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精华译文合集 - 2010/01

2010/01 译者团队 @yigroup 精华译文合集纽约时报试试丌同的关键字外交政策中国的网络世纨纽约时报与栏评论龙的狂妄
林培瑞北京最怕什么？亚洲周刊反高铁究竟反什么伦敦书评中国狂热病华盛顿邮报书评天安门日记环球人物《明镜》与访瓦文萨经济黑帮走私缺口为何地震对民主国家伤害较小？波士顿邮报：丌灭的党 https://yyii.org

2 目录译者频道——本月与题 .................................................................. 4 Google 中国的重大策略调整 .......................................................... 4
谷歌官方博客宣布其中国策略的巨大调整 ...................................................... 4 纽约时报试试丌同的关键字 ............................................................................ 6 中国的网络世纨 .................................................................................................. 9 谷歌一下奥巴马的中国政策 ............................................................................ 11 党 ............................................................................................... 14 波士顿邮报丌灭的党 ...................................................................................... 14 中国的政敌团队 ................................................................................................ 19 中国的党内民主：我们能当真吗？ ................................................................ 25 中国的年轻人为何要加入共产党？ ................................................................ 34 译者频道——看中国 ................................................................... 36 中国搭便车的大国 .......................................................................................... 36 纽约时报与栏评论龙的狂妄 .......................................................................... 38 纽约书评博客北京最怕什么？ ...................................................................... 40 2010 年中国文化关键词 ................................................................................. 43 纽约时报中国能登上科学顶峰吗？ .............................................................. 45 亚洲周刊反高铁究竟反什么？ ...................................................................... 50 译者频道——开卷有益 ................................................................ 52 伦敦书评中国狂热病 ...................................................................................... 52 编者按：海地地震、谷歌考虑退出中国的声明占据了 2010 年 1 月国际媒体上的头条位置。中国的影响力扩张让“冲突论” 和“崩溃论”都能找到大量读者，这两种心态在观察和分析中国的政局、经济、文化和外交时都有所体现，于是形成了这样的一期合集。

3 华盛顿邮报书评天安门日记 .................................................................. 59 译者频道——看世界 ................................................................... 62 纽约时报社论高法判决重挫美国民主
.................................................. 62 保罗克鲁格曼多数派之殇 ...................................................................... 64 意大利的非洲移民英雄们 ........................................................................ 65 海地为何如此脆弱 .................................................................................... 67 公众外交 2.0 当美国政府遇到“新媒体” ........................................... 69 《明镜》与访瓦文萨 ................................................................................ 79 每日街拍网站街拍二三事 ...................................................................... 82 译者频道——国际外交 ................................................................ 93 华尔街日报亚洲观点中国和伊朗 .......................................................... 93 新德里来稿——中印两虎相争 ............................................................... 95 纽约时报美国对日外交正在输给中国 .................................................. 98 随着中国崛起，不西方的冲突也日渐升级 .......................................... 101 译者频道——经济风云 .............................................................. 105 弗里德曼与栏中国会成为下一个安然吗？ ........................................ 105 为什么人民币丌会取代美元？ .............................................................. 109 外交政策在雨中歌唱 ............................................................................ 111 《经济黑帮》第三章走私缺口 .......................................................... 114

4 译者频道——本月与题 Google 中国的重大策略调整谷歌官斱博客宣布其中国策略的巨大调整原文：A New Approach to China
来源：谷歌官方博客发表时间：2010 年 1 月 12 日 3:00:00PM 译者：@xiaomi2020 许多其他知名组织一样，我们时常面临不同程度的网络攻击。12 月中旬，我们发现了源于中国的高度复杂和有针对性的对公司的基础设施的攻击，致使谷歌的知识产权被盗。但是，很快我们发现最初这起看起来象是单纯的安全事件——虽然的确是重大的安全事件——其实完全是另一回事。首先，这次网络攻击的不只是谷歌。作为我们调查的一部分，我们发现，至少有 20 家业务范围广泛的大公司——包括互联网、金融、技术、媒体和化工领域 ——也是类似的攻击的目标。我们目前还在通知这些公司，我们也与美国有关当局协同工作。第二，我们有证据表明，攻击者的主要目的是访问的中国人权活动的 Gmail 帐户。根据我们的调查，迄今为止，我们相信他们的进攻没有实现这一目标。只有两个 Gmail 帐户似乎已被攻破，而这一活动仅限于帐户信息（如账户的创建日期）和主题行，而不是邮件的内容。第三，作为这项调查的一部分，但独立于谷歌被攻击之外，我们发现，美国、中国和欧洲的的几十个 Gmail 帐户，用户们是中国的人权倡导者，看来经常被第三方进行例行访问。这些帐户还没能通过谷歌的任何安全漏洞而被进入，但很有可能通过网路钓鱼诈骗或用户电脑上的恶意软件而被攻破。我们已经使用从这次袭击中获得的信息改进基础设施和底层结构，提高谷歌用户的安全性。在个人用户方面，我们建议人们在电脑上部署知名反病毒和反间谍软件程序，为操作系统打补丁，并更新其网络浏览器。在点击即时消息和电子邮件时，或接到要求分享个人信息如密码的时候，要持续保持谨慎。你可以象

5 在这里阅读更多我们的网络安全建议。想要了解更多这些类型的攻击，可以阅读这个美国政府的报告（PDF 格式）， Nart Villeneuve 的博客和这份对 GhostNet
间谍事件的介绍。我们已采取了非常措施共享关于这些攻击的信息不仅仅因为我们所发现的安全和人权影响，还因为这些信息涉及到了关于言论自由的全球性辩论的核心。在过去二十年里，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公民的企业精神已经让亿万中国人脱离了贫困。事实上，这个伟大的国家是今天的许多经济进步和世界发展的中心。我们在 2006 年 1 月推出了 Google.cn，认为让中国人能接触到不断增加的信息和更加开放的互联网，这些好处可以抵销同意屏蔽某些结果给我们带来的不安。当时我们就很明确，“我们将密切注视中国的条件，包括新的法律和对我们服务的其他限制。如果我们确定我们无法达到目标，我们将毫不犹豫地重新考虑对中国的态度。” 这些袭击，和由此被发现的监视——与在过去一年企图进一步限制网上言论自由相结合——已经让我们得出结论，我们应该检讨我们的中国业务的可行性。我们已经决定，我们不再愿意继续在 Google.cn 屏蔽封锁结果，所以在将来的几个星期，我们将与中国政府讨论是否可能在法律范围内公布未经过滤的全部搜索结果。我们知道，这很可能意味着必须关闭 Google.cn，也有可能关闭我们在中国的办事处。决定要重新审视我们在中国的业务的决定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我们知道这可能产生影响深远的后果。我们要明确一点，这一举措主要是在美国的高层管理者做出的，没有我们的中国员工知情或参与，他们在中国工作得非常努力，使 Google.cn 有了今天的成就。我们正致力于负责任地解决所造成的困难问题。

