禁令抛在一边,声称将受惠 于党的政策的人排斥在党外是不公平的。对于地方官员来说,由于推动经济增 长是考核工作绩效的重要标准,他们纷纷与能推动经济增长的私营企业主合作。 私营企业主中的中共党员比重从 1994 年的 13%提高到了 2003 年的超过 30%。 然而, 并不是所有“红色资本家”都被吸纳入党。 很多中共党员, 尤其是党政官员, 在入党不久后就开始经商。如果没有这一禁令,愿意加入中共的私营企业主无 疑会更多。当江泽民在纪念中共建党 80 周年之际宣布解除这一禁令后,被中共 吸纳的私营企业主有望增加。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江泽民的提议再次激起了共 产主义政党吸收资本家入党之正当性的争论。地方官员对此持观望态度,甚至 有些私营企业主还表示不愿意加入中共。10 在中共十六大正式解除禁令之后, 人们预计重新吸收并宣传允许企业家入党的努力会很快出现,但(直到 2004 年 底)这一切并没有发生。11 红色资本家的数量虽然在持续增加,但这并不是因 为私营企业家在不断入党。相反,这种增加主要是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结果:这 些新的所有者都是国有企业曾经的经理人,而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早已是党员了。 尽管共产党开始表现出接纳他们的意愿,但私营企业家加入中共的兴趣却在急 速减弱,其中的原因还不清楚。有逸闻证据显示,一些企业家不愿意加入一个 越来越以腐败著称的政党,而其他企业家则通过其它方式被吸纳,即便没有党 员身份也会被委以政府职务。同时,尽管有了新的政策,还是有许多地方政府 依然反对接纳企业家入党。 过去二十年来的这种统合主义(corporatism)和吸纳的策略已经削弱了党传统上 对于党建问题的重视。中共从“三个革命阶级”(农民、工人、士兵)中新吸纳的 成员人数在不断下降,其在城市与农村的党组织也在不断萎缩。在 1990 年代中 期,中共称其半数的农村地方组织已经停止活动。据估计大约有 250 万党员加 入了外来打工者的“流动人口”中,这进一步削弱了共产党在农村地区的存在。在 1998 年的约 120 万家私营企业中,建有党支部的企业不到 1%,而其员工中有 党员的企业也只占 14%。 12 简而言之, 在约有全国 70%人口生活和工作的农村 地区,共产党的存在正在萎缩,同时,共产党在私人部门中也几乎不存在,而 这是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当共产党将其注意力转移到新兴的专业型、 技术型与创业型精英身上时,也就顾不上它与社会其他阶层的联系是否会削弱 了。
  124. 145 然而,如同在下文将要看到的,共产党工作的转移,尤其是在入党优先权方面, 遭到了党内反对抛弃传统做法者的抗议。尽管党内一些人认识到调适对党的生 存与大众合法性(popular legitimacy)是必要的,但其他人则害怕将这种多元的 ——以及非无产阶级的——利益主体纳入党内会破坏党的团结,并最终导致党 的瓦解。 党代表谁? 由于经济改革改变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形态,导致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中共调 整了其与社会的关系。在过去,中共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这种说

    法在其面对中国经济快速市场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时看上去已经 不合时宜了。为了保持与社会的联系,中共通过上文提到的所谓“三个代表”的口 号,重新定义了它与社会的关系。江泽民在 2000 年春天对南方主要经济城市的 视察期间放出了他的这一口号。他在视察国有企业的同时也访问了合资企业、 私营企业与乡镇企业,并对在这些不同类型的企业中的党建工作进行了调查。 他在浙江会见了几位私营企业家,据报道,他们中有人表示希望能够入党,尽 管由于党的政策他们被禁止这样做。 这次经历给“三个代表”口号的提出以极大的 启示,因为江泽民认识到如果私营企业中不存在党组织,共产党就无法代表私 人部门中近 1 亿 3 千万的工人。13 由于他在 2000 年 2 月首次提出这个口号时 没有引起多少注意,江泽民 5 月份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重新强调并详细阐述了 这个概念,并通过媒体进行了数月之久的广泛报道。 由于邓小平在 1978 年已经将知识分子归为劳动阶级, 江泽民并没有再次改变无 产阶级的定义。取而代之,他提出纳入党内的新社会阶层的利益与劳动阶级是 一致的。“三个代表”的口号本质上是意欲在不放弃现有阶级基础的同时,扩大党 的群众性。中共将其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宣示替换为“两个先锋队”的理论:它 同时代表劳动阶级(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党政官员及军队中的相关人 员)与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特别是企业家、专业人士及高科技专家。尽管这种 巧妙的手法使得党的宣传写手很是忙上了几年,但其对三个代表口号及其含义 的谨慎分析还是强调了意识形态需要与中国不断变化的社会之间的差异。 江泽民普及三个代表口号的努力受到了党在吸纳企业家入党方面禁令的阻碍。 1989 年 8 月制定这一禁令是由于担心那些支持天安门示威者的企业家(以四通 公司创立者万润南为代表),以及企业家出现在党内会改变党的阶级性。找到 意识形态上的依据来支持这一禁令是很容易的。中共吉林省委委员林炎志就曾 对反对吸纳企业家入党的理由进行过一次简要概括: 如果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 会在党内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 破坏全党 团结和统一的政治思想基础,突破党在阶级先进性上可以容忍的底 线。... 多元的政党必定分裂。...党的名称、党章、党纲都要改变。... 所以, 我们不能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 对于共产党员成为私营企业主 的,不能再当党员。14 尽管吸收企业家入党的禁令有着很好的意识形态理由,但它与党实现经济增长 的目标及中国社会不断增加的复杂性越来越来不合拍。如果共产党很大程度将 其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它就没有理由将那些创造了增长并遵循党的政策
  125. 146 的人排除在外。同样,传统的阶级区分由于改革开放的实施被打破了,工人在 国有、集体与私人部门间变换工作,而曾经的农民、知识分子与党政官员有机 会“下海”, 开创他们自己的生意。 人民日报撰文称, 新的社会阶层“来自于农民、 知识分子、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党和政府机关的干部、科研技术人员以及归 国留学人员。”15 将这些人排除在外很明显不符合党的长期利益。

    将企业家与其他新的社会阶层的人士吸纳入党不仅有利于共产党获得更多渠道 的支持,还先占有了反对派的一个潜在来源。据报道,江泽民在 2001 年 1 月承 认共产党正在考虑解除对企业家入党的禁令,这也许能够阻止他们与支持民主 的政治活动家结盟。16 出于同样的考虑,中央党校的王长江指出,如果党不能 代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他们就会寻求在现行政治体制外将自己组织起来。纳 入政策意欲——至少在部分上——阻止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的出现,并保持政 治稳定与党的领导。 最终,江泽民在 2001 年 7 月 1 日纪念中共成立 80 周年的讲话中公开提出了解 除对企业家的禁令。在回顾改革开放政策的成果时,他指出了私营企业家、自 由职业者、中外企业雇佣的科研技术人员以及其他新的社会集团的出现。他评 论道,“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 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尽管宣称工人、 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和干部依然是“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 江泽民也指出共产党需要将“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17 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大力宣传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口号以及他提出的将中国新 的社会阶层吸收入党的建议。在这一运动中,有几个主题成功地将“三个代表” 与党的传统联系了起来。第一,党的阶级属性并不是由其成员出身的经济阶层 单独决定的。从历史上看,工人并不是占党员的大多数,还有农民、知识分子、 士兵以及学生。然而他们都宣称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第二,共产党宣称同时 代表无产阶级与最广大人民,这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冲突。根据三段论法, 因为中国的大多数人民是工人和农民,如果党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它也就 代表了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从这里得出的结论就是,党能够保持它的无产阶级 属性,即便它从其他社会阶层中吸纳了新成员。这些非无产阶级据称也会持有 无产阶级的观点。但如果其他阶级想代表他们自己或其职业的利益时会如何? 党员身份被认为会改变这些利益: 党就像一个大熔炉, 能熔化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把全党的思想统 一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纲领路线上来。 今天吸收社会其他方面的 优秀分子入党, 只要坚持思想上建党的原则, 要求每一个党员从思想 上入党,就一定能保持党员思想的纯洁性和党组织的先进性。18 “三个代表”承认了目前中国存在着不同的利益, 但是用来证明口号的理由却只是 合法化了无产阶级的利益。 “三个代表”宣传运动的第三个主题是党宣称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也没 有什么新意。在 1935 年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党通过了一项决议坚称自己是中 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然而这是一个非常薄弱的先例, 因为它忽略了接下来 65 年党的那些历史,也忽略了做出那个决议的历史背景:
  126. 147 那是在面临日本侵略的时候共产党诉求于民族主义所产生的结果。尽管声称中 共总是代表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但媒体还是强调了有必要在现任干部中开 展广泛的教育以及培训并且要在这种主张基础上去挑选新干部。很显然,这个 党的传统并不是对所有人来讲都是清楚的。19 评论家也仔细区分了江泽民号召吸收“社会各阶层的优秀分子”的说法与由赫鲁 晓夫首先所提倡但在当时遭到中共痛斥的一个概念——全民党(party of the whole

    people)的差别所在。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并不是各阶层所有人民都应 该入党,只有那些达到了党员标准真正优秀的分子才符合党员资格。中共中央 党校的王长江曾经在好几篇文章中集中论述过这一点。在《嘹望》杂志中,他 认为: 党把社会基础扩大到社会各阶层和群体, 并不等于这些阶层和群体的 人都可以入党„„我们要吸收的是这些阶层和群体中的优秀分子。 具 备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 原以为党的纲领而奋斗, 是这些优秀分子的 共同特点, 也是他们入党的必要条件„„这样的党和所谓的“全民党” 毫无关系。20 在一本面向党员干部的刊物《中共党政干部论坛》中,他认为“由于党员某种程 度上影响到了党的性质,我们不能只是开放党的大门而欢迎所有人加入……允许 私营企业主入党并不等同于说任何私营企业主都可以入党。 ”21 党掌握的其他媒 体也不断重复这个警告。根据人民日报的说法,“我们允许新社会阶层中有价值 的人入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以一种没有原则的方式敞开党的大门。 我们仍然不应让党的标准下降使那些达不到党员资格要求的人入党”22 《求是》 杂志则建议“严格防止那些入党动机不纯的人混入党内,防止以经济实力强弱、 为社会捐助财物多少、个人名气大小等作为衡量吸收新党员标准的错误做法”。 23 完全不同于支持党的纲领以及“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那种更为抽象的说法所带 有的模糊性,这些明确的标准毫无疑问将更容易被许多地方党委应用到从新的 社会阶层吸收党员方面来。 虽然人民日报称“三个代表”的口号已加入了以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标志 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神殿中,但并不是党内所有人都如此倾心于这个口号。 24 《战略与管理》批评了“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这种想法是一种幻想,因为利 益集团需要去制约和平衡以避免“许多灾难和困难”。25 党的正统左派利用了一 系列的公开信去回击江所提出的同意企业家入党的建议。他们不只是在挑战承 认资本家加入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上的适宜性,也在非难江泽民的个人领导风格。 他们指责江泽民在没有获得中央委员会或政治局正式批准的情况下就做出这一 公开提议违反了党的纪律。 他们甚至把江比作是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 以及李登辉(Lee Teng-hui)式的人物,这两位人士在中国被广泛批评为是背叛了 他们所属政党利益的政治领袖。26 江泽民回应这些攻击的做法则是命令《真理 的追求》和《中流》停止发行。然而抵制江泽民提议的作为却没有终止。鉴于 这个议题所带来的经久辩论以及所造成的强烈情感,对于红色资本家政治影响 力的批判以及消极抵制吸收企业家入党的新政策的做法很可能会持续下去。 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2001 年 12 月发表的一份关于中国社会阶层的长篇报告,
  127. 148 则以一种更为委婉的方式批评了“三个代表”。据报道,这份报告是在中国社会科 学院院长李铁映的要求下提交出来的,李被广泛的认为对于经济改革及其政治 影响持怀疑态度的政治人物。这份报告指出为了促进党的经济发展目标,中共 选择向新的社会阶层倾斜,特别是管理,技术人员,私营企业家倾斜是不可避 免的。但结果却是工人和农民在党的社会基础上面地位削弱了。 《战略与管理》 杂志针对这份报告的一则评论集中在改革二十年所造成的两极化和腐败现象, 认为两极化和腐败现象假如没有得到纠正的话会导致中共的合法性危机。此外, 该评论还指控私营企业家以金钱收买政治权力,断言“虽然新的资本阶层正在崛