6 纽约时报试试丌同的关键字原文：Try Different Keywords 译文：试试不同的关键字作者：EVGENY MOROZOV 发表时间：2010
年 1 月 26 日译者：SoapSalesman 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是一句忠告还是诡异的中国谚语？都不是。实际上，这句谚语有更奇妙的出处：这些话出自埃里克· 施密特，那个永远真诚的 GoogleCEO，最近在 CNBC 商业访谈里说到的。回到十二月初，当施密特先生和广大听众分享他的洞见时，Google 正有力地向统治（互联网）世界迈进。快进几周，Google 那看起来不可阻挡的追求，却意外的在中国，这个看上去最有前途的市场面前，轰然倒地。这是怎么回事呢？对此事件，Google 讲述的版本是就像是哈佛商学院的一个令人紧张过度的案例：一系列针对中国政府批评者们的电子邮箱的毁灭性的网络攻击，让 Google 高管们痛苦地发现：在中国的运营是何等危险。高管们怒不可遏，这愤怒甚至唤醒了他们的道德感。他们打破了和中国政府早先的协议，停止过滤有争议的政治化的搜索结果。如果 Google 的解释和行动看起来缺少逻辑和一致性，那是因为：本来就是这样。退出中国——这一前景看起来不可避免，因为中国当局不大可能为了顺从一家外国企业而改变政策。Google 也不会幸免于未来的网络攻击。 Google 服务器上少了中国人权活动家们——或只是那些看上去和谈吐类似于他们的人——的邮箱帐号，Google 依然要承受在中国运营的许多成本──尽管物理上，他们已经搬出中国。所以，如果 Google 不是因为网络安全才在审查问题上忽然变卦，那又怎么解释 Google 的自我毁灭之举呢？最可信的解释是：这是 Google 以超-极客式的独特方式为自己在 2005 年和中国政府所做的魔鬼交易赎罪。要

7 回顾一下，很容易能发现 Google 纯粹的使用主义计算在哪里出了差错。除了他们的“不作恶”的座右铭，Google 还一直都跟随着另一种没有被广而告之的哲学： “计算化狂妄”。作为一家由才华横溢的计算机科学家和工程师开创的公司，Google 面对每一次商业选择和困境，从图书电子化到言论自由，都慎重地实践着科学的、高度量
化的方法。这是他们为何决定导入更多的在线图书──哪怕是在不完善的版权法统治之下──有也比没有好。同样的，这也是他们为何决定在中国提供更多信息──就算有一些会被阉割或河蟹──有也比没有好。在这里，靠常识还是直觉来决定并不真是一道选择题。不管是多棒的灵感，看起来 Google 人总会在工作间里计算所有的直觉，因为表单不会撒谎。但是中国也有一堆工程师──特别是在共产党的领导层里。中国领导人也许在计算机科学上差 Google 很远，但他们无疑比 Google 更精熟于马基雅维利式的驭民之术。1 不要为他们遵循着非常类似的思维模式而感到吃惊：即使自我审查人权活动家信息，有也比没有强。有谁比 Google 过于自负的工程师们更合适来组织这一切呢？（他们本应该考虑到）也许将来的有一天，中国的黑客们会借此发动攻击。主要是靠表单而非历史分析，Google 上了钩，和中国政府签了字画了押──对这个协议，我们知之甚少。不过我们的确知道 Google 同意了过滤某些搜索结果，但是还有没有别的呢——也许是扔给中国的审查者们一些数据挖掘功能作为安抚——但 Google 从来没告诉过我们？用户数据有这么一个后门的存在──这可能被第三方滥用──也许能解释 Google 为何如此确信中国当局就是网络攻击的后台。当然，如果 Google 们能忙里偷闲从显示器上抬起头，了解一下中国和它的领导人，他们就会发现这个政府要求的是更多更快更强的网络审查（更别提对 Google 自己用户的攻击了）。但 Google 太骄傲，以至于忽视了这点。究竟是哪里出错了？最坏情况，Google 可能以为新的审查帝国将创造出一头无害的小弗兰肯斯坦2。相反，Google 现在正在和一头失控了的长毛网络怪兽搏斗，这头怪兽只听命于他的中国主子。但是，事实依然是：Google 在中国没能承担起应尽职责，并要为此负责。不能因为庆祝它重新站在了人权和言论自由的一边，就可以洗白它的商业失误。 1 译者注：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作者。 2 译者注：《弗兰肯斯坦》是玛丽· 雪莱在 1818 年创作的科幻小说，成为后来的无数“科学狂人”的鼻祖和代名词。

8 从 Google 痛苦又扑朔迷离的与威权政府妥协的经验中，其他公司应该学到的是：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现在，多希望有人之前就把这话讲给了埃里克· 施密特呀。

9 外交政策中国的网络世纨原文：Foreign Policy :The Chinese Internet Century 译文：《外交政策》：中国的网络世纪
作者：Adam Segal 发表时间：Jan.28.2010 译者：SoapSalesman 很少有中国人会因为希拉里・克林顿呼吁”一个为全人类提供平等接触知识和观点的互联网”而改变主意。上周美国国务卿提出一个冲突中的互联网世界图景：：一个开放和全球化的网络，以及另一个被高度控制被压制的互联网。如果中国正在快速发展成为后者，是时候发问了：”一个永久分裂的互联网是什么样子的？” 克林顿的演讲并非乌托邦。她的言论清楚地描述了潜在的政治力量对网络技术的影响。避开以往对互联网华而不实的乐观评论，克林顿注意到了：”当代信息网络技术既可以行善，也可以作恶。”。虽然如此，她对美国策略性的使用互联网技术，以推动世界范围的自由和人权依旧充满信心。她说：为了使平衡倒向好的一方，美国计划开发并发布帮助人们免除审查的技术，培养互联网标准反对网络攻击，展开起诉网络罪行的跨国合作，开发公共和私人的伙伴来建立本地网络防护。这些都是高尚的期望。但这些对中国的冲击都非常小。中国的审查、骇客、经济战行为都是扎根于政治和经济的计算，很难改变。自从当代信息技术第一次引入中国，中国人把他们看成一把双刃剑：经济增长的利器，国家稳定的大敌。使用老式学校式的胁迫和高科技的监管，北京成功地从电脑屏幕上去除了所有” 有害信息”，以促进经济发展。实际上大多数中国人只是简单的不在乎，这使得政府更缺少改变行为方式的动机。有技术头脑的中国网民发现了翻墙的方式，但大多数用户，就像别国的大多数一样，对娱乐八卦，盗版 MP3 和他们朋友的信息更感兴趣，而非来自法轮