    起成为改革中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巩固以及加强其地位它却还在进一步以金 钱收买政治权力。 ”吸收这些人进中共只会进一步削弱原本已经腐败的政治体制。 27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还描述了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失业人员,这三个 阶层组成了中国社会的底层阶层, 占到了劳动力的三分之二。 相比之下, 作为“三 个代表”口号受益者的私营企业家、技术专家,则居于金字塔的顶端附近。据报 道,这一被揭露出来的事实对于党的领导人而言是一件尴尬的事情,有助于放 缓吸收那些新的社会阶层进入到党内来。 虽然经济现代化仍未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但它可能正在改变共产党。阶级的 分化以及社会结构的流动性使得党改变了它所吸收的成员以及它所声称代表的 对象。 这种现象不大等同于多元主义(pluralism), 多元主义是以具有充分自主性 的团体和反对党派之间的竞争为特征的,这是一种中共仍不愿意去进行的发展。 中共将继续保持其政治垄断地位,只是试图变得更具包容性,因此也更具有代 表性而已。但认为党能够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想法可能会暴露在更大的批评和 嘲讽中。 中共继续以传统观点认为社会利益、 国家与社会关系总体上是和谐的, 而不是像西方观点所认为的那样,即一个社会是由多样化的而且往往相互冲突 的利益所组成的。中国的改革时代揭示了各种相互竞争的利益,而不只是社会 阶层(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冲突是其中最为明显的)之间的竞争而已,还存在着 各地区,各民族,两性,以及其他结构性因素之间的竞争。这些利益并不必然 是不相容的,但他们通常渴望,甚至要求,能在国家面前形成代表他们自己利 益的组织,不希望授予这种责任给一个先锋队政党。 在中国近期发生的趋势里,尤其是经济改革方面,吸纳私营企业家和其他新的 社会阶层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肇因。因此,他们在党内的存在不大可能导 致党或政治体制出现更为普遍的戏剧性的变动,而只是会加强当前的政策方向。 他们是党的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因此,不可能推动变革。此外,对于企业家和 技术专家以前所做的研究发现他们钟意于继续自由化,但对于民主化却没有什 么热情。28 这也暗示他们在党内的存在并不一定构成挑战。 此外,中共党内在社会阶层和政策偏好方面更大的差异化并不一定导致分裂。 相反, 它可能会经由合法化不同的利益主体为今后的多元化创造基础。 29 此外, 党内合法参与的可能性增大可能会进一步加强稳定的前景。达尔(Robert A. Dahl) 和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都提到了在更广泛地扩展政治参与到社会上的 其他群体之前增加精英圈内的政治参与的益处。30 如果这种看法对于中国来讲 是成立的,那么政治稳定的前景,乃至从名义上仍是共产主义的政治体制的一 种平顺转型都将得到加强。与此同时,政权延续的前景将由于政治精英不断分 化而变得黯淡。正如亨廷顿在后来的著作中提到过的,对于一党制政权来讲主
  128. 149 要威胁之一在于“控制自主性经济权力来源的新兴社会集团的兴起,也就是说一 个独立地富有的工商业精英阶层的发展, 导致了精英的分化”31 这才是对于中共 来讲改革的困境之所在: 面对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环境, 它需要对进行调适, 但这样的调适也创造出了对党掌握权力来讲新的挑战和风险。 结论

    中共对其与社会的关系也好、 其对于调适的态度也罢都不是铁板一块的。 相反, 仰赖于社会部门以及它与党的现代化战略融为一体的做法,党已经努力建立起 了与社会多面性的关系。正如 Stepan 所认为的那样,一个国家可以在同一时间 追求结合了包容性和排他性的政策,这无疑就是中共一直采取的做法。32 这些多层面关系的优点和逻辑也一直是造成党内持续争论的一个来源。有些人 认为这样的关系对于维护党的统治权利(right to rule)和推动其经济计划来讲 是必要的。其他人则认为它们是对于党的传统和党存在之理由(raison d’être)的 背叛。批评者声称党的包容性政策不是支持了党的合法性,反而将削弱党的权 威,因为那种政策放弃了其传统的支持基础并且准许了那些可能会进一步使党 偏离其原来使命以及稀释其组织凝聚力的新成员的加入。 中共在调适方面所做努力的内在风险在于党所做转变可能削弱而不是增强党的 统治权利。为了适应经济和社会出现的发展,组织和人事的变化是必要的,但 这可能与有效治理和保留一党制国家的需要是违背的。然而,那些中共试图争 取的经济和专业精英们似乎并没有一个一致的政治议程并且他们是更愿意嵌入 到国家中而不是寻求免于国家介入的自主性。吸收他们到中共党内最起码在短 期内很可能具有料想到的稳定政治秩序的效果。如果是这样的话,公民社会的 涌现和强化将并不带来一个类似东欧那样的有组织的反对派,反而是一系列关 注于经济而不是政治议题的采取合作态度的社会集团。这可能使那些视公民社 会为一种固有的民主化力量的人士感到沮丧。尽管如此,中国社会和党员身份 不断增加的多样性对于党所声称的先锋队地位以及对于政治组织的垄断性提出 了一种挑战。党所采取的创造统合主义联系以及吸纳新精英的策略对于其作出 成功的调适来讲可能是必要的,但对于其长期性生存来讲却并没有提供任何保 证。 注释: 1 经济和政治要求之间的的区别来源于 童燕齐(Yanqi Tong) 和 Gordon White,Jude Howell,及尚晓援 (Shang Xiaoyuan )所做的对文明社会不同的动态及部门的类似区分。 参见童燕齐,“State, Society,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and Hungary”,Comparative Politics,26, no. 3 (April 1994): 333–353;以及 Gordon White 等的作品:In Search of Civil Society:Market Reform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 Kenneth Jowitt, “Inclusion,,” in New World Disorder: The Leninist Extinction(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88–120.
  129. 150 3 Andrew G. Walder, “The Decline of Communist Power:

    Elements of a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and Society 23, no. 2 (April 1994): 297–323. 4 Sidney Tarrow,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2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5 Bruce J. Dickson,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and Taiwan: The Adaptability of Leninist Parties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6 Andrew G. Walder, “Career Mobility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Ord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 no. 3 (June 1995): 309–328; Bruce J. Dickson and Maria Rost Rublee, “Membership Has Its Privileges: The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in Urban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3, no. 1 (February 2000): 87–112; and Andrew G. Walder, Bobai Li, and Donald J. Treiman, “Politics and Life Chances in a State Socialist Regime: Dual Career Paths into the Urban Chinese Elite, 1949 to 1996,”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5, no. 2 (April 2000): 191–209. 7 Hong Yung Lee, From Revolutionary Cadres to Party Technocrats in Socialist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Melanie Manion,Retirement of Revolutionaries in China: Public Policies, Social Norms, Private Interest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8 新华社, 2002 年6 月12 日。 in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FBIS), June 13, 2002. 9 以下分析是基于我(译注:本文作者)的那本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0 Henry Chu, “Chinese Capitalists Cool to Party Invite,” Los Angeles Times, August 3, 2002. 11 尽管中共解除了对企业家入党的禁令,但其依然限制他们出现在高层领导岗位上。只有 一位私营企业家——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在中共十六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但他的名字是出现在按得票数排列的名单最后。他从全国大会的代表中获得的有限支持及 其他私营企业主的落选,反映了中共党内对红色资本家的矛盾心理。 12 人民日报,2000 年 9 月 12 日 13 游德海: 《“三个代表”提出的经过及发表的背景》,2000 年 9 月发表于《学习与实践》 杂志(武汉)18-20 页,作者是中共武汉市委党校校长。同见新华社 2000 年 2 月 25 日文 章,in FBIS, February 29, 2000 14 林炎志 《共产党要领导和驾驭新资产阶级》 , 2001 年 6 月 20 日发表于 《社会科学战线》 杂志, translated in FBIS, July14, 2001。 作者时任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 本文最初发表于 《真 理的追求》2001 年第 5 期。 15 人民日报,2001 年 9 月 17 日,in FBIS, September 17, 2001.
  130. 151 16 日本国际共同社,2001 年 1 月 15 日 17 江泽民的讲话由新华社于

    2001 年 7 月 1 日发布。见 FBIS, July 1, 2001. 同见 John Pomfret, “China Allows Its Capitalists to Join Party: Communists Recognize Rise of Private Business,” Washington Post, July 2, 2001, and Craig S. Smith, “China’s Leader Urges Opening Communist Party to Capitalists,” New York Times, July 2, 2001. 18 茅献鹏“为什么说吸收社会其他方面优秀分子入党不会影响党的先进性?” 2001 年 8 月 15 日发表于《解放军报》 quoted in FBIS, August 15, 2001 19 请看 《求是》 2001 年 6 月 1 日和 《人民日报》 2001 年 12 月 2 日的例子, in FBIS, December 3, 2001. 20 王长江 “把全社会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共产党内” 2001 年 8 月 13 日发表于 《嘹望》 , quoted in FBIS, August 22, 2001. 21 王长江 “提出党同时成为‘两个先锋队’是否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将成为‘全民党’”2002年1月 6 日发表于《中国党政干部论坛》,quoted in FBIS,February 4, 2002 (emphasis added). 22 《人民日报》, 2001 年 9 月 17 日, quoted in FBIS, September 17, 2001. 23 宋海庆 “怎样理解能否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是否符合党员条件,是吸收 新党员的主要标准” 2001 年 11 月 16 日发表于 《求是杂 志》 , quoted in FBIS, November 29, 2001.the ones used by many local committees in recruiting from the new social strata. 24 《人民日报》,2001 年 11 月 8 日, in FBIS, November 8, 2001 25 《战略与管理》,2002 年 4 月 30 日, in FBIS, June 7, 2002. 26 一封以邓力群署名的信件,由 FBIS 翻译, August 2,2001. 27 《战略与管理》,2002 年 4 月 30 日, in FBIS, June 7, 2002. 28 See, for example, David Wank, “Private Busines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Alliancein a Chinese City,”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3 ( January1995): 55–71, and Margaret Pearson, “China’s Emerging Business Class: Democracy’s Harbinger?”Current History 97, no. 620 (September 1998): 268–272. For technocrats, see Hong Yung Lee, “China’s New Bureaucracy,” in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The Consequences of Reform, ed. Arthur Lewis Rosenbaum (Boulder, Co: Westview, 1992). 29 For a description of the changing attitude toward competing interests during the reform era, see Lucian Pye, “Fac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Guanxi: Paradoxes in Chinese Administrative and Political Behavior,” in The Nature of Chinese Politics: From Mao to Jiang, ed. Jonathan Unger (Armonk, NY: M.E. Sharpe, 2002), esp. 55–57.
  131. 152 30 Robert A. Dahl,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and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31 Samuel P. Huntington,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One-Party Systems,” in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 The Dynamics of Established One-Party Systems, ed. Samuel P. Huntington and Clement H. Moor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0), 20. 32 Alfred C. Stepan, The State and Society: Peru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132. 153 改变人心的民主精神 Larry Diamond 谈中国威权体制转型的可能路径 原文:The Spirit of Democracy 来源:民主与社会

    2010 年春季刊 作者:Larry Diamond 校订:@Freeman7777 作者简介: Larry Diamond 教授为外交政策、国际援助及民 主发展领域的著名学者、顾问和作家。现任史丹佛大学民主发 展与法治中心主任、胡佛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他担任主编的 《民主季刊》 (Journal of Democracy)是当前最有影响力的 学术期刊。他主持的「民主研究国际论坛」更是全球民主研究 领域顶尖学者与专家最重要的对话平台。 来源:摘自《改变人心的民主精神》一书 p.278-p.291 《民主精神—全世界争取自由的斗争》一书中文简体版将由张 大军先生翻译,国内某出版社会在 4、5 月份出版,但出版时 涉及中国的部分都会被删除。 虚假资本主义 如果民主要在亚洲与全世界成功的话,它就必须在威权体制最成功的地区取得 胜利。当新加坡的经济傲视所有非民主国家时,中国也已经进入长期的实验, 实验中结合了全世界人口最多国家的威权政体、经济发展与稳定的成长──这 些都是使新加坡领导人得以维持长期霸权的助力。 1986 年,在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命令下,赵紫阳成立任务小组,着手研究政治 改革的可能性。此项任务背后的动机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菁英普遍认为, 「要 推动经济改革,就得有配套的政治改革」,希望能解决共产党过度集权所造成 的效率不彰问题。邓小平自己也忧心忡忡,把改革视为严谨的有效条件。1987 年,他强迫解除党总书记胡耀邦的职务,因为他过于倾向自由改革,对学生示 威游行过度包容。但是,接任胡耀邦秘书长一职的赵紫阳,他所信任的左右手 鲍彤也赞同改革者的理想。他们召集一群「自由派知识分子与官员」,讨论如 何党政分离、引进制衡做法、在共产党内部建立民主机制(包括政治竞争与言 论自由),并逐步建立「草根民主」(在更普遍保护大众公民自由的情况下)。 赵紫阳的想法相当大胆,他甚至建议各省人民大会(相当于美国州议会)举行 选举竞争,只是大部分中国省分的人口,都比其它世界各国多很多。他的目标 并非「自由主义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而是「自由化的共产党体制」 (liberalized Communist system),在这个体制下,共产党可以用比较负责与透 明的方式治国。
  133. 154 一年后,任务小组上呈一份讨论「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与急迫性」的报告。即使 报告中的建议相当笼统,但邓小平依然提出警告:「我们不能放弃专政统治, 更不得顺应民主化的观点。 」 1987 年 10 月,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批准改革大纲; 到了

    1988 年, 辩论的气氛稍微缓和。但是,1989 年 4 月,此计划在内部爆发。 中国的大学生与其它人在北京聚集,吊唁胡耀邦的过世,并抗议政府未对其过 世作适度的表彰。学生利用和缓下来的政治气氛,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更大规模 的抗议活动,藉以谴责贪腐,并提倡中国宪法所保障的自由。 最后, 「中国当时总计 434 个城市,其中有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城市」的学生、 知识分子与工人,加入这场大规模示威。光是在北京,就有超过 10 万名示威者 呼吁民主,这使得共产党相当恐慌。5 月 20 日,政府宣布戒严,后来在 6 月 4 日,中国当局以血腥的军事攻击净空天安门广场,并镇压民运活动。赵紫阳与 其它自由派改革者遭到整肃、下台的命运,而鲍彤则判刑 7 年。中国共产党历 经一场「濒死经验」,再加上东欧与苏联共产主义的瓦解,中国领导菁英禁止 在可预见的未来从事任何民主改革。 今天中国的开放与多元,是 1980 年代与天安门事件后所难以比拟的。过去激进 的意识型态——事实上几乎都是共产党本身的意识型态——已成往事。共产党 已张开双手迎接富裕的资本家加入,并在省政府里策略性安插终身共产党员, 而国营事业的经理人也已成为富裕的资本家。毛泽东时代的恐怖氛围、对运动 与监督的严格管控,已由「微调后的『选择性打压』策略所取代,从此只针对 公开挑战……当局,不为大众着想的人。中国是少数容许同性恋与跨性别装扮的 威权国家,但仍禁止政治异议人士」 共产党政权依然相当残暴,每年官方处决 5 千到 1 万 2 千人,高于其它世界各 国的处决人数总和。记者、律师、公民社会运动人士、知识分子与其它挑战制 度的人,容易遭受逮捕和囚禁(或软禁)。但是,中国的独裁体制逐渐变得成 熟,渗透组织、收买企业人士、教授、知识分子与学生,派遣 3 万名受过训练 的「网络警察」过滤网站、网页与电子邮件。后者有一个极具企图心的目标, 希望尽力肃清网站的「有害信息」──可能被用来「在国家陷入危机时颠覆政 权」──据估计有 1 亿 4 千万中国使用者(包括 3 千 4 百万中国部落客)会看 到这些信息。如今,中国的网络工具已经可以挡掉「颠覆」等字符串,以及「民 主」、「人权」、「法轮功」(反共产党宗教运动)与「6 月 4 日」(1989 年 政府镇压天安门广场事件发生的日期) 等关键词。 夹带着本身庞大的市场力量, 中国当局警告谷歌、雅虎与微软等国外企业必须自我审查。思科在 1998 年帮助 中国建构因特网时,已经遭「指控帮助政府当局设计程序,使他们得以渗透并 监督网络。 」 2004 年以后, 中国以更激进的渗透方式加强因特网的审查, 同时, 海外的民运人士则发动「网络斗争」(cyberstruggle)以规避中国的审查。 人们有很多理由去相信,某种形式的威权统治—很可能名字还叫共产党政府, 即使实质已经改变—在中国会持续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对于经济改革的世代 来说, 开放世界最大的市场, 已经创造了无止尽的荣景。 经济成长率仍然维持 8% 到 10%(甚至根据官方数字,显示 2006 年为 10%)。邓小平于 1978 年执政, 之后 25 年,中国人均收入已经增加 7 倍,约有 2 亿 5 千万人民脱离贫穷。报纸 发行量增加 3 倍,出版书籍的数量增加 11 倍。今天每 2 个家庭,就有至少 1 台
  134. 155 彩色电视机;而 1978 年,每 1,000 个家庭中,只有 3 个家庭有电视机。1975 年到 2004

    之间,中国的整体「人类发展指数」改善了 50%。如果大部分人民 不再执着于共产党意识型态的话,至少看起来他们对体制改善生活水平的作为 感到满意。但是,日子最好过的人,也就最有可能惹麻烦——在企业界刚崛起 的都市精英群体、专业人士与大学生。 从许多政治因素可预见,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同时 也是专门研究中国的顶尖学者与民主的提倡者)所称的「威权主义的韧性」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在许多方面,中国现在的体系,已经大到不再适 合由一人主导(如毛泽东、甚至邓小平时代的政权),此外,也比较制度化。 领导人的接班,由程序法规与准则明确定义;并限制任期,以确保权力交替。 军方与退休的政党大老,影响力大幅降低。领导阶层的教育水平较高,接受的 训练也较完善,在提拔人才时更注重绩效,比较不会有派系方面的考量。人民 有更多方式可以参与决策过程、抱怨决策,从竞争的村民选举(首次在 1987 年 举行) 、 若干个层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到人民可提出行政诉讼控性告政府单位。 自 1990 年代早期开始,就已落实其它治理相关改革,以精简政府组织,减少国 营事业的国家占股,建立财政法规单位,在政府采购上引进竞标,改善课税, 以及——最近期开始的——整顿过度扩张的银行产业,包括其背负的不良债权 (non-performing loan),并囚禁最贪腐的罪犯。芝加哥大学的华裔政治学家杨 大利,认为这些改革「有助于改善行政体系的效率、透明度、公平性」与「企 业环境」。从黎安友、杨大利与其它人的角度来看,中国当代领导人相当聪明、 有能力、务实的和不民主的,这种情况未来势必将持续好长一段时间。 威权体制的转型 但是,多长才算长?中国的共产党统治集团可能会以什么样的方式退出威权统 治的舞台。这里存在着四种可能的前景。 威权统治可持续几十年,逐渐从目前的独裁体制,转变成「协商式法治」 (consultative rule of law)制度,落实司法独立、公民多元主义与并具有公共 参与渠道,但没有竞争性选举,或更具威胁性的交出共产党霸权角色。换句话 说,中国的体制将会像邻国新加坡一样,逐渐变成非共产制度,也较少出现打 压的情况。但是,除了两国在国土大小上的巨大差异之外,中国贪腐情况严重 普及,因此还看不出来要如何遏止,除非人民有权力以民主的方式,要求他们 的领袖负责。 如果中国真的走向「协商式法治」制度,拥有真正的司法独立,而且独立媒体、 公民团体与异议人士也有更多空间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的,正如中国上个世 纪的历史重现,将会出现要求全面民主的大规模运动——其规模之大,是新加 坡领导人难以想象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阶层,害怕苏联戈尔巴乔 夫所追求的那种政治改革。而中国自己的民主人士意见也一致。就在不久前, 一位顶尖的知识分子告诉我:「中国的改革过程一直在累积风险。中国就像一 辆不停加速、却没有煞车的火车,一直前进,然后超越新加坡模式。」
  135. 156 第二个可能性就是,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民主化,正如台湾与南韩(比较不是 渐进的发展)一样。根据「胡佛研究中心」(Hoover Institution)经济学家暨前 「国家情报委员会」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主席罗文 (Henry

    S. Rowen) 预估,中国的人均所得将会持续快速增加,就算现在有点缓慢,每年只有 7%。 在 2015 年之前,经济成长将会使中国的人均所得,从现在的 6 千美元(以「购 买力平价指数」折算),达到 1 万美元(以 2006 的币值计算)——约莫相当于 墨西哥与马来西亚今天的的金额,而比南韩 1987 年进行民主化时稍高。罗文估 计在 2015 年前,中国将会成为至少「部分自由」的国家(根据自由之家政治权 利与公民自由的评等)。假定接下来 10 年,每年的经济成长率会以 5%的速度 缓慢成长,罗文预估在 2025 年前,人均所得将会攀升到 1 万 4 千美元(根据 2006 年的币值计算) , 相当于今天阿根廷与波兰的人均所得。 届时, 罗文预期, 中国将会因本书第四章提到的内在力量驱使,而转型为民主体制。这些力量包 括:教育水平上升与信息普及,社会逐渐复杂与多元,种种一切都将迫使政府 释出更多政治自由与政治竞争,以维持其合法性。 民意调查结果也支持罗文的分析。1993 年到 2002 年间,在中国,支持民主价 值的人明显增加,虽然人数仍然比香港与台湾少。举例来说,在中国同意「政 府领导人就像大家长,我们全体都应该遵从他们的决定」的比例,从 73%掉到 53%; 愿意让 「正直诚实的领导人……决定一切」 的比例, 从 70%滑落至 47%; 认为 「法官在裁决重要案子时, 应接受行政机关指示」 的比例, 从 64%降到 45% ——也不过在短短 10 年间,就发生了上述这些变化。到了 2002 年,拒绝威权 主义价值的比例,跟台湾在 1980 年代中期开始民主化前的比例差不多。此外, 所有个人特质中,以「教育程度」最能影响个人是否支持民主价值。中国人教 育程度愈高,就会愈支持民主价值。 中国民主化的最后两个可能性是,假设现在的体制无法持续,或无法因本身的 成功而自行逐渐转型。那么,它可能会展开新形式的威权政体,或新形式的民 主制度。在各家不同的观点中,一致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基础已腐蚀;而根据 政治学家裴敏欣的说法,此问题将无法解决也无法改革,因为共产党与国家本 身就是问题的核心。裴敏欣是美国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的驻会学者,就像杨大利一样在中国出生 长大,如今是美国研究中国的顶尖专家之一。 他坚称中国的独裁制度不再是发展型的了,相反的,中国将成为「分权化的掠 夺型国家」(decentralized predatory state),而在这样的国家中,「政府官员 的私利」──在经济持续繁荣时大捞一笔,用尽各种手段快速致富——将缓慢 瓦解政治稳定。结果是经济无法持续成长,「造成社会不平等扩大,在人力资 源上的投资不足,环境遭到破坏,官员普遍贪腐。」许多县市已可见犯罪集团 与政府当局挂勾,获得政府保护,进而掌控企业,他们因此成为「地方上的黑 手党国度」(“local mafia states”)。这些当地的黑社会头子,不仅掠夺贫困农民, 更征收违法税金与费用,接着廉价出售土地以获得更有利的发展。2006 年,政 府报告中,「宣称超过 60%做为建筑用途的土地收购,都是违法。」2006 年 9 月,「中国审计长警告掠夺与滥用政府用地,将会摧毁许多资产价值,严重威 胁国家。」胡锦涛主席也积极展开取缔——但都是选择性针对中立的政敌—— 结果并未能解决这次广大的危机。裴敏欣与其它评论家预测,中国体制顶多能
  136. 157 解决表面问题,迟早中国会屈服于「几乎所有独裁政权中,都会发现的自我摧 毁力量」,包括政治可靠度低、不回应人民需求、政商挂勾与贪腐。 这样看来,中国正困在转型过程的半途中,欠缺机制化的工具与意愿来完成转 型。在很久以前,这些症状就已经抑制经济成长,强化人民的不满,并进一步 腐蚀国家的合法性与治理能力。裴敏欣并不认为共产党短期内会衰落下去,反 之会继续「陷入长期经济与政治停滞」,而如果不先采取基本改革的行动,最 终会在「相当于银行挤兑的政治情势」中瓦解。如今,中国已看到政权对自己 失去信心的明显讯号。2006 年,中国一位出身名门的知识分子告诉我,愈来愈