10 功的信件或者是人权组织的报告。美国国务院在代理服务器和其他技术上投入的资金可以临时帮助一些中国用户隐藏自己身份，浏览到更广大的在线信息。但是不会有本质改变。正值人权活动家的帐号被黑之时，引起公众广泛关注。对 Google 的攻击主要可能是知识产权偷窃。中国的领导层对技术发展有着战略性的眼光，窃取商业机密和自主产权的工业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通过本土内容的要求，税收上的受益，政府的获利，发展和和
3G 标准相竞争的技术，Wi-Fi，还有其他产品，中国不断追求从外国技术中独立，特别是来自美国和日本。在几个例子中，中国遇到了技术领先的贸易伙伴的一致压力。但是旧的政策悄然改变，设计出来的新政策要求把技术强制转给中国公司。在这种工业政策逻辑下，网络间谍走向极端，堕落为盗窃知识产权。与此同时，为了巩固本国网络市场，中国也会利用市场力量给外国技术厂商制造困难。害怕被从市场扫地出门，外国公司纷纷投降，接受了他们在其他地方没有遇到的条件。比如 2003 年，多年惨淡销售额以及（来自政府指示的）铺天盖地的负面新闻压力下，微软同意和一个政府控制的软件工作室合作。除此之外，大多数的世界 IT 硬件都在中国生产，给了科技间谍们在产品线上” 掺沙子” 大开方便之门。在美国军方和防御系统承包人那里，已经发现了来自中国的假芯片和假路由器。中国的网路侵略不意味着美国要停止所有协商的尝试。实际上，想把北京方面拉到网络战争的谈判桌上，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如果和北京能够为某种形式的黑客行为达成协议或者法案（比如攻击其他国家的电网），那将再好不过。但是因为中国把自己看作一个较弱的军事力量，认为美国军方容易受到网络战攻击，并且担心台海冲突。我们认为双方只会继续小心地盯着对手行动。最后，不管得到什么临时协议，中国的行为意味着：网络世界将不可避免的分裂为许多块。正在形成中的中国互联网将更不自由，但在其他意义上截然不同：建设一个完全不同的技术标准，以及无数愿意为国效力的红客们。这些特性如同护盾，保护着中国互联网，相比克林顿描述的更开放全球化的互联网，它更自成系统。最终，美国会发现自己永远困于给网络缺陷打补丁，永远受到黑客，间谍，利用的威胁。尽管中国的网络活动家们植根于特殊的政治及经济逻辑，他们并不孤独。伊朗，俄罗斯和其他威权政体们也在装配一系列控制信息流动技术政治手段。同时还有跨国计划。如果建立更好的防护策略，利用多国合作机制来限制网络冲突，将网络失败提升为美国价值，我们也许可以重新思考我们如何影响中国和其他国家，以及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网络。

11 政客谷歌一下奥巴马的中国政策原文：Googling Obama’s China policy 译文：政客：谷歌一下奥巴马的中国政策撰文：KENNETH P.
VOGEL & EAMON JAVERS 发表时间：2010 年 1 月 15 日 5:36 PM EST 翻译：小米（@xiaomi2020）谷歌与奥巴马政府之间的关系可能是任何一个美国公司都不可比拟的，但是这一互联网巨头这一星期所发的声明说因为中国的审核制度而打算从中国撤出让白宫处于微妙的位置。图：路透社在人权组织和共和党对白宫没能更强硬的推动中国政府增进言论自由的批评之下，白宫最初没有对谷歌的声明表态支持。但是在星期五，说它支持这一公司的立场。不过，谷歌是否推动了这一届政府到一个更为激进的立场，真正的测试还要看下个星期，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预定将发表关于互联网自由的讲演3。 Danny O’Brien，电子战线基金会的国际扩张协调人说，“每个人都在等待国务卿希拉里· 克林顿下个星期的声明。那就是见真章的时候了，我希望看到美国政府追求一个更强的互联网人权计划，不过我也能理解这届政府需要一点时间来制定如何对待这一问题的策略。” 希拉里· 克林顿的国务院比白宫决定是否拥抱谷歌要反应得更快，也更为确定，在谷歌作出对黑客的指控和宣称如果中国政府不取消审核搜索结果的要求就关闭其中文站点之后仅几个小时，国务院就发表了一项声明，呼吁中国对此作出解释。 “对这些指控我们得到了谷歌方面的情况报告，这引起了我们严重的担忧和质疑， ” 希拉里· 克林顿在她的声明中说。“我们希望中国政府对此做出解释。”星期五，希拉里· 克林顿的发言人说国务院会在下个星期初，提交一份正式的照会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4。 3 译者注：本篇发表于希拉里·克林顿的讲话之前，从讲话来看，显然，谷歌已经通过了测试。 4 译者注：到今天为止，这份照会还没有正式提交给中国政府，但《卫报》披露，两国之间的接触已经开

12 白宫的反应被密切关注，不仅因为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事关重大，也因为白宫与谷歌的交往。这家价值 300 亿美元的公司，其时髦的品牌对于科技界的影响正如奥巴马 2008 年的总统选举对于政治的影响一样重大，二者在过去的几年里在构建华盛顿的影响力中已经全面合作，因而在奥巴马的世界里获得了特殊
的位置。谷歌的高层是奥巴马早期的支持者。这一公司在 2008 年竞选期间在“谷歌集群” 总部招待了好几个主要的总统候选人，高层管理者，包括总裁埃里克· 施密特，因此得以成为奥巴马的竞选顾问。谷歌的员工及其家人是这一全球第四大公司对奥巴马竞选运动所作贡献的源泉所在。这一公司在民主党年度大会和奥巴马宣布就职的周末都出资举办了豪华的“接见与被接见”聚会，在聚会上其高管——包括施密特和德尔蒙——为奥巴马的就职典礼而筹备的非盈利性委员会的捐献总额为$166,000。奥巴马为谷歌的前高管 Katie Stanton, Sonal Shah 和 Andrew McLaughlin 任命了政府的职位，他提名施密特为科学和技术理事会主席。施密特一直是白宫的座上宾，他（和其他的技术高管）在谷歌将对中国的指控公开的前几天还与克林顿共进晚餐，虽然国务院的消息来源称晚餐聚会中并没有讨论这一问题。按照从无党派的“回音政治中心”保留的数据来看，谷歌还大幅度地增加了向国会和政治游说机构的预算，从 2003 年的$80,000 美金到 2009 年头九个月就超过 $290 万美金。除了自己成为一个稳定的、交游广泛的签约政治游说者，谷歌还雇用其他的同时与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有关系的说客和政治沟通官员，包括 Jill Hazelbaker，他是麦凯恩 2008 年总统竞选活动的前首席发言人，也参与了独立的纽约市长 Michael Bloomberg2009 年的连任竞选活动。来自于“公众知识”，一个与谷歌一起工作的媒体消费者促进组织的 Art Brodsky 说，“每次我一转身，他们就在雇用的确敏锐的新人。” 他说，“他们从办公室里的一个人开始5，搞不清楚状况，然后，确如他们的公司文化所言，他们开始快速的聪明的和灵活的融入了进来。” 当谷歌同意对其搜索结果进行自我审查，以此满足进入广大的中国互联网市场的条件的时候，谷歌遭到了大量的公开指责。但是这个星期，互联网和人权倡导者都很关注谷歌在星期二发布在官方博客上的一篇声明，其中宣称，它发现了号称“从中国来的非常复杂的针对我们公司的基础架构有目标的攻击。部分是为了侵入中国人权运动者们的 Gmail 账号。” 人权组织们呼吁与中国做生意的其他的互联网公司也随之起诉，呼吁奥巴马政府和国际社会要求中国结束其审查制度。David Drummond，谷歌的首席法律顾问和星期二博客帖子的作者，星期三晚上在一个公开的电台节目中看起来像附始了好几轮。 5 译者注：指 Alan Davidson，具体见另一篇译文《谷歌搜寻政治影响力》