    多中国共产党官员把个人资产汇往海外。「我们(对这个政权的未来)感到悲 观,」他说,「而他们自己更悲观。」 裴敏欣相信, 一个政权瓦解, 可能将带来新形式的威权主义 (或带来国家失败) 。 然而,另一派更有希望的观点,认为充斥「贪腐、治理不佳、不公义、动荡不 安、打压」的地方,将会迈向民主。花了近 10 年时间研究中国的加拿大政治学 家吉雷 (Bruce Gilley) , 在其著作 《中国的民主未来》 (China’s Democratic Future) 中,描绘出我认为中国未来最有可能出现的转型发展。 不论成功或失败,所有威权政权都会被咒骂。如果罗文对中国未来经济成长的 推测正确的话,在 2025 年之前(或某个即将出现的日期),绝大多数的中国人 势必跻身中产阶级之列。一旦拥有更多改善生活的物质基础,他们将会要求更 多:正义、尊严、责任、义务与发言权。就算未来逐渐推动改革与落实优良治 理,新中产阶级还是无可避免的会抱怨地方贪腐、徇私与压迫;而中央政府在 缺乏民主机制的情况下,将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民主机制让选民可以撤 换表现不佳的各级政府首长。这是乐观的版本。比较悲观的情况是,如果中国 达到罗文预期的收入水平,而不平等与贫穷的程度不减的话, 「穷人的激进化」 将濒临爆发边缘,而政治转型则会以另一种更暴力的方式出现。 吉雷认为无论中国情势朝哪一种可能性发展,中国领导人必须应付的对象,将 是比 1989 年发生天安门事件时,更大、资源更丰富且连结更强的公民社会。这 是经历过去 10 年市场改革与扩张的灿烂时代之后, 难以避免的后果。 随着报纸、 书籍、电视与计算机的蓬勃发展,「中国现在充斥着 1990 年代早期所认定的煽 动性信息。」如今在政府登记有案的非政府组织数目,从 1988 年的 4,500 个, 飙升到 2006 年的 30 万个,有些人估计实际的数字还要多 10 倍。 面对愈来愈有自信、信息更丰富、连结更强,更要求民主的社会,为了达到人 民的期待,中国领导人未来至少必须赋予人民组织、言论与集会的自由,并以 选举竞争撤换表现不佳的各级地方政府首长。中国的执政菁英心知肚明,改革 的大道将通往民主,而共产党可能因此失势,因此相当抗拒。然而,理由不明 确的抗拒,可能引发民众示威动乱,如同 1989 年天安门事件一样,但这次的动 乱将来自更广大且更投入的公民社会,很可能瞬间颠覆政府——至关重要的是, 速度之快,可能共产党领导人连安置好自己人马与财产都来不及。因此,这样 的时刻可能会来临(就如南韩与台湾一样)——执政菁英判断宁可冒失去政权 的风险,也不愿失去一切。因为如果情况继续恶化,可能会有人提醒他们近代
  137. 158 中国历史的教训:「等待过久的政权,最后会目睹领导人被拖出办公室、一枪 毙命。」 虽然, 目前还没有任何迹象显示,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愿意接受渐进的民主改革。 正如裴敏欣所言,1980 年代末期展开的温和改革,最后停顿下来。村落委员会 的选举竞争,逐渐落入地方政党领袖与黑社会的操控。全国人民大会无法严谨 的制定法律与监督;人民代表提议的法案,没有一件变成法律,但是每年仍举

    办年会,正如《纽约时报》最近的社论所言,「这不过是在已经作好的决定上 盖合法的印章罢了。」行政诉讼的案子大幅减少,因为原告发现他们胜诉的机 率只有五分之一。律师一个接一个遭到当局羁押与拷打。法院依然人手不足, 并且高度政治化。保守派对于政治改革的保留态度很难逆转,因为正如吉雷所 解释的,共产党「领导阶层现在作茧自缚。他们可以拒绝改革,然后面对民众 示威抗议;或者落实改革,然后丢掉饭碗」。 民众愤怒与示威的导火线,不只源自因经济发展而产生对民主化的急迫感(如 1980 年代的南韩),还包括威权体制的崩溃。就像中国以前的朝代,当不良治 理达到最大的临界点时,共产党可能会失去「天命」(mandate)。如吉雷与裴敏 欣所强调的,犯罪、贪腐、裙带主义、银行弊端、地方霸权、中央政府对民众 需求反应慢半拍与其它不利因素,均威胁到政权的存续。愈来愈严重的经济不 平等,其程度如今「已可媲美与中国国势最不对等的拉丁美洲或非洲国家」, 而对中国来说,也可能已变成芒刺在背。所得的高低与城乡的发展,差距愈来 愈大。在乡间发展愈落后,失业率飙高的同时,年轻人纷纷搬到城市,形成一 大群无根的移动劳工,随时都可动员起来示威游行。 「不论何时,都可看到 1 亿 2 千万名来自乡下的移动劳工,在城市街头游荡、 寻找工作。」投注在卫生与教育的资金依然不足,使得中国对传染病(如艾滋 病、禽流感或 2003 年爆发的 SARS 危机)毫无抵抗能力,剥夺贫穷人民在共产 党(真正)统治下应享有的基本卫生照护。慢性病也爆发疫情,据估计 2006 年 艾滋病带原者增加 30%,总人口的 10%则饱受肝炎所苦。中国有三分之一的土 地均遭到严重侵蚀,四分之三的湖泊与一半的河流遭到污染。中国总计 3 万 3 千座水坝中,有三分之一(涵盖 100 座大型水坝)「被认为『未臻完善』」。 结果导致沙漠蔓延(到达北京边界),环境污染严重,水灾泛滥。另外,还有 道路状况与工作场所安全的问题:2002 年,有 10 万起道路意外身亡事件,一 年内有 10 万人因为鼠疫入侵人类环境而致病, 矿灾罹难的数量高于印度 13 倍。 上述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姑且不论这些问题之间还有复杂的关联——都 可能在未来 10 年演变成危机;或者,当政府失灵的情况继续蔓延,进而影响其 它功能、甚至整个国家的运作时,就会演变成吉雷所说的「转移性的危机」 (metastaticcrisis)。 中国的领导菁英——逐渐变成能干的经理人——可能还可以应付现况一段时间。 但问题是,他们是否可以解决侵蚀稳定基础的基本症状。如果他们无法解决的 话,那么政经表现不佳或任何危机(如股市崩盘、环境灾害或管控不佳的传染 病),都可能使政权垮台。基于务实理由,企业主(即使是那些效忠于政权的 企业主)或没有特定支持民主运动的人,都可能是最先变节的人。同样的,愈
  138. 159 来愈多的中产阶级, 看到政府挥霍他们辛苦赚钱缴纳的税金, 也可能最先变节。 某些地区的企业人士,正悄悄的把钱汇给民运人士和知识分子。 影响共产党稳定的另一大隐忧,莫过于公民社会的宗教基础逐渐发展。其中包 括有来自反共产党组织「法轮功」的挑战,这场近年萌芽的运动,秉持的教义 基础是佛教与其它中国传统学说与实践。根据中国政府的估计,1999 年政府对 法轮功展开残暴的镇压时,全国有

    7 千万名法轮功学员。虽然中国明文禁止, 但法轮功仍转为地下活动,秘密广发刊物,包括对共产党统治的「9 项批评」。 此外,基督教也蓬勃发展。据估计,全国有 3 千 5 百万名信徒在政府许可的教 会聚会,但有更多信徒在未登记的「家庭」教会做礼拜,基督徒的人数可能超 过 1 亿,共产党的正式党员也不过才 7 千万人。最令中国当局忧心的是,共产 党员已失去他们的信心,而基督徒与其它宗教组织刚好填补这个道德空缺。事 实上, 经过 1989 年天安门事件后, 许多领导人与知识分子都成为虔诚的基督徒, 其它人则加入法轮功——这绝非巧合。鲜少信仰体系像宗教这样,能动员团结 人民,为共同目标努力。 民主本身也有信仰体系,兼容于宗教或深受宗教启发。「可以这么说,中国在 开明的知识分子领袖带领下,比苏联转型时期的状况更好。」开明民主的思想 与经典在中国流传,不只大学里,官方学校与政府机关,甚至是共产党内,都 可见其踪迹。此外,相当多主张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的人,谴责过 度傲慢的国家(包括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许多民主著作也已经悄悄的翻 译成中文。 但是, 中国民主思想家也回到他们文化本身的儒家与道家经典作品, 并以现代民主的观点,重新加以诠释。这些学者伙同艺术家与作家,一起试图 将民主的「知识转变成文化」——正如其中一位学者向我解释的。中国的地下 民运人士也相当有创意,不仅广发禁书与改革派杂志,更找到办法在网络规避 独裁者的监管——通常是把敏感字眼转成「不包含敏感字眼的替代性内容」, 来逃过网络警察法眼。电子邮件、部落格、手机与简讯等营造出来的虚拟世界, 使他们得以跨越距离互相连结, 并在各种活动中得以保持联系。 基于这些理由, 对大规模民主运动来说不可或缺的全国公民网络,目前正缓慢成形中,而在下 个危机出现时,可能会具备惊人的能力,得以动摇整个体制。 在上述吉雷与其它观察中国的学者所预见的可能剧情中,这类大规模公民运动 的出现,将会使领导高层陷入分裂。共产党内的改革派与务实派,可能会和民 主反对势力中的温和派协商。正如在西班牙、拉丁美洲、波兰与其它地方,这 样的协商结果,是使保守份子与军方得以「保住面子与利益」的让步——军方 很可能会在危机一开始,就和共产党脱离关系,拒绝重蹈 1989 年的覆辙。 现在的问题是,是否有任何社会团体,能提供其它政治体制的选项。目前没有 ——但 1990 年的俄罗斯也没有。我猜想,发生在俄罗斯的情况,也会在中国出 现:反对势力的庞大联盟,为了推翻共产党政权,将会短暂的结合,之后再分 道扬镳。在 2025 年之前,中国是否能顺利实施可行且运作良好的民主制度,还 很难说,但是届时共产党(如果还执政的话)治理中国的时间将长达 76 年—— 超越俄罗斯共产党与墨西哥 「革命体制党」 (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 70 年的执政。因此,我有信心大胆预言:2025 年,印度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会维 持不变,但中国将会有所不同。
  139. 160 魔斱式的国家 当代中国政治变迁的重新思考 原文:The Rubik's Cube State: A Reconceptualization of

    Politic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作者:高柏 译者:kestry @jiangge09 @hsinwang1982 @jayzhu1007 @Freeman7777 校对:@Freeman7777, @jiangge09 作者简介: 高柏,北京大学学士、硕士,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博士,杜 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著有 《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 策: 1931 年至 1965 年的发展主义》 , 此书 1997 年由剑桥大学 出版社出版,1998 年荣获美国大学出版社联合会颁发的有 在泽广巳日本研究最佳图书 奖;Japan's Economic Dilemma: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Prosperity and Stagnation(商务印书馆 2004 年已经出版该书的中文版 《日本经济的悖论——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性根源》 ) 原文来源:Work and Organizations in China after Thirty Years of Transition 一书第十四章,本书由俄亥俄 州立大学副教授 Lisa Keister 主编。 本文目录 I 结构性视角 II 能动性视角 III 值得商榷的威权主义国家概念 IV 全球化与国家构建 V 魔方式的国家的兴起 1. 威权主义国家 2. 新自由主义国家 3. 发展型国家 4. 掠夺型国家 5. 改进的社会主义国家 6. 统合主义国家 VI 结论 VII 作者介绍 VIII 参考书目 摘要
  140. 161 中国给我们这个时代提出了一个重大谜题。 中国谜题(China puzzle) 已引起了关于经济发展与民主化以及该国未来政治变 迁前景之间联系的激烈讨论。 在本文中,我首先将检视关于中国民主化前景的辩论。我想指出,结构性的视 角没有能够把中国党国采取的各种策略性回应纳入分析之中,因而存在许多缺 陷。同时还要指出,虽然以能动性为中心的视角对于中国的情况更具解释力, 但仍需要进一步扩充其概念以捕捉党国发生的多种变化,从而超越威权国家与

    民主国家的简单的二分法。随后,我提出了体现在全球化的辩论中的国家构建 的分析框架。从国家构建的角度来审视,过去 30 年里中国党国内部的变化可被 视为面对全球化挑战所做的回应。一方面,这些回应既没有周密的计划,也没 有统一的意 识形态基础,往往是该政权面对各个时期挑战所做出的灵活反应。 另一方面,党国在先前(译按:改革开放初期)已确定,将通过促进经济增长 来争取其政治生存,并拒绝了把民主化当作一个选项。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它 愿意吸收各种不同类型国家的经验, 不断增强其国家能力。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 许多发展中国家及发达的工业化经济体或削弱(其对经济的干预)或转变为守 夜人的角色,唯有中国的党国体制一直在积极重建其能力,将自身转变为了一 个具有六面特征的魔方式的国家: 即威权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国家、发展型 国家、掠夺型国家、改进的社会主义国家与统合主义国家。 正是这六面的结合 使中国成为经济发展的先行者,并使其避免加入第三波民主化。 因篇幅所限,本篇仅收录摘要。 点击这里查看全文 右键单击此处下载完整 PDF 译文 延伸阅读: 王信賢(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傾斜的三角:當代中國社會問題與政策 困境 耿曙(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副教授) :發展策略與政權體質:走向“內分-外聯”體 制的中國大陸
  141. 162 威权主义的韧性 来源:《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 2003 年 1 月刊, 主题为