13 和对白宫的指责，说美国需要“更多地介入到为推动中国开放而施加压力的活动中来”。在星期三被问及谷歌的立场时，白宫的新闻秘书 Robert Gibbs 最初只做出了关于支持自由互联网的宽泛的评论。但在白宫后来的声明中支持力度明显增强，以 Robert
Gibbs 星期五告诉记者们说白宫“支持谷歌停止在中国审核他们的搜索结果”而达到高潮。私下里，奥巴马的团队对这一位于加州 Mountain View 的公司更是赞赏有加，一位高层政府官员说，“[新闻公司的主席]Rupert Murdoch 有一项政策，有点儿像是尼维尔· 张伯伦，而谷歌想要另一个，更像是温斯顿· 丘吉尔。6” 谷歌说关于不想和中国的审查制度合作的决定，在它向公众宣布之前它通知了白宫和国会山的官员们。还说它在与“相关当局”调查指控的网络攻击，这次攻击据称影响了至少 20 家公司，而且导致了中国两名异议者的 Email 账号被攻破。白布强调奥巴马告诉过中国他支持开放的互联网，这有据可查。指的是在十一月上海举行的一次市政厅式的活动中，奥巴马说“我是无审核制度的大力支持者。” 然而，一些业内观察者还是称谷歌的行为在动机上至少还要包括谷歌在中国的不良商业前景。一位对谷歌业绩非常熟悉的爆料者说，谷歌在中国的营业收入是每季度$1 亿左右，这只占这家硅谷巨型公司总体收入中非常小的一部分。 “我不是说人权在这一决定中没有影响，但是并没有商业考虑这么大的影响。”Sarah Lacy 在其博客 TechCrunch 中写道。 Jeremy Goldkorn，这位在北京的中国媒体博客 Danwei.org 编辑说，“谷歌有一群对技术痴迷的忠实的粉丝，但是大约只占了 30%的搜索市场，这一市场的主导者是百度（一家被中国政府控制的搜索引擎），(在这里)谷歌被广泛地看做不知道如何在中国做生意。” “他们喜欢到处跑，唱唱‘不作恶’的高调，”John Simpson，非盈利组织“消费者监察”的推动者说。 “但是他们的行动总是被看成是以谷歌利益至上——而谷歌的利益不一定和任何一个政府利益相同。” 6 译者注：尼维尔·张伯伦和温斯顿·丘吉尔都曾任英国首相，都是保守党人。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张伯伦对德国极力推行绥靖政策，希望避免战争；而丘吉尔更坚定地主张对德作战。这里的隐喻是中国即曾经的德国那样的邪恶轴心国。

14 党波士顿邮报丌灭的党原文：The Boston Globle: Nonstop Party 中国
共产主义的长存出人意料作者：Joshua Kurlantzick 发表时间： 2009 年 11 月 22 日翻译：小米（[email protected]）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上个星期到达中国，作为他的亚洲多国之旅的一部分，他和他的前任乔治·W·布什，比尔·克林顿和乔治·H·W·布什一样，强调了许多同样的主题。他对中国的古老又充满活力的文化表示敬意，赞赏中美贸易上的广泛联系，誓言华盛顿和北京要合作应对二者之间出现的矛盾分歧。奥巴马称中国为“一个大国”。他宣称：我们并非注定要成为对手。但是奥巴马的话和过去的台词有一个巨大的不同：他没有预言共产党会垮台。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绝大多数的美国领导人——和许多的美国的中国观察者——都在等待着这个党的失败。至少从 1989 年的天安门抗议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下：中国共产党最终会低头让位于中国的民主。无论如何，在 1989 年基本上其他的共产主义政权都垮掉了，接下来的几年中民主传播到了非洲，拉丁美洲，东欧和东亚，包括中国的邻国如泰国和南韩。“颜色革命”甚至横扫了如格鲁吉亚和黎巴嫩这些多元国家。比中国更贫困的国家，如马拉维、孟加拉都成功地举行了多党选举。美国的领导人还给出了有理有据的论证：为什么中共终究不能坚持“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语出比尔·克林顿。新的通讯技术，比如手机和互联网，可以让人们不受当局的监控而组织起来（比尔·克林顿曾经把中国想要控制互联网的努力令人印象深刻地比喻为“把果冻钉到墙上”）。经济的发展会催生出一个中产阶级，世界的其他地方都证明他们会是民主化的关键。当共产党变得更庞大，离早期的革命时日更遥远，也更富有的时候，高层领导们之间要保持团结也就更为困难，腐败会变得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党最终会脱离群众。

15 然而北京无视历史，把果冻真的钉到了墙上。今天，没有明显和党的统治对抗的挑战者。中国的领导层，现在正准备 2012 年的下一次权力交接，显得团结如一。普通的中国居民，至少在城区，看来也认可共产党的统治。一个由皮尤全球态度项目举办的中国的民意测验表明中国人对国家现状的满意度比几乎其他任何有研究的国家都高。 “许多中国观察家长时间以来都预测说当中国遭遇市场力量或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组织及手段，会不可避免地爆发民主变革，”马颖（音），他是胡佛研究
院的学者，在《政策评论》的专栏中说，“他们都是在空想。” 中国共产党把传统智慧完全用错了地方。经济发展没有削弱政权，反而被党用来加强了对政治权利的掌控；互联网没有打开异议之门，给中国带来资讯的自由空气，反而是党给互联网套上了龙头，用来强化民族主义，控制了普通中国人可以获得的信息。共产党以它的成功迫使西方国家质疑，民主是否的确是政治演化的不可错过的终点站——以及党的模式是否还可以应用在他处。几十年来，如哈佛的萨缪尔·亨廷顿这样的政治理论家们论述道中产阶级的壮大将拉动政治自由化。他们相信，当一个有规模的中产阶级出现了，这个群体会在经济自由增长的同时向国家要求相配的社会和政治自由。另外，中产阶级受到更多的教育，对世界其他地方的解放历史了解得更多，接着会把这些概念引进到国内。在中国，这没有发生。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城市精英们对僵化的工资不满，这是导致后来遭到镇压的天安门广场的抗议的原因之一。随着经济上的繁荣被引发，自由让这些对任何政治运动都至关重要的城市精英对推动政治改革越来越失去兴趣，因为那可能会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准。但是即使经济上开放了，党还是保持了对经济命脉的控制——银行、重点企业——足以让城市精英们把党当作创造财富的一部分，而不是障碍。上海的 GDP 已经升至约人均$9,000，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同等。按照裴敏新（音）的说法，他是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这个政权给了学者们和教授们一些和政府有关的工作，为他们加了工资，这些人在八十年代的抗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党还对私人企业家们打开了大门—— 又一个决策显得是党帮助了城市经济，事实上，企业家们很快就有了党员身份，因为这能让他们和官员拉上关系，而官员可以成就或整垮他们的生意。约翰·李的评论是“中产阶级是党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他是华盛顿哈迪逊研究院的学者。“这些精英构成了想成为党员的增长最快的群体。” 在这条道路上，中国并不独特。在许多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城市精英也认识到，至少是在最初阶段，政治自由化会威胁到他们的经济利益，要么是为更大范围的社会群体扩大了机会，要么是让受欢迎的政客重新分配财富。因此，从俄国到马来西亚到泰国，经济发展都将城市精英向集权体制越推越近，这样他们认为可以最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有时，这些城市精英实际上帮助推翻了民主政