    “中 国的权力交接” 发表日期:2010 年 2 月 28 日 作者:黎安友(Andrew J. Nathan) 译者:kestry, @hsinwang1982, @jiangge09, @Freeman7777 校对:@Freeman7777, @jiangge09 1989 年 6 月天安门事件的危机过后,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国共产党(CCP)的 统治会走向崩溃。然而与此相反,该政权抑制了通货膨胀,使经济重启增长, 并扩大了对外贸易,加大了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吸收力度。恢复了与对它进行制 裁的 G7 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 重启了与美国的层峰交流, 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赢得了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权。此外它逮捕或流放了持不同政见者,粉碎 了羽翼未丰的中国民主党,看起来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平定了法轮功精神运动。 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和民主理论家,包括我在内,曾期望该政权加入民主化的“第 三波”1 。不料,该政权已经进行了自我巩固 2 。政体理论认为,威权体制天生就 是脆弱的,因为威权体制只有着虚弱的合法性,过度依赖高压统治,决策制订 过于集权化, 个人权力凌驾于制度规范之上。 但是, 中国这种特殊的威权体制, 已被证明了是具有韧性的。 这种韧性的成因是复杂的。 但其中很多可以归结于制度化这一概念——无论是 从行为受到了正式或非正式规则限制这种当前流行的意义来理解,还是从由亨 廷顿所概括的国家组织的调适性,复杂性,自主性,以及凝聚性这种旧意义来 理解。3 本文着眼点放在中共政权所做制度化的四个方面: 1)日益规范化的继承政治; 2)在晋升政治精英的时候越来越以绩效制来作为考量而不是以派系思维来考量; 3)体制内部制度的分殊化和功能专业化; 4)设置政治参与制度,加强中共在公众整体心目中的合法性。虽然这些改善并 不足以保证该政权能够解决它所面临的全部挑战,但中共做出的改善统治的事 实对那种过于仓促的论证说中共是无法调适以及生存的观点的确提出了警示。
  142. 163 受规范约束的继承政治 如本文所讲到的,中共政权正处于制度性稳定的一个历史实证当中:从所谓的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到以胡锦涛为首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做和平、 有序方式的过渡。 很少有威权政体——不管他们是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统 合主义还是个人统治的政权——曾成功进行有序、和平、及时、稳定的继承。相 反, 权力移交的时刻几乎总会有危机——爆发于其名义上的继承展开时间表之前 或是之后,包括了清洗或逮捕,派系分裂,不时发生的暴力事件,并且打开了

    民众或军队混乱地干扰政治过程的大门。中国目前的继承显示其制度化属性这 在威权主义的历史上是罕见的,同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PRC)历史上也是前 所未有的。这是现代中国除最近台湾的选举式民主制度化以外最有秩序、最和 平、最深思熟虑和最受规则约束的继承。4 2002 年 11 月中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成为中共新任总书记的胡锦涛,其接班 人地位上在十年前就已经明确。其他 8 个常委中 4 人(吴邦国、温家宝、曾庆 红、罗干)的职务也于一两年前就被确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PBSC)剩 下的 4 名成员则都是从上届政治局提拔的。除非出现重大危机,过渡将继续按 部就班的进行,直至 2003 年 3 月完成,最终选举胡锦涛成为国家主席和中央军 委主席,吴邦国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NPC)委员长,温家宝为政府总理。 即 将卸任国家主席职务的江泽民,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和政府总理朱镕基将离开 自己的政府办公室,他们在秋天的时候就已经卸任了党内职务 ,并且他们将不 再担任任何直接的政治角色。 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评价这一成就所产生的结果。在毛泽东时代,党的代表大 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很少开会, 即使开会也很少如期举行。 此前从未对担任“中 央领导”职务者有过任期或年龄方面的限制;毛泽东与邓小平直至他们生命的最 后阶段仍在行使最高权力。指定的接班人也从来没有能按计划顺利就职的:刘 少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为了清理他默许红卫兵抓住他,并将他关 在监狱里,刘最终在那里死去。毛泽东的正式指定接班人,林彪,被指控从毛 手中夺取权力的企图败露后,死于叛逃过程中的飞机坠毁事故。毛泽东指定华 国锋作为他的接班人只需口头声明华是他的选择。华在任期结束前在邓小平的 指示下被撤除了职务。邓也解除了他自己选择的两个接班人胡耀邦和赵紫阳的 权力。 邓小平和其他长者在 1989 年无视中央政治局强加江泽民为党的领导集体 的接班人。 较之历史先例,目前的继承政治展现了许多个第一,显示出其制度化的趋势: ·江泽民完成了他的全部任期。 他于 1989 年被安排为总书记,并于 1992 年和 1997 年连任,担任了两个半任期(他于 1989 年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于 1992 年任国家主席)。他的庇护人邓小平,没有罢免他(尽管邓曾在 1992 年 一度这样考虑)。尽管江被招来坐上北京的高位,凌驾于他的两个竞争对手李 鹏和李瑞环之上,并形成一种对立关系,但后两位却没有试图去取代江。在巩 固自己的权威方面,江泽民的成功谋划使杨尚昆与乔石分别在 1992 年和 1997 年交出了权力,这些人都没有试图让他下台。
  143. 164 江在按规定应该离任的时间并没有继续恋栈。1997 年,中央政治局通过共识设 立了一条新的,非正式的规则,即高级领导人超过 70 岁就不应再连任至下一个 任期。当这个规则生效时,江泽民 71 岁,他宣布将在 2002

    年退休的承诺使自 己成为一次例外。伴随着这个承诺的是这一事实,江在 2002 年时已界 76 岁高 龄,这也是他为什么没有认真考虑留任的主要原因,即使是国际媒体纷纷猜测 他是想留任。70 岁的规则也使得江泽民必须交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位, 尽管这个职务从没有任期及年龄限制,并且 1997 年的决定也没有明确提及。江 泽民的第三个职务,国家主席,宪法规定连任不得超过两届,而他已经任满。 ·江泽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PRC) 历史上首位没有选择自己接班人的领导人。 毛 泽东为自己选择了好几个接班人(刘少奇,林彪,华国锋)。邓小平同样选择 了自己的接班人(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相反,邓小平在 1992 年使胡锦 涛成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最年轻的成员,胡的整个 10 年任期都是作为非正 式的指定接班人,江泽民没有对胡的接班人地位提出异议。即将上任的总理, 朱镕基推荐的温家宝,也压过了江泽民的选择:吴邦国,李长春。 退休后的前领导人(1997 年后的万里、乔石、宋平、刘华清等)没有干预权力 交接或者说实际上并没有试图去干预任何决策 。元老三人组(邓小平、陈云、 李先念)的干预权是在 1987 年政治局的一项秘密决议中确立的,同时邓小平担 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使得这一特权得到了强化。在 1989 年天安门危机期间,这 种干预权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邓小平是三元老中最晚去世的人(1997 年)。后 来,乔石和其他退休政治局前常委成立了一个新的元老组。但 1987 年通过的政 治局秘密决议并未继续适用于这一新的元老集团,他们中也没有人任职于中央 军委。这些元老可以查阅党内文件并时而表达看法,但他们不能出席政治局会 议,也没有任何决策权。 军队未影响到权力交接。尽管有高级军官支持江泽民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但这样的呼声没有被最高层理睬。此外,他们在涉及权力交接的其他议题上均 保持沉默。中央军事委员会内将军们的权力交接与文官系统保持了一致:与江 泽民有关系的、年龄超过 70 岁的傅全有和于永波都退了休,代之以更为年轻的 新一代将军。根据始于 1997 年的一项传统,军队的代表只能出现在政治局而无 法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中。 新一届政治局的人选要得到原政治局成员的一致认可。毫无疑问,这一过程掌 握在资深成员手中,他们每一个人都试图并成功地将信任的人安排在了继承者 队伍中。但作出这些派系考量都必须满足在高层领导人之间达成共识的条件。 高层领导人——不论是江泽民、 李鹏还是朱镕基——都不能在同僚反对的情况下 强行提名人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从未有一次权力交接安排得如此提前,过程如此 平稳,结果如此明确——一代领导人将权力移交给另一代。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 再存在派系政治。而是说派系的权力进入了相互制衡的状态,他们都从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历史中得到启发。今天的政治派系既没有权力,也许更重要的是, 也没有意愿要打破那些来之不易的规则。由于缺乏一个拥有至高权力的人来挑 战,这就使这些规则能够得以自我强化。
  144. 165 (选拔标准)由派系关系考量调整为绩效制考量 派系考量在继承过程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是,他们受限于一个长达 20 年的 绩效制选拔的过程,这个选拔机制限制了谁可以在最后的位置争夺中被列入候 选人名单。当然,除了文化大革命(1966 年至 1976 年)期间,在中国党国体

    制内的晋升过程中一直都有着绩效制和派系因素。但是到现在为止,即使是在 最讲绩效制时代,在最高层级的晋升方面最主要的标准还是看你跟着不断变动 的政治路线进行移动的能力以及对最高领导人——首先是毛泽东, 然后是邓小平 的个人忠诚度。尽管新的领导班子中的这批人在意识形态上是警惕的,政治上 是精明的,并且他们大部分都会与某一位高级领导人或领导班子中的另外一个 结为同盟,但多数情况下他们上升到了最高层级是由于他们的行政技能,技术 知识,教育背景,以及党的关系,而不是因为对于个人的忠诚度。 这一晋升过程的运作始于邓小平 1980 年所做的指示, 党的高级领导人要通过发 现以及提升年纪在 40 岁左右、 “革命的,年轻的,受过更多教育的、并且在技 术上更为专业” (革命化, 年轻化, 知识化, 专业化) 的干部来实现党员队伍的“四 化”。通过这种方式,胡锦涛连升几级直接担任了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吴邦 国被提拔为上海市委科学技术工作党委副书记,温家宝成为了甘肃省地质局的 副局长。这种故事对新政治局里的每个成员来讲大致都是相同的。 1983 年,中共组织部编制了一份“四化”一代最有前途的干部名单,每当它需要 去推荐一个担任部长级工作职位的年轻干部时它就借参考这份名单。胡锦涛就 是从这份名单中被选为贵州省省委书记,温家宝也因此成为了握有强大权力的 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诸如此类的情况还有很多。同样的干部年轻化政策使得 邓小平在 1992 年的时候下令将 50 岁以下的人指定为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这一选择落在了胡锦涛身上,所以他目前继任总书记标志着 20 年前所启动的同 一过程正在以有序的方式展开。 九位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中有五人在1982年就已经成为了中央委员会委员或候补 委员。这显示出了中共权力交接过程的深思熟虑与规则性。由于需要在一个经 过二十年选拔过程而生存下来的相对小范围的候选人中选拔政治局常委,2000 年至 2002 年间的派系活动因此受到了约束。 江泽民之所以能够举荐曾庆红或曾 培炎,同时李鹏举荐罗干、朱镕基举荐温家宝,都是基于他们个人 20 年来在专 业及行政方面的杰出表现,而不是由于他们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性(如毛泽东 提拔陈永贵)或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如毛泽东提拔“四人帮”)。 行政人员中立化的准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党中央、国务院及中央军委的高层 所接受,因此后起之秀的政治生涯相对来说不会受到高层派系斗争的影响。当 赵紫阳在 1989 年被废黜后,其助手中只有少数人随即被清洗,而大多数人依然 在之后几年中逐步进入了中层领导岗位。甚至还有人能够在其政治生涯中更进 一步。比如说,温家宝就曾连续八年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而其间经历了 胡耀邦、赵紫阳与江泽民三位不同的总书记。不同于过去某位领导人失势后其 在政治体系中各个级别的追随者 都会随即被连根拔起遭到贬黜的政治分赃做法, 新的体制限制了派系斗争对后起的新一代领导人有序晋升过程的破坏。
  145. 166 这种较少派系性、更讲规则的选拔过程造就了一个足以胜任职责并有着很高士 气的领导集团;其在代表党内不同派系方面达成了政治平衡 ;由于缺少一两个 强势人物,这就在结构上将他们限制在了集体决策的框架下;并且由于这些领 导层的成员都是通过他相同的路径晋升到顶层的,同时他们也都认可这一过程 的公平性,因而可能使这一体制具备和其他政治领导体制类似的合议性。7 尽管这次权力转移能否成功未来的样板依然是未知数,但只要现阶段的权力交 接能遵循业已确立的一系列规则(正如它现在做的那样),这种可能性是在看涨。 其实这些规则已得到了精英们的支持(例如