16 府，取而代之的是独裁政权，如在泰国发生的那样，精英们支持了 2006 年的政变。中国也不认同这样的理念：和世界的融合会削弱那种由诸如苏联这样的集权政权在冷战时期催生出来的变质的民族主义。中国当然是世界的一部分，它对美国有着惊人的贸易顺差，变成了全世界的制造平台，并狼吞虎咽地消费着西方的流行文化和食品。但是这种拥抱西方产品的行为并不意味着着同样拥抱西方的民主思想，和对美国更友好的态度。在
2009 年的 BBC 全球公共观点调查中， 58%的中国人对美国有负面印象——这还是当美国的全球形象有所提升的时候。把中国的经济增长描绘为世界上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遏制的努力失败了—中国的媒体经常把西方解读为要阻挡中国的崛起——党把经济成功变成激发愤愤不平的民族主义的工具。在以年轻的城市居民为主的许多中文博客和网络论坛上，发文者对温家宝公开谴责西方国家把世界拖入了金融危机而欢呼，对中国中央银行的官员公开建议世界应逐渐转移，不再以美元为储备货币的论调而鼓掌。同时，北京用教科书、青年组织、六十周年游行和北京奥运会的辉煌，以及其他可以激发中国的民族荣誉感的手段有系统地鼓励汉民族主义。新的民族主义确保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抗议顶多成为地区骚乱，不会扩散到中国其他地区，因为汉民族更多地会站在国家的一边对抗少数民族。现在清楚了，信息技术的传播并不一定能让政治开放。党成功地过滤了信息，不让普通中国人接触到，这样他们只能对世界有一个扭曲的有限的印象。而由于过滤器，包括对某些网站进行屏蔽，确保某些报道永不会出现在当地媒体上 ——不是很明显，中国的媒体看起来是和西方一样职业化的，大多数的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并不了解全貌。相反，一个明显控制着媒体的政权，如缅甸，那里的报纸读起来就象《真理报》，事实上在告诉公众他们获得的消息是错的。科技的广泛使用没能助长伊朗或是俄国的变化，这两处的普通人看起来更乐于让媒体合并，由政府控制。在俄国，和中国一样，互联网让普通人能够读到俄国之外的报道，但政府用民族主义影响了对待外国的俄国报道的观念，而政府对当地电视台的控制意味着他们能有效地让各频道都充斥着亲政府的消息，而对向克里姆林宫提出批评的外国报道，或是少有的俄国独立报道报以怀疑。中共的长存迫使这个世界重新衡量独裁政治的稳固性。西方人可能逐渐意识到一个国家，即使变得更富有了，也可以在几十年内，或更长的时间里维持下去，而不会转向民主。事实上，在多年来号称属于“自由”或“部分自由”的国家数目有所增加之后——2009 年的自由之屋的报告提到了它所称的“自由停滞” ——全球自由连续三年下挫。奥巴马政府看来也意识到在某些地方集权统治可以是稳定的，并力图容纳缅甸、苏丹和其他集权政权。其他的独裁政权现在正想复制中国“公式”来维持权力：仅仅是足够笼络中产阶级的改革，用民族主义来加固政权，调整（和监控）国内的信息流动。最成功的是越南，多年来他们向中国派出官员学习中共的战略，把中共的政策当作

17 教科书亦步亦趋。其他的国家，从古巴到叙利亚到吉尔吉斯斯坦，都派官员到中国学习党的方法，其他的独裁政权几乎是对中国的成功佩服得五体投地。而在某些国家，如叙利亚，官员们甚至还没能弄清楚中国做了什么，就鼓吹要引进“中国模式”，其内涵无非是将经济自由化和完全不自由的政治捆绑起来。不过中国模式有一些严重的缺陷。这个政权的稳定依赖于让城市精英收益，他们倾向于和政治牵连最多。但是不均衡的发展回过来危害了整个体制。中国已经是亚洲收入最不均衡的国家之一，看起来没有迹象表明会有好转。当中国的城市居民可能心满意足的时候，在农村的大多数人正滋生不满。每年中国成千上万起的群体性事件（抗议）绝大多数发生在农村。仅在
2009 年第一季度中国政府估计有超过 50,000 起这样的事件。它们正变得越来越暴力，抗议者们用棍棒、炸弹和其他武器对抗当地官员。共产党的成功还依赖于民族主义的高涨，不过从长期来看，这样催生的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可能会象八十年代他们的前辈那样对政府提出批评——比如说，对北京不能对世界其他国家表现得更为强硬而不满。事实上，在 2007 年西藏发生抗议的时候，许多年轻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在网上对待批评北京的外国，其立场比共产党的所为还要强硬。经济上来说，党则面临另一种矛盾：它的成功依赖于它对于资本、关键性工作、大型项目和其他经济的基础保持足够的控制，但是长期来看，持续的增长会要求更为开放的经济，在每一只亚洲小虎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国有控制之后都不得不如此。现在，北京看上去还能掩盖这些缺陷。当然，党不是不清楚它们的存在——当它想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其他国家也会继续拷贝中国模式。和其他在柏林墙倒塌之前的共产主义体制不同，中共知道它自己的弱点，并准备与之抗争。意识到收入不均衡的威胁，党发起了“西部大开发”的运动——大量地在更贫困的中部和西部投资，好让他们能赶上沿海地区。意识到民族主义潜在的危险，北京近几年来试图通过调整教科书和其他的教育手段为激进的民族主义削弱锋芒。不过，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还不能认为共产党会永远统治下去，或忽视党的错误。毕竟上亿的中国农民还没有从经济改革中获益，中国在很多方面仍然是个压抑的、残酷的地方。尽管党力图拉拢城市精英们，还是保留了一些在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圈子中的讨论，要求更大的自由，其中的亮点是去年网络上出现的 08 宪章，呼吁中国的法治。一个有效的中美政策应当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一面要更多地接受北京作为崛起的力量，另一面则要表明尽管中国的影响力提升了，美国也不会抛弃核心价值，如宣扬人权。华盛顿还要认识到仅仅是贸易和投资不能让中国的政治更开放，美国要重点关注中国自认为有把握，其实还很虚弱的部分——如提供中国的博主们更多绕开互联网过滤器的技术，或强调中国农村的重大问题。（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广播都有大量可以抵达中国农村的中文播报。）华盛顿过去曾经做到过。在此之前的时期，当许多学者认为苏联政权还会持续好几十年的时候，美国政府同时和莫斯科处理着诸如武器控制的问题，又在人

18 权上对其施压。而苏联，可能和今天的中国一样，有着内部的罅隙，这些裂缝终于扩张到不能承受的程度。最终，苏联的缺点压垮了它。

19 布鲁金斯中国的政敌团队原文：China’s Team of Rivals 译文：布鲁金斯：中国的政敌团队撰文：李成翻译：布鲁金斯约翰•桑顿中国中心
校对：@xiaomi2020 图：FP Brian Stauffer 中国的金融危机，肯定会对共产党的权力形成一种自“天安门事件”以来最为严重的挑战。虽然同处一室，但是党内有派，随着“太子党” 派表现出 “团派”7（）的特征，研究北京政局的学者们正试图弄清所有个中蹊跷。他们在猜测，一旦财富耗尽，这个为发展经济而组建的团队是否会分崩离析？通过透视中国最高层的权力核心内部，布鲁金斯的李成试图解答这一问题。美国外交季刊三／四月号登载了一篇布鲁金斯研究所约翰•桑顿中国中心（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研究主任李成撰写的分析报告，题为“中国的政敌团队”（China’s Team of Rivals）。该报告认为，用华盛顿最近流行的说法来讲，如今的——或者说后邓小平时代的—— 中国政治高层权力核心状况，就是一支“政敌团队” （team of rivals）。进出于中南海这一中共权利核心府邸的二十多名高官现在人人忧心忡忡。因为，一年前还难以想象的情形，如今却已经威胁到了他们的统治地位：经济正在经历自由落体式的下滑。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的关键——出口——正在急剧下降。成千上万家工厂与商家相继倒闭，尤其是在沿海发达地区，倒闭风潮更甚。2008 年下半年，1000 万名工人连同 100 万名应届大学毕业生一起加入了业已庞大的失业大军行列。同一时期，中国股市市值蒸发了 65%，相当于缩水了 3 万亿美元。面对这样一场危机，胡锦涛主席最近表示：这“是对我们处理复杂情况能力的一次考验，也是对我党执政能力的一次考验。” 7 译注：这里原文的字面含义是“平民派”populists，但我们将采用更普遍的说法“团派”来指称这一小团体。不仅因为他们多数从共青团体系中被提拔，也因为现在还很难确认他们是否真的是代表 “平民利益” 的“平民派” 。