    70 岁退休的规则),有着深远的历史 基础(如绩效制的提拔机制), 而且还在派系权力平衡的非正式政治结构中得到了 结构性的强化。 政权内部的制度分殊化 在 1987 年政治改革达到顶点的时候,赵紫阳曾提议实施“党政分离”与“党企分 离”。随着赵紫阳在 1989 年倒台,这些理念也被抛弃了。然而在这 14 年间,他 当年的提议有不少都在制度演进过程中实现了, 职责与权限的分离——这一点被 马克斯·韦伯视为现代国家的最根本特征——已经在逐步增加 。特定机构的职责 通常由其自己来承担,这里不仅不存在外部权力干预,并且将那种干预视为非 法的意识也在不断增加。 党中央的成员主管意识形态、政治动员与宣传工作(在目前的政权交接时期, 它同时包括了江泽民、李瑞环、胡锦涛与曾庆红等人在内)。而国务院的成员 则负责制定经济政策(包括总理朱镕基,副总理温家宝与吴邦国、大部分国务 委员以及大部分省长与省委书记) 。 省长与省委书记 在制定教育、 卫生、 福利、 环保、外国投资与经济发展等领域的地方政策时具有了更大的权限。许多国有 大型企业已经从国家所有制与混合所有制下剥离出来。企业的管理决策主要是 基于经济理由而不是政治理由。越来越多的国务委员、省级官员与企业管理者 是根据其与政策相关的专门知识来选拔。而各级经济政策制定者也越来越少受 到来自意识形态与政治动员方面的干预。 全国人大也在立法方面获得更多的自主性,能够主动进行立法并积极审查与修 改交予其的提案。8 警察与法院依然是高度政治化的,然而就法院而言,至少已 经颁布了一项关于司法独立的规定(1994 年颁布的法官法及其他),法官们已 经开始在经济与刑事案件上应用这项法律,这类案件没有那么敏感,不会引来 党的权力机构的干预。 军队依然是“党军”,但其已经变得更加小型化、技术化与职业化。在本次权力交 接过程中进入中央军委的军官在整体上相比前一届更多是凭借其职业成就而不 是其政治忠诚度。 9 使军队成为超党派的国家武装力量并不再担负保卫某一特定 执政党义务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些呼声很明显来自于军官团中的年轻成员。尽 管即将继任的胡锦涛拒绝了这些呼吁,但这些呼声很明显反映了军队层级中职 业化倾向的增长。10
  146. 167 所有中国媒体都为党和国家机关所控制(至少在表面上,并在大部分方面是那 样)。但随着传媒业的不断商业化,其政治色彩也在不断淡化。许多重要的传 播渠道依然处于党的宣传部门的多种直接控制下——比如说人民日报、新华社、 中央电视台、省级党报、军报等等。然而从另一些方面来看,这些媒体——更不 用说全国范围内的其他报纸、 杂志及广播电视台——也在通过增加对电影、 明星、 体育和绯闻的报道来争取市场份额。在政治领域,他们也会经常通过调查采访 地方腐败与滥权事件来挑战政府禁忌的底线。

    当然,中国政权依然是党国体制,党渗透到所有其他机构中,并为各个领域的 活动制定政策。同时它也依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单一体制,下级的权力均由中 央授予。 但无论是高层领导人还是党的中央机关都已经无法像毛泽东时代和 (即 便是)邓小平时代那样能够随意干预其它部门的工作。意识形态的考虑对国务 决策与人事问题的影响即便有的话也是极小的。对行政人员的提拔越来越多是 基于其在相关领域的专业技能。 如同以前经常被提到的那样,所有这些都能够部分地说明这个政权是务实的。 但在这一务实的姿态背后,反映出的是不断增长的制度复杂性、自主性与凝聚 性。而根据亨廷顿的理论,这些特质使得这个政权能够更加成功地进行调适以 应对它所面临的挑战。 输入制度与政治合法性 后天安门时代最让人困惑的一点就是这个政权从 1989 年的低点恢复其合法性 (合法性是指公众相信政权合法并愿意服从)的显著能力。当时全国大范围的 民主示威活动反映了大部分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 有关威权主义政权的基本理论,再加上对中国当前形势的经验观察,可能会让 人得出这个政权现在毫无疑问缺乏合法性的观点:尽管威权主义政权在其初掌 大权时拥有很高的合法性,但由于需要民主程序才能逐渐形成可持续共识的原 因(这是威权政权无法提供的)而会遭到削弱。就当代中国而言,这个政权的 意识形态早已破产。从社会主义向准市场经济的转型造成了很多社会动荡。而 这个政权极其依赖强制手段对政治与宗教异议所进行直接镇压。 然而,关于这一看法的直接证据却显示出完全不同的情况。史天健在 1993 年所 做的一项全国范围的随机调查中,有 94.1%的受访者赞同或强烈赞同“我们应当 相信并服从政府,归根结底,它是为人民服务的”说法,而史天健在 2002 年的 调查中发现仍有很高比例的受访者持同样的回答,无论问题是针对中央政府还 是地方政府。11 此外还有很多定量与定性的研究证据表明包括被广泛报道的工 人农民示威在内的不满情绪的表达通常都只是针对基层当局,而这个政权作为 一个整体继续保持着很高的接受度。 对于这种表现模式有着许多的解释。其中就有:  在过去二十年的经济增长中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准都得到了提高。
  147. 168  党已经通过提供党员身份给各行各业有能力的人吸纳了精英并且同意对私 人企业主的财产权利进行官方保护。 党要推进的政策上的新方向已经在江泽 民的“三个代表”理论里找到了意识形态的基础,“三个代表”指出党应该代表 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以及所有中国劳动人民最为根本的利益,也就是说, 它应该像代表工人、 农民一样代表中产阶级或者说相对于工人和农民它应该 更代表中产阶级。

     中国人呈现了相对较高的人际信任,这种态度先于并且促进了政权合法性。 12  中国人倾向于稳定并害怕政治失序。 经由指出了俄罗斯所发生的后共产主义 时代混乱局势的例子,中共已经说服了大多数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由他 们提出对于现状的批评可能尤为地受到期待),政治改革对于他们的福利而 言是危险的。  这也源自于政治镇压的成功, 使得对于政权而言没有其他替代性的组织力量 产生。  1989 年以及之后所实施的强制性镇压向公众表明了这个政权对权力的掌控 是无法撼动的,它本身就可能产生合法性。有效的镇压开始的时候只会导致 逆来顺受的服从,但是要使服从者保持认知相一致,没有其他选择只有服从 该政权的公民可能会更倾向于去评估其表现及其回应性 (它们自身就是合法 性的组成要素)。13 在寻找心理上一致的时候,公民可能会暗示自己他们接 受政权是出于自愿的——然而准确来讲这是由于,而不是尽管,他们事实上 并无其他选择。 所有这类解释都可能有其价值。然而在这里,我想要发展出一种其他的解释, 与这篇论文的主题“制度化”直接相关联。该政权已经发展出了一系列输入制度 (input institutions, 也就是说, 人民可以利用来告知国家他们关注事项的制度) 使得中国人相信他们在地方层级上对于决策以及人事选择是有影响力的。 对于这些制度最为彻底的描述是史天健的《北京的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Beijing),尽管是在 1989 年之前做的研究,但其描述了至今仍然 还在运作的那些制度。根据史的说法,中国人在地方以及工作单位层级的参与 有着多种方式。 包括了在地方层级选举中投票、 协助候选人以及游说单位领导。 这类参与是频繁的,行动与一种政治效能感(一种个体信条认为他或她对于政 治体制是能施加影响的)是相关联的。史的论证得到了墨宁(Melanie Manion)著 作的的支持的,墨宁在她的著作中表明了在那些有着竞争性村庄选举的地方, 领导人的政策立场与他们选民的立场相比那些没有竞争性投票的村庄是要更为 接近的。14 除了史天健和墨宁所讨论到的输入制度,至少还有这其他四种输入制度有助于 在大众层面创建政权的合法性:  1989 年制订的行政诉讼法允许公民控告涉嫌违反政府政策的政府机构。据 裴敏欣的统计,1999 年的诉讼人数为 98600 人。成功率(取决于在法院的
  148. 169 胜利加上有利的裁决)已经从 27%上升到了 40%左右。至少在一个省,政 府的财政支持是通过法律援助项目提供给没有能力的贫困公民, 使得他们能 很好的利用到这个项目。15  党和政府机关维持了针对公民投诉的机构——信访局,可以用本人到访或寄 信的方式来反映问题。到目前为止很少有人对这一过程进行研究,但这样的

    部门却是普遍的,他们处理个别公民投诉的能力有可能是相当大的。  由于各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已经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统一战线架构,在 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之前先召开各级政协大会)一样变得更为独立了,他们已 经变成了越来越重要的管道, 通过这种管道人民的投诉也许可以经由代表反 映而被听到。  由于媒体已经变得更为独立以及由市场导向, 所以他们自身也越来越多站在 为人民发声的立场上,曝光投诉以对抗地方层级官员的错误行为。 这些呼吁机制、投诉机制的管道有着两个共同特征。一个是他们鼓励以个人而 不是群体为单位的输入,后者被认为是威胁到了政权。另一个就是他们的不满 集中在对于特定的地方层级机关或官员,这在总体上分散了对中国党国体制可 能的攻击。相应来讲,他们使得公民能去寻求不满问题的解决而不至于创造整 体上威胁到政权的那种潜在可能。 一种威权主义的转型? 尽管做到了有秩序的继承过程、绩效制的晋升,官僚制的分殊化(bureaucratic differentiation),以及群众参与及诉求管道的制度化,该政权还是面临着许多威 胁到其生存的巨大挑战。本文并不试图去预测该政权能否将战胜这些挑战。基 于现有的证据我们可以说的是该政权并不是一个得过且过的、虚弱的或丧失了 政策选项的有衰败迹象的政权。与 1980 年代末 1990 年代初的苏联和东欧统治 集团相比,新一代的中国领导人并不感觉到他们处于历史的终结处境上。包含 在他们调查报告里的政策申明摘要显示出这些领导人认为他们能够解决中国的 问题。16 他们要打击腐败;改革国有企业;提高农民的生活状况,改善环境, 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同时利用过渡时期的特权, 以纾缓中国进入 WTO 全面遵守相 关规则所带来的后果;镇压政治反对派;迎接美国遏制战略的挑战;以及最为 重要的一点,继续掌权并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认为民主,自由,人权会导 致更真实的稳定这种论点,也许对全世界的民主派人士来讲是一种有说服力的 看法,但对于中共的领导人而言却并没有什么吸引力。 中国威权主义韧性的理论含义是复杂的。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学者们一直都 在辩论极权主义政权是否能对现代性进行调适。中国这一案例对于这个讨论的 启示有两方面:首先来讲,为了进行调适和生存下来,政权已经不得不做了很 多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那些阐述了他理论的学者们所预言的那 些事情:该政权不得不 1) 放弃了乌托邦意识形态以及克里斯玛型的领导方式;
  149. 170 2) 赋权于一批技术官僚精英; 3) 引入官僚制的正规化、复杂性以及专业化机制 4) 降低了对于私人言论和行动的管制。其次来讲,与帕森斯式预言想对照,现 政权做的这些调适并没有导致政权变更。以 Richard Lowenthal

    的术语来讲,该 政权的目标已经 “从乌托邦转向了发展”。17 但党已经能够在没有引发向民主转 型的情况下做到这所有事情。 尽管那样的民主转型还是有可能在未来某个时间点发生,但过去二十年的经验 表明这种局面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没有出现民主转型,反而是完成了由极 权主义向经典威权政权的转型,并且似乎变得越来越稳定了。 当然了,不论是以社会为中心的民主转型理论还是以行为人为中心的民主转型 理论都都无法预言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会产生一个必然要出现的结果。相应 来讲,中国的案例可能仅仅强化了这样一种教训,即政治变迁结果是依赖于政 治人物以及其权力意志的。或者,它可能最终提醒我们民主转型的道路是漫长 的。但它也可能提出了一种更为使人不安的可能性:即便在先进的现代化以及 全球经济一体化这些条件下,威权主义也仍然是一种可行的政体形式。 原文注释 1. As an example, see the multi-author symposium on Chinese democracy in Journal of Democracy 9 (January 1998). 2. In other words, to adapt a concept from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theory, the CCP has once again made itself the only game in town and is in the process of carrying out a successful transfer of power. 3.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12-24. 4. The factual base for this discussion is contained in Andrew J. Nathan and Bruce Gilley, China’s New Rulers: The Secret Files (New York: New York Review Books, 2002), and is summarized in two articles 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6 September and 10 October 2002. These publications are in turn based on Zong Hairen, Disidai (The Fourth Generation) (Carle Place, N.Y.: Mirror Books, 2002). Zong Hairen’s account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leaders is based on material contained in internal investigation reports on candidates for the new Politburo compil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5. The Tiananmen Papers: The Chinese Leadership’s Decision to Use Force Against Their Own People—In Their Own Words, Zhang Liang, comp., Andrew J. Nathan and Perry Link, eds. (New York: PublicAffairs Books, 2001),102, n. 1, and passim. 6. Zong Hairen, Zhu Rongji zai 1999 (Zhu Rongji in 1999) (Carle Place, N.Y.: Mingjing Chubanshe, 2001); English translation edited by Andrew J. Nathan in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January-February and March-April 2002).
  150. 171 7. Like any meritocratic process, of course, this one

    had elements of contingency. Hu Jintao’s career is a good example, in particular his 1992 selection from among four candidates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Fourth Generation to join the PBSC. 8. Michael Dowdle, “The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s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Columbia Journal of Asian Law 12 (Spring 1997): 1-125. 9. Disidai, ch. 11. 10. Disidai, ch. 1. 11. The 1993 survey was conducted for the project on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 The 2002 survey was conducted for the project on “East Asia Barometer: Comparative Survey of Democratization and Value Changes.” Data courtesy of Tianjian Shi. 12. Ronald Inglehart,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173, n. 2. Also Tianjian Shi, “Cultural Impacts on Political Trust: A Comparision of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Comparative Politics 33 (July 2001): 401-19. 13. On components of legitimacy, see M. Stephen Weatherford, “Measuring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6 (March 1992): 149-66. The relationship I am proposing between successful coercion and legitimacy is hypothetical; so far as I know it has not been empirically established. 14. Tianjian Shi,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Beij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Melanie Manion, “The Electoral Connec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0 (December 1996): 736-48. 15. Minxin Pei, “Citizens v. Mandarins: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in China,” China Quarterly (December 1997): 832-62, and personal communication. On legal aid, see Disidai, ch. 7; the province is Guangdong. 16. See Andrew J. Nathan and Bruce Gilley, New Rulers, chs. 7, 8. 17. Talcott Parsons, The Social System (New York: Free Press, 1951), 525-35; Richard Lowenthal, “Development vs. Utopia in Communist Policy,” in Chalmers Johnson, ed., Change in Communist System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33-116.
  151. 172 威权主义韧性的局限 来源:THE LIMITS OF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发表日期: 2007 年