20 随着经济形势急转直下，中国共产党突然显得有些脆弱无力。30 年前邓小平启动经济改革以来，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一直依赖于其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能力。如果中国不能继续维持那样的高速经济增长，或者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劳动力大军的就业需求，公众的不满情绪则可能爆发出来，并且可能导致社会动荡。对于这样的可能性，掌控中国巨大经济体的少数高层人物自然是比谁都明白。正是依靠中国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中共才能顺利度过了非典爆发危机、四川大地震危机和毒奶粉污染丑闻危机。当前，最关键的问题则是：他们是否有能力成功应对规模如此之大的经济危机，并且在这场因经济危机引发的政治挑战
中幸存下来。今年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 60 个年头。如今，中国的党政领导权已经不再只是握在像毛泽东或邓小平那样的个别强人手中，取而代之的是，在中共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中形成了两派非正式的联盟，分掌权力。这两派为了权力、影响力和政策控制力而龙争虎斗。当然，共产党内部存在争斗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过不同的是，如今的这种争斗己不再是赢家通吃的“零和”游戏了。值得一提的是，2002 年胡锦涛接替江泽民时，那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没有发生流血或整肃行动的权力交接；更值得注意的是，胡锦涛并不是江泽民派系的人，他们实际上分属两个互相竞争的派系。一年多以前，中共高层的内部竞争成为了党的一项实践。2007 年 10 月，胡主席一反常规的做法令许多中国观察家大跌眼镜。他摒弃了党内一贯的直接继任程序，确定了两名而不是一名接班人：习近平和李克强，两人均为 50 岁出头，但是领导风格却迥然各异。他们进入了孕育未来最高层领导人的政治局常委会。 2012 年举行十八大党代会之后，这两人必将担任领导职务，分享权力：习将成为党主席的候选人，李将接替总理温家宝。尽管这两位政治新星在家庭背景、政治人脉、领导才能和政策取向上都有很大差别，但是他们各自都将会对经济政策产生决定性影响；在接下来的 10 年或者更长远的时间里，他们有望带领这两个互相竞争的派系去描画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宏伟蓝图。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们面临着一项艰巨任务，那就是快速有效地改变中国长期以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将中国经济转变成内需拉动型经济体。要完成这种转变，就要求政府在创造性改革、进一步市场自由化和偶尔采取强有力的干预行为之间把握一种巧妙的平衡。这必将是一项艰难的挑战，这些执政者风格如此迥异时，情况就更是如此。他们之间将来必然会出现权力之争，但是，如果双方都能够清楚意识到党的命运维系于他们博弈的某种平衡，那么现在也将是这些宿敌搁置内部争斗于一旁、携手带领中国走出危机的绝佳时机。对于中国领导层来说，形成这样一支政敌团队并不是一种策略选择，而是新形势下的必然趋势。2007 年，提拔习近平和李克强进入中央核心层时，胡锦涛就曾强调了这样一种思想：他们两人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派别，这一点极具重要性；

21 只有建立共识，才能成功确保包括习和李在内的所谓的第五代领导集体中不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动荡。 “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化政敌为盟友，亚伯拉罕•林肯的这一理念和执政智慧，如今已经远渡重洋，在中国媒体上被广泛引用和解读。中国最畅销的报纸之一《中国青年报》最近刊登了一篇文章，称“政敌团队”是一个达成政治妥协的绝妙主意，有助于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和政治生存资本的最大化。图：团派：太子党 3 对
3 中共高层的这两个集团或联盟可以被划分为“团派”和“精英派”。“团派”目前由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领导。这一派的核心成员包括李克强、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以及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人们将之称为“团派”，因为他们都是通过中国共青团而步入高层政治生涯的。“团派”目前在中央委员会里占了 23％，在政治局里占了 32％。大多数“团派”成员都曾在比较贫困的内陆省份担任过地方或省级部门领导职务。很多团派成员都精通于宣传和法律事务。团派的领导人都被视为胡锦涛的心腹，胡锦涛本人也是团派的一员。 80 年代初，胡锦涛担任共青团中央领导时，多数“团派”成员都曾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团派”成员擅长于组织和宣传工作，但是欠缺处理国际经济事务的经验和能力。在江泽民时代，他们并未得到重用，因为当时外国投资和经济全球化是压倒一切的要务。而如今，由于中国社会动荡和政治紧张的风险有所上升，他们的作用也开始日益凸显。 “精英派”诞生于江泽民时代。尽管该派的两位领导人——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和政协主席贾庆林——很少为国外所知，但他们却都是国家最高层政治领导人之一。第五代领导中的“精英派”核心成员包括习近平、副总理王岐山和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他们都被称为“太子党”，因为他们都是前人领导人的后代。例如，习、王

22 和薄的父辈都曾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现在太子派在政治局中占了 28%的席位。大部分太子党都成长于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并且在金融、贸易、外事和科技行业有所建树。尽管太子党成员之间的庇护关系并不总是十分密切，但他们都需要维护自身利益，特别是在民众日益反感裙带关系之时，这种共同利益关系就把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了。该文指出，现在政治局的六位第五代成员中，三位属团派，三位属太子党。这
两派在政策上的分歧犹如他们的背景一样悬殊。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之间的差别反映了中国两股社会经济势力在不同层次上的力量角逐。 “太子党”更倾向于增加企业家和新兴中产阶级的利益，而“团派”则经常呼吁建立和谐社会，更为关注诸如农民、农民工以及城镇贫困人群等弱势群体。举例来说，习近平和李克强在施政纲领上存在明显分野。习近平对市场自由化和深化发展私有部门的热衷在国际商界里众所周知。顺理成章的，他把政策关注点更多的放在了提高经济效率、保持 GDP 高速增长、扩大市场开放和促使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之上。习近平特别在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财富精英阶层，力图使他们感到高兴。相比之下，李克强则较为关注弱势群体和陷于困境的失业人群。他意识到了建立一个覆盖城乡的社会基本安全网的重要性，并从提供基本医疗开始，着手建立基本医疗保障。他使更多人买得起房，推动更为广泛地实施经济适用房政策。对于区域发展而言，李克强似乎更为关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这一劳动密集型区域。对李来说，缩小贫富悬殊比提高经济效率要紧迫得多。当面对一些紧迫的经济问题时，例如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外界压力、政府应该如何实施经济刺激方案等问题，习李之间的优先关注和施政重心上的分歧将可能愈益突出。尽管存在诸多差异，但是作为中国党政的第五代领导人，“团派”和“太子党”有着共同的精神创伤：他们同属中国“迷惘的一代”。他们都生于建国之后，1966 年文革爆发时，他们都还是青少年，政治动乱剥夺了他们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他们大部分也都曾是“下乡知青”。那时，他们也和许许多多青年男女们一起从城市被下放到农村，当了很多年农民。当时，“太子党”的习近平和王歧山就从北京下放到了陕西延安的农村,并在那里度过了很多年的农民生活。 “团派”的李克强和李援朝则是在安徽和江苏最贫困的农村地区劳动。这种艰辛而又卑微的经历也使得这些未来的领导人养成了某些品质，如忍耐能力、适应能力、预见能力和谦让能力。通过这种不寻常的机会，他们不仅了解了中国农村社会，而且还学会了如何调整自己去适应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