    1 月 17 日 作者: 包瑞嘉 (Richard Baum) 22 译者: @Freeman7777,@jiangge09,@hsinwang1982 校对:@Freeman7777,@jiangge09 不多 40 年前,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注意到社会经济 现代化的历程具有内在的政治上的不稳定性, 而快速的现代化会面临更 多的压力与不稳定。 在亨廷顿那个著名的公式化论述中, 不断加速的社 会经济变化会造成公众预期的增长速度超过现存政治体制满足它们的能力,由 此将产生一个不断助长政治不满的“令人沮丧的鸿沟” (1) 。 在亨廷顿看来,有效处理快速现代化带来的深远的转型时期压力的关键,是在 促进长期有效的政治制度化的同时,保持强有力的、集权化的政治权威。正如 他的著名论断所讲,在政治发展中,政府的执政能力比政府的形式关系更加重 大。他更进一步指出,克里斯玛型的/威权主义的政权能够提供转型期所需要的 政治稳定程度,引导快速现代化的社会渡过社会经济变化带来的痛苦。 最终,在现代性的选择压力下(selection pressures of modernity) ,民主制度将 显示出面对新兴的、多元化的社会力量具有优越的调适能力与回应能力;但与 此同时,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也是稳定的政治秩序的必要条件(2) 。 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领导人看起来已经领悟了亨廷顿的理论 (3) 。 他们强调 “团 结与稳定”高于一切,以此试图避免在社会经济的复杂性与多元性不断增长的 年代里民主多元主义可能带来的混乱。当面临着政治改革与政治镇压之间的严 峻选择时(如在 1989 年的春天) ,他们会毫不畏缩地选择后者。 然而对亨廷顿来说,强有力的威权主义统治赋予的比较优势在本质上是短命的 及过渡性的;从长远来看,政治权力必须通过制度化才能变得有效能。而在这 一方面,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领导人面临着一个极大的两难处境:如何创造出 更有效能更有回应力的政治体制,同时无须放弃他们对政治权力的列宁主义式 的垄断。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兴起 为现代化带来的社会不满与压力不断加剧以及加强共产党政府“执政能力”的 22 作者介绍:鲍瑞嘉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差
  152. 173 需要不断增长所困,中国领导人近几年来采取了一系列行政手段,用来逐步增 强社会纳入、协商与吸纳的机制,同时并没有扩大政治问责制、责任制与大众 赋权的范围。这些手段主要包括:  扩大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审议功能;  增强“统一战线”各机构,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CPPCC)与官方承认 的八个“民主党派”建言、协商的作用; 

    创立省、市与县级“电子政府”网站,用于公开政务并获取公众对政府工作 表现的反馈意见;  增强信访办在协助公民反映国家权力滥用问题上的作用;  为遭受国家官员滥用职权之害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并在 1999 年通过《行 政诉讼法》确立下来;  通过吸纳企业家、新兴中产阶级与暴发户阶层入党,增加中共的社会代表性 与包容性,通过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将其合理化;  提倡新儒家“和谐社会”的文化理念,促进以和平方式解决改革带来的收入 与经济机会两极分化不断增长造成的社会经济利益冲突问题。 尽管这类行政调适的首要目标是提高政府的执行力与回应力——或者用现在的 行话讲,叫“国家能力”,然而一系列社会问题与紧张状态的持续恶化——反映在 大规模社会抗议事件的频率与剧烈程度的急速上升上(4)——使人们对这一新 的、改进了的“协商式列宁主义”的中国模式的可行性产生了怀疑。同时,这 也重新提出了关于短期政治秩序与长期政治发展间关系的亨式问题。 协商式列宁主义的性质 在其传统的毛式版本中,中国的列宁主义强调中共通过其对群众组织与功能性 协会自上而下的支配来直接控制社会。同时,中共设法吸纳(并由此中和)重 要的非党社会群体,如知识分子,将他们囊括在一系列协商性政治实体中,包 括政协与八个所谓的“民主党派” 。尽管名义上享有建言甚至监督党和国家的职 能,但这些实体在毛派政权下在政治上是无所作为的,它们被当作“花瓶”而 被广泛无视——也就是说看起来赏心悦目,但都是由共产党小心照料、浇水以 及(在需要的地方)除草的。 总之,群众组织与统一战线部门存在的目的,就是帮助塑造出支持共产党举措 与政策的“统一的舆论” 。 随着毛泽东的去世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与“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经济与社 会变得更加复杂与多元化。到 1980 年代中期,人们已经在讨论一个新的、后列 宁主义的中国发展模式。 这种有时被概括为“小国家,大社会”的模式,被预想为党和国家机关的大规
  153. 174 模裁撤,并伴随着在草根层面上一个有生气、自发的与自治的结社空间(sphere of associational life)的兴起(5) 。这种模式暗示了对众多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 与利益集团合法性的承认。 在 1980 年代晚期,

    一项旨在促进社会政治更加多元化的运动得到了一部分年轻 的中共改革者的赞同,并得到党的总书记赵紫阳的支持。在 1987 年 10 月第 13 届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夕,赵紫阳摒弃了传统毛泽东主义认为的在社会 主义下必须“统一舆论”的观点, 他认为政府应当注重倾听公民们利益与观点的分 歧并作出回应。 尽管打算逐步地转型为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基于利益的政治过程,但赵紫阳因 主张权力分立、多党竞争与政治言论自由的西方式宪政民主缺乏拥护者而止步 了。在注意到现代化与经济改革具有内在的混乱性与压力性后,赵紫阳(一如 亨廷顿)认为其不可避免地带有“许多构成不稳定性的因素” 。因为这个原因, 他建议(同样是以亨廷顿的方式)向政治多元主义的转型应当“按有秩序的方 式逐步”实现(6) 。 但对赵紫阳——以及对中国——而言不幸的是他对改革的谨慎建议因 1989 年 的北京之春(由自发组织起来的有着各自独立团体的学生、工人和记者掀起的 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而搁浅了。这些异议人士大胆宣称他们的团体要独立于 国家发起的群众组织而采取自治,他们的反抗被证明越过了中共老一辈保守派 所能容忍的底线。当平乱开始后,这些新生自治团体的领袖人物自然就成为了 首要镇压的目标。中国新兴的“公民社会”在“六四”时就被扼杀在襁褓中, 连同其一起被埋葬的,还有“小国家,大社会”的模式。 中共重新树立起的反对政治多元主义的决心——如有必要会强行镇压——被 1991 年苏联解体带来的震惊进一步加强了。在此之后不久,中国领导人严厉谴 责了戈尔巴乔夫的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 , 并重申他们对协商式列宁主义的信奉, 同时再一次强调了维护“团结与稳定”的决心。 随着政治改革被无限期搁置起来, 中共在 1990 年代对付社会不满的主要策略就 是分化瓦解。当问题变大到无法忽视的地步时——比如农民抗议乱收费或非法 的土地强占,下岗工人要求支付拖欠的工资与养老金,或者愤怒的家长要求对 灾难性的学校爆炸及大火事件进行调查——这些事件会基于个人,做特别安排 的方式去处理。只要类似的事件还是局部的,它们就能为决心保持社会表面稳 定的家长制作风的政府所解决。 只要需要,就会实施村民选举,以此撤换腐败的地方干部;政府官员会高调地 对一起学校大火事件(或一起矿难、一起房产诈骗案)进行调查;而用金钱补 偿来平息农民、退休人员及房屋所有者的不满。而如果抗议持续下去或扩散开 来,其领袖就会被抓捕或受到人身威胁。 这种将行政性冲突通过局部化特别处理的方式进行遏制的策略,包含了被黎安 友称为“威权主义韧性”的实质,其将经济自由化与紧密的政治控制结合在一 起。可以说,在社会不满只是小规模并十分分散、以及当受侵害的群体间进行 交流还很困难的情况下,这一策略是十分成功的。然而自 1990 年代晚期以来,
  154. 175 随着现代化通讯工具——手机、 个人电脑、 互联网及 SMS 文本消息——的普及, 弱势群体的不满被动员起来了。由于不满的社会化表现变得数量上更多、规模 上更大,它们对政权的潜在政治威胁也变得更大。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 在

    1990 年代晚期, 面对着中国的党和国家与中国社会日益脱节迹象的不断增长, 江泽民试图提高共产党正在不断降低的威望。他明确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 , 邀请中国新兴暴发户阶层里的企业家与商业精英加入共产党。通过将这些新的 经济精英们纳入中共的“大篷”中,江泽民希望能扩大共产党的社会经济基础, 并以此提高其回应力。 然而,江泽民的努力无法消除将党和人民隔绝开的那道“权力长城” 。尽管“三 个代表”反映了共产党对需要将其自身广泛深入地扎进社会的认识在不断增加, 但许多中国人对这一新的教条却抱有含糊甚至犬儒的态度;而其他人则公开表 现出轻视,把它视为企图去掩盖在不削弱共产党有效的政治垄断地位的前提下 接纳向上移动的集团与个人这类作为的一个幌子。 “加强执政能力”的需要 在厌恶风险的江泽民几年前隐退之后,普遍预料他的继承者胡锦涛可能会放手 去实施一项更进步的政治议程。确实,在 2004 年 9 月的会议上,中共中央委员 会坦率承认了共产党统治的脆弱性并确认了其合法性危机不断加深的事实,故 而出现重大改革的前景看起来也瞬间光明起来: “我国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 层出不穷。...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 必须居安思危, 增强忧患意识, ...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 ” (7) 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危机,中央委员会的公报宣称“党保障人民依法行使民主 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并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和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 (8) 如果说四中全会小心地开启了进一步政治开放和多元主义的希望,那么不久这 种希望就被胡锦涛压制了下去。 在 2009 年 9 月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五十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明确地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并不意味着 放松甚至放弃中共 55 年来对政治权力的垄断: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地位,是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也是明确载入中国宪法 的……。要充分发挥国家政权机关中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贯彻党的理 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实现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23(9) 23 译注:摘自原文
  155. 176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曾庆红在四中全会不久后的一篇冗长批示反映了中共领导 层对权力的进一步控制。批示十分清楚地说明中共要扩大自己主政者的角色。 其中,曾庆红特别强调中共要加大对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日程和审议活动的控制, 加大中共和政府的交叉和融合(以及模糊职能责任界线),以及增强中共对利 益集团活动的监督。(10) 中共上述的三个“当务之急”与赵紫阳 1987 年提出的改革举措针锋相对,这毫 不奇怪。在这个意义以及其他意义上,四中全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号召

    更像是在强化中共传统的治国理政垄断权,而不是一份政治开放和改革的宣言。 寻求一个“和谐社会” 最近,中共强化执政能力的动力看似矛盾地与新儒家哲学的复苏走到了一起, 追求一个“和谐社会”。中国总理温家宝 2005 年 3 月的一次演讲为这一复兴奠 定了基础。他说:“我们必须建设一个公平、公正、诚信、有爱、充满活力、 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11) 数周后,中国全国政协一位副主席在一篇讲话中阐述了和谐社会的政治目标, 这就是 “通过协调不同利益、 整合不同观点、 化解复杂矛盾来达成共识” 。 (12) 尽管“和谐社会”这种语言听起来像是理想主义的和虚无的乌托邦的,尽管胡 锦涛和温家宝一制强调“和谐社会”的根本保证是公平、公正地享受经济发展 成果并承担其成本,但这一提法的政治含义仍是极为威权的。在中共领导人看 来,为争夺社会经济利益展开的未经协调、混乱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不和谐;由 于不和谐会导致不稳定,因此就需要一种凌驾纷争之上的有凝聚力仁慈力量, 在冲突的社会群体之间形成一种有权威的、综合的共识。因此,“和谐社会” 的说法预示着存在一个——姑且可以称为“明君”——能够忠实反映、代表、 调解所有“合法”层面社会利益且镇压顽固不和谐势力的家长制的、高高在上 的权威。在这个意义上,“和谐社会”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并无二致。 协商式列宁主义的未来 通过用家长制咨询替代自主性的政治参与、吸纳替代代表权、建言替代赋权、 以及构建共识替代利益冲突,中共已经能够避免民主多元主义(democratic pluralism)公认的太多杂乱、太多混乱的情况。但亨廷顿所提出的制度势在必行 的情况又是怎样呢?中国的党国是变得更为的高度制度化和更具有回应能力了 吗?例如作为一个管理机构是更为有效率了吗?如果是这样,这有助于增加还 是减少中国未来民主化的可能性? 最近,由杨大利所提出的对于中国治理品质改善的乐观评估,聚焦于过去十年 左右时间里一系列由中央政府采取的行政改革以及行政调整上(13)。在杨大 利的著作《重构中国利维坦》(Remaking the Chinese Leviathan)一书中,杨列举 了由中国高层领导人所做出的有效的“行政修补”方面的许多案例。
  156. 177 例如, 在 20 世纪 80 年代财政权力下放之后, 已严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税收额, 一场影响广泛的的新税制改革在 90