23 在这种调整和适应过程中，他们小小年纪就学会了如何应对挑战和如何达成妥协。习近平最近告诉中国媒体说，延安岁月对他的人生具有“决定性”影响，也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如果说还有什么事件对他们人生的影响可以和文革相比的话，那无疑就是 1989 年的天安门事件。对于这一事件对他们各自究竟造成了何种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们较当时的示威者年长，而且当时他们中还有几位已经担任了市级领导或者共青团领导。他们身处中共党内，肯定都了解在那次事件中中国最高领导层在如何应对学生示威的问题上分歧严重。他们也肯定都意识到了当时党
内的争斗反而加剧了危机，最终才不得不以政府的残暴镇压而收场。这些事件给中共的第五代领导人的教训有两条：第一，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持政治稳定；第二，绝对不能向公众暴露他们的分歧。因此，尽管如今这些领导人之间存在诸多分歧，但是鉴于以往的经验，中共最高层对外还是保持着一种团结稳定的状态，力求避免显现任何领导层的裂痕迹象，从而避免威胁到党和国家的安定。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中的“团派”和“太子党”在家庭背景、政治人脉、领导才能和政策取向上，都有很大差别，同时又有许多共同经历和共同利益。那么，透过第五代领导人的这些巨大差异以及对他们有巨大影响的共同社会经历，中国问题观察家们能否从中窥探到中国下一代领袖将如何驾驭中国经济航船？“太子党” 在经济方面能力十足，这对于中国应对今年及今后的宏观经济挑战来讲将是不可或缺的。与此同时，在处理中国因经济停滞所诱发和加剧的社会问题时，“团派”素来见长的组织和宣传能力也将显得弥足珍贵。中国领导层的这种“政敌团队”安排，可能导致政策更加中庸化，那种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国民生产总值（GDP）高速增长的政策可能会有所减少，而能够兼顾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的政策可能会有所增多。实际上，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己经促使领导层把政策的重点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转向拉动内需，而拉动内需正意味着要满足农村地区的需求。2008 年秋，一项宏伟的土地改革政策开始施行，它有望给予农民更多权利和市场激励，鼓励他们转包或转让土地，实现“土地的分包和流转”。这一政策旨在增加农民收入，减少经济差距，促进城市化可持续发展，最终终结中国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城乡二元化状态。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次土地改革，加上 2008 年 11 月宣布的总额接近 6 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主要投在铁路建设和农村基础设施上），将极大地推动国内需求，引领中国走出这场经济危机。中国的新土改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胡锦涛的意图和“团派”的影响力。同时， “精英派”阵营也支持那些新的经济刺激政策。不过，新土改政策和经济刺激方案之所以在高层得以通过，并不是派系斗争的“零和”结果，而是依靠双方的政治妥协和意见一致达成的。但是，中国这场新的精英政治游戏有可能最终归于失败。比如说，中国的经济状况一旦进一步恶化，那么会发生什么？高层的派别斗争或许会失去控制，甚至可能相持不下，或者彻底决裂。目前中国领导人面临的许多难题都极具争议，

24 包括如何重新分配资源、如何建立公共医疗保障体系、如何改革金融体制、如何确保能源安全、如何保持政治秩序以及如何缓解国内民族间紧张关系等，这就使他们觉得，想要达成某种必要共识而进行有效治理将愈加艰难。如果不出意外，今后三到四年里，中国高层“团派”的施政纲领将占据上风。当前的这场金融危机也很有可能促使中国领导人加大对经济的干预力度。但是，到了 2012 年， “太子党”习近平象当年胡锦涛接替江泽民时那样接替了胡锦涛以后，
“团派”占上风的局势则可能有所逆转。形成中国高层的这种权力对垒和轮替机制，可以带来健康的政治活力，从而防止任何一派用权过度。虽然新一代的领导人在个人专长、素质和从政经历等方面有着显著差异，但是为了维持执政党的权力，这两个相互竞争的政治派别都将会认识到一点：他们需要寻求某种途径从而和平共存。毕竟，他们都希望保持社会稳定，都希望看到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进一步强大，而这些也正是他们共同利益之所在。由于中国的个人独裁制度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因此，无论对中共自身而言还是对人民而言，中共高层内部如今这种“一个政党，两种派别”的实践做法，都代表着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25 布鲁金斯中国的党内民主：我们能当真吗？原文：Brookings: Intra-Party Democracy in China: Should We
Take It Seriously? 译文：布鲁金斯：中国的党内民主：我们能当真吗？撰文：李成8 发表时间：2009 年秋季第 30 期译者：@xiaomi2020 摘要：最近中共中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党内民主” 。中国高层领导人将党内民主称为党的“生命线”和中国共产党（CCP）是否能够在未来保持其至高无上的地位的主要因素。在会议上通过的指示明确了党要更严格地大力治理其本身，提出： “这件事现在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任何时候更为迫切。 ”很明显，那些主张更多的政治改革，尤其是在现有政治体制内建立更具竞争性的选举的人现在控制了局面和中共的议程。本文认为，党内民主不仅反映了中国的精英政治需要制度化的新规则和规范，而且还可能提供一个渐进的和可控的中国式民主的实验。这个实验的成功或失败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以及这种进展不应仓促地被外部世界视为无关而抹杀。 “指望中共能推行民主改革和清除腐败，就等同于让一名医生在他或她自己的身体上开刀手术。”这些尖锐的观察，流行于对中共政权的国内和国外的批评中，突出了以一党政治体制的能力来解决如腐败这样的内部问题的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这一观点也反映了西方的中国观察者对于中国领导层所谓的“党内民主” 有着根深蒂固的悲观。除少数例外，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党内民主的概念最多不过是权宜之计、政治修辞而已，因此不愿承认它有多大程度的重要性。在大部分西方学者看来，多党竞争是民主的基本特征，中国领导人没有显示出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迹象。这些批评正确的指出了中共领导人在努力加强而不是削弱一党统治，但认定党内民主只是一个空洞的修辞则忽略了在共产党内部的态势和潜在的影响深远的的变化。最重要的是，该体制已经经历了由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毛，然后是邓）统治的独裁党转变为由集体领导的多元体系，其中不同的派别的竞争主导着权力、影响力和政策摇摆。近年来，无论是中国当局还是国有媒体都经常使用这个词“党内民主”来描述共产党内部的体制化检查和平衡。最近，在 2009 年 9 月，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四中全会上党号召发展党内民主和在领导中加强反腐败力度。据本次会议的指示精神，新的国内和国际局势加剧了许多内部问题，“严重地削弱了党的创造力、团结性和处理这些问题的有效性。因此，对党的慎重管理“从未如此艰巨而紧迫。 ” 8 作者简介：李成是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资深研究员，作为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李成主要关注中国政治领导层的变化，中国的代际变迁和科技发展。