    年代推出,有效地恢复了中央政府的的财政 权威。 再者,当 20 世纪 90 年代地方政府人浮于事,出现了失控的预算外支出,在县 和乡镇层级事态严重到有出现失控局面之虞时,为了“扁平化”行政级别,减 少地方政府的裁量权中央政府再次介入,通过相应的措施巩固了乡镇政府并取 消了农业税。 当中国的主要银行在 90 年代末被不良贷款淹没的时候,中央政府同样以一系列 的行政调整施以援手,消除了省级银行分行,把不良贷款转移到了资产管理公 司,对主要银行进行了资产重组,使金融体系导入了国际金融市场的规则。这 些改革的有益效果已经广泛地显现出来了。 当腐败的或非法的征地和房地产开发计划不断升高的发生率导致了近十年时间 中广泛的农村抗议的时候,中央政府以同样的方式加强了对土地使用规定和使 用权出让金管理的控制。 最后,当大众抗议开始针对地方政府无视环保法规和条例时,国家环保总局设 立了区域监督中心,监测和监督政策执行情况,以之作为一种平衡力来地方政 府片面的、经济增长导向的那种偏向。 杨大利的观点呈现为明显的乐观主义的关键,就是从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 例子得出来的,就在于他认为中国领导人已经表现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学习曲 线,设计了有效的行政修补来处理突发性问题;并且因为那样他们成功缩小了 国家与社会之间“巨大鸿沟”,那种鸿沟曾是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中国的一大 特征。因此,他认为中国的“国家能力”已经大幅增加了,尽管中国还是非民 主的政体。 但是这种观点也有人对其持批评态度。对中国近期的行政改革持批判性立场, 裴敏欣在他的新书,《中国陷入困境的转型》(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一书 中认为行政调整,虽然短期可以减轻某些类型的社会问题,但这种做法长远来 看却是一条死路。 这是由于中共一手笼络新兴社会-经济精英的同时另一手则坚持使用强制性的政 治管制去对处理异议这种主导策略所导致的,这种策略被裴敏欣称之为“非自 由主义的调适”(“illiberal adaptation”),实际上已经提高了而不是减少,一个掠 夺型的、“裙带资本主义的”精英以与一个无权力的,原子化的大众社会之间的紧 张局势。其结果就是裴敏欣所谓的“陷入困境的转型”。 “在中国,对未成熟的市场力量进行指令和管制的做法使共产党从有限 的改革中,提高了效率,以维持旧的指令性经济这一未经改造的核心成 分——这是共产党在政治上享有最高权威的经济基础所在。在一个“陷 入困境的转型”中,统治精英对于真正的改革没有多大兴趣。他们可以
  157. 178 誓言改革, 但大多数这样的承诺都是口惠而实不至的抑或只是旨在维持 现状的战术性调整而已。” 与杨大利不同,裴敏欣在后毛泽东时代预算权威权力下放以及地方政府掠夺兴 起之间看到了一种明显的结构性联系。他指出,中央政府 1993 年给地方政府授 予了广泛的权威其能够筹集和保留预算外收入引发了毫无约束的财政掠夺和浪 费,因为地方官员筹资和开支都免于受到任何密切监察或受到任何由上而来的

    监管的制衡。 这种带有根本性的,由结构引起的“道德风险”,不能单靠行政修补来克服,因为 它建构到了缺乏水平政治问责制的有效机制的中国政经的基本结构中。(以委 托-代理关系的语言来讲, 本应提醒中央政府注意到地方层面严重问题的“火灾报 警”机制已经无法起到作用,所以政权必须越来越依赖于“警察巡逻队”去监督和 控制其地方代理人。) 行政调整无法去防止以及惩罚掠夺和腐败尤其严重的乡镇层级所做出的类似行 为,在那里由于缺乏有效的地方监督和问责性机制,非法的财政收入汲取情况 已经极其的糟糕。这种情况一个明显的结果是,农村抗税、抵制甚至是有组织 的反抗发生率的急剧上升。 虽然村民选举被认为是有助于约束最糟糕的农村掠夺行为,但这并没有导致重 大的“民主赋权”(“democratic empowerment”)给普通村民。这种情况是真实的, 原因则有两个:第一,由于村委会候选人的提名和筛选工作是由地方党支部所 做出的;第二,当选的村民委员会没有独立的政治和财政权威,而是完全服从 于乡镇政府的代理部门。 中央政府取消农业税的决策也没有解决地方财政不平等的问题,因为由此产生 的预算短缺的情况, 打击的正是那些本已缺乏充足基础设施以及公共品供应 (包 括负担得起的公立学校和卫生保健)的贫困农村地区。 因此,裴敏欣视行政调整为最终注定要失败的举措,因为它们没有从根本上解 决不平等在政治结构上的根源问题,而他的结论是: “在一种全国性的改革精神,或富有远见的改革者缺席的情况下,中国似乎走在 了一条不知通往何处的长征道路上。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只是在证明现行政策 是有理的,但却否定了改变的必要性,使得那样的困境将长期存在下去。凭借 这一势头,党可以得过且过一段时间,但很难想象中国能够在没有大变动的中 途纠偏情况下演变为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14) 结论:中国往何处去? 鉴于杨大利和裴敏欣之间、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之间所存在的根本分歧, 那究竟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中国的局势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这个国家政治 上又会朝向什么方向发展呢?
  158. 179 中国的非民主式发展一个可能的结果是,随着时间流逝成为一个有效能的,新 加坡式的“行政-主导的,管制式国家”(确实,这就是中国新领导层所钟意的模 式) 但是支撑在“新加坡模式”背后的是大量独一无二的经济、人口和制度因素,那些 因素却都是中国所缺乏的,包括了:强劲的法治,一个专业的不腐化的公务员 团队;高人均收入以及教育水准;新加坡也不存在一个庞大的、贫困的农村人 口(毕竟,新加坡仅仅是一个城市-国家,尽管是一个有着良好管理的国家) 此外,尽管其“软威权主义”(“soft authoritarian”)政治体制以及一党独大的局

    面依旧,但新加坡也显示了一定程度的选举竞争,一个多元的媒体以及发达的 公共舆论机构, 这些都是今日中国所完全缺乏的。 例如, 执政 党人民行动党(PAP) 必须定期在公开选举中与其他政治势力展开竞争,因此政府必须密切注意公众 的情绪。即使这种不完善,半吊子的反馈机制都是中国所缺乏的,中国想要涌 现为下一个新加坡只有着很小的机会。 最终,对中国未来的乐观和悲观之间的主要区别归结到了一个问题上,即中国 现政权,我把它们定义为“协商式列宁主义”(“consultative Leninism”),当得到 各种各样的由杨大利所描述的行政调整的援助之后,是否可以有效地以及长远 来讲对中共党-国起到增加代表性、透明度以及问责性的作用?不用说,在这一 重要问题上只有着极少的共识存在。 我自己的看法,往往介于乐观和悲观两种态度之间。在相对安全的“中间”地带, 我发现我大致上与亨廷顿意见一致,亨廷顿认为现代性的选择压力最终会倾向 于民主发展,因为民主有着较优的能力去调适,协调,代表和回应新兴的社会 力量和压力的多元性。 更为近期,亨廷顿似公式化的表述已经在 Bruce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和 George W. Downs 他们所发表的文章“发展与民主”(“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中得到了实证性的证实,这篇文章 2005 年的时候发表在外交事务 杂志上。在这篇文章中,Bueno de Mesquita 和 Downs 所提供的实证性数据支 持了这样一种论点,即一个开明的,前瞻性的威权政权可以经由选择性的结合 增长导向的经济自由化以及对待异议方面习惯性的封杀“协调性事物”(包括了 组织以及集会的自由、投票权以及新闻自由和互联网自由)来延长其存活时间: “但如今各色各样专制和非自由主义的政府(illiberal governments)至少 能长期推迟民主来临的实例比比皆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有很多这 样的政权经历了广泛的经济发展却并未发生相应的政治自由化。 也有独 裁者有时不得不引进温和的政治变迁,却成功的限制了变迁的范围,从 而保住大权不失。为什么从经济发展的肇始到自由主义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出现,往往会出现那么漫长的滞后呢?答案在于专制政府越 来越老谋深算。 虽然发展理论家们对人均收入增长会导致民众对权力要 求的预想是对的, 但他们总是低估了那些压制性政府挫败这种要求的能 力。 独裁政府在避免经济增长的政治结果方面越来越长进了——以致如
  159. 180 今经济增长非但不能减少它们的生存机会, 反倒实际上帮它们存活下去 了。” “不过从长期来看,由于经济增长提升了有效政治竞争者涌现出来的可 能性,这将会威胁压制性政府的政治生存。这种情况的出现有两方面的 原因:经济增长提高了给赢家的奖额,从而抬高了政治游戏的赌注,经 济增长也导致有足够时间、教育和金钱去参与政治的人数上升。这两种 变化都会启动一个渐渐积聚动力的民主化进程, 最终冲破独裁现状的羁

    绊,取而代之开创一个竞争性的、自由主义的民主的局面。”(15) Bueno de Mesquita 与 Downs 分析了历史上 150 个案例的数据,归纳出透过把 经济自由主义与紧抓“协调性事物”(“coordination goods”)揉合在一起,威权政 权可以多延长它的预期寿命 10%-15%,透过最长大约 10 年时间,推迟了民主 化(或是政治上崩溃)的爆发。如果现政权并不很快开始引入一系列的多元主 义的反馈机制,并提供一个更大范围的“协调性事物”,那么长期来看,再多 “行政修补”或“经济自由主义”的做法也不可能有效地避开政治不稳定。 原文注释: 1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chapter 1 et passim. 2 In Huntington‟s view, the main alternatives to strong transitional political authority were praetorianism (government by military coup) and revolution (governmental collapse). 3 There is substantial evidence that Huntington‟s book, widely read by Chinese political reformers in the 1980s, was instrumental in inspiring Zhao Ziyang‟s proposals for limited political reform, introduced at the 13th CCP National Congress in 1987. 4 From approximately 14,000 officially recorded incidents of collective protest in 1993, the number rose to over 87,000 in 2005—an average increase of almost 15%. per year. 5 The term “small state, big society” was coin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reation of a new provincial-level Special Economic Zone on Hainan Island in 1988. 6 Beijing Review 30:45 (November 9-15, 1987), pp. VI, XV. 7 An abridged Chinese text of the Fourth Plenum Communiqué , entitled "Zhonggong zhongyang guanyu dangde zhizheng nengli jianshede jueding” (Resolution of the CCP Central Committee on Building the Ruling Capacity of the Party) (September 19, 2004), appears in Xinhua Wang Online (Beijing), September 26, 2004. A lengthy English language commentary on the communiqué appears in 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200409/26/print20040926_158378.html.
  160. 181 8 Ibid. 9 Hu Jintao, “Speech commemmorating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eptember 15, 2004), in http://english.people.com.cn//200409/15/eng20040915_157073.html 10 Zeng Qinghong, "A Programmatic Document for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Ruling Capacity: Study and Implement the Spirit of the Fourth Plenum of the 16th Party Committee, Strengthen the Party's Ruling Capacity, People‟s Daily (internet edition), October 8, 2004 (emphasis added). 11 The text of Zhao‟s Report is reproduced in http://english.gov.cn/2006-02/22/content_207113.htm. 12 People‟s Daily (Overseas Edition), March 23, 2005. 13 Dali Yang, “State Capacity on the Rebound,” Journal of Democracy 14:1 (2003), p. 48. Also Yang, Remaking the Chinese Leviathan (Stanford U. Press, 2004). 14 Minxin Pei, “China Is Stagnating in Its „Trapped Transition‟”,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24, 2006. Also Minxin Pei,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Harvard U. Press, 2006). 15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and George W. Downs,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Octob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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