26 指示特别强调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将之描述为党的“生命线”。中共领导人对“党内民主”的官方立场从未更加重视。这个概念新近的突出地位就中国的政治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的关键问题：主要有哪些因素推动了共产党领导人要把党内民主提升到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否中国领导人中相互竞争的各派和公众知识分子对此有不同的观点？党内民主究竟意味着什么？派系竞争的新态势能不能改变中国精英政治的本质，并最终引发一场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最广义来说，外部世界是否应该重视中国的党内民主？为了了解党内民主当前的动力和潜在的影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对这一概念的辩论，思考在其实施过程中的障碍。党内民主的批评观点
中国在后邓时代转向集体领导——伴随着中国精英政治体制的相关变化——并不意味着该国正在民主化。众所周知，中国政府在人权、宗教自由和少数民族的公民权利方面都有着糟糕的记录。有体制保证的政治参与手段仍然非常有限。特别是胡锦涛政府，以高度警惕的新闻检查和拒绝司法独立而闻名。但是，对中国政治领导层的最近的变化的批评，有时有些大而化之。谴责中共对权力的垄断上这些批评是正确的，但他们往往没有认识到，在不久的将来就出现一个强大和可信的替代性的权力轨道不大现实。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由 370 万个基层党支部和 7600 万成员组成，还在持续增长。中国不存在有组织的反对党，人们很难预期会突然发展出多党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以党内民主的形式，由内部形成派系竞争，并与中国社会不同的利益集团相关联可能是一个更现实的促进该国的民主的方式。一些西方分析家则难以在概念上或思想上接受这个中国民主实验的合法性，因为它的主要支持者是中国共产党。也许是同样的定式，让西方的中国研究者们用了许多年才承认中共一直是该国的改革时代过渡到资本主义化的市场经济的动力。Susan Shirk，圣地亚哥的加州大学的政治学者和前副国务卿助理，曾经对这一领域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悲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一样，可以成为不动脑子的借口。”无论是在范围上还是性质上，中国正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只有以思想开放的探索精神对待这场正在上演的政治大戏才可能符合研究中国的本意，并有可能进行正确的评价。事实上，民主的道路在国和国之间各个不同，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历史和社会政治环境。中国的领导人和公共知识分子完全有理由认为，中国版的民主会是，也应该有其独特的（甚至是唯一）的特点。毕竟，英国的民主，澳大利亚的民主，印度的民主，和美国民主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有不同。而且，今天一些相当有活力的民主国家，如日本和墨西哥，都先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一党统治的过程，并在执政党内存在着动态的派系调整和制衡。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中国对民主的追求中充满了陷阱和悲剧。所以中国的精英和公众现在都倾向于追求以随着时间而渐进，并在规模上可控的政治改革方式，这可以理解。中国学者也正确的指出，西方的民主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才能走向成熟和可持续，才实现了民主的最基本原则：“一人一票。”据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政治科学院研究所教授陈宏泰（音）的说法，美国花了大约 180 年才实现了不受基于种族，性别，财产，或年龄歧视的普选。英国的民主甚至用了更长的时间，大约 240 年，来消除类似的歧视。在做这些比较时，学者们并

27 不一定是在论证中国的民主将花同样长时间来实现，而只是表明，在从根本上讲，民主是一种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如果中国领导人或人民相信民主会导致混乱，甚至国家解体，他们目前还没有动力来拥抱它，这也同样可以理解。的确，对于大部分能够记得 1989 年天安门运动的人来说，它被镇压后的第 20
个周年纪念日更多的是对地方性的政治混乱和长期的全国性后退的提醒，而不是对未来民主运动的激励。从这一悲剧中得到的一个重要教训是，这样的群众化运动，抽象地要求民主，却没有基本的体制支持，几乎注定会失败。只要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精英还把民主看成是削弱而不是加强他们的利益的东西，就不会在中国形成对这一政治未来的强烈共识。因此，对开明的中国领导人和学者最大的智力挑战是如何将民主在中国从理念上和程序上安全地实现。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认为，党内民主是最佳的中国政治变革途径。党内民主：中国的定义和辩论中国的领导人和公共知识分子对民主是什么，哪一种体制变革才是中国应该追求的有着大相径庭的多种意见。一方面，吴邦国委员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NPC）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九名成员中的第二高官，在 2009 年 3 月全国人大会议上指出，“西方模式的民主强调多党竞争、三权分立、两院制，对中国并不适合。“他毫不讳言地宣布，当前中国的政治制度是民主的，中共决不会放弃一党统治。因此，吴邦国和其他有类似想法的中国领导人对党内民主并不热情。贾庆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CPCC）的主席，另一位政治局常委，在今年年初发表了一篇文章，称要建设“对抗西方思潮影响和西方政治制度的坚固防线。 ” 他还认为中国人民已经在现有政治制度下享有民主了。吴和贾提及民主其实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 Andrew Nathan 所说的“用民主来贴标签，行为却丝毫不民主。” 近年来，一些中国的保守派公共知识分子特别批评了他们所谓的“盲目采取西方模式的民主。”2009 年 5 月，李林（音），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写道，国外敌对势力和中国国内的敌对分子一起打算利用西方民主社会的神话来“遏制、西化、和分裂中国。”潘为（音），一位在伯克利攻读过的就职于北京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主张有法可依的政治改革，而不是民主选举，他更倾向于新加坡式的法治社会，而不是西方式的民主。他直截了当地批评他的中国同事有所谓的“民主崇拜和选举迷恋”。他认为，一个如中国这样的国家尚未实行法治，如果走向民主选举将会是个灾难。用他的话说，“如果党采用选举，则共产党会分裂；如果国家采取选举，则国家将会分裂。”方宁（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政治学研究所副主任，并不认为西方民主是虚假意识和虚伪的，但他的确认为西方民主的本质——对国家权力的约束和保护私人利益——并不适用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与保守派领袖和学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温家宝总理一直是民主的普世价值的持续的倡导者。他对民主的定义在许多方面和西方的大体相同。2006 年，在北京，“当我们谈论民主的时候，”温家宝对布鲁金斯学会代表团说，“我们通常指

28 的是三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选举、司法独立和基于检查和制衡的监督。”温总理没有说中国应该尝试多党竞争，也没有说他认为国家应走向美国式的基于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权分立体系。而是说，他认为，制度化的检查的制衡、宪政、新闻自由、通过选举表达的政治选择不为西方民主专有，而是所有民主的本质的和普遍的组成部分。温总理对民主的普世价值的强调反映了中国的政治体制中自由派的新思维。他的观点可能代表了目前中国领导层的少数意见，但是，像过去 30 年来中国的许
多其他想法一样，初期的少数意见可能会被大多数人接受。好几个处于上升期的下一代领导人，所谓的第五代，也对党内民主充满热情。李源潮，握有权力的中共组织部部长和中央政治局成员之一，和汪洋，广东省委书记，也是政治局委员，是最好的例子。当李源潮从 2001 年至 2007 年在南京和江苏任党委书记的时候，曾按部就班地实施高层地方领导人的党内选举。这一实验远远早于其他城市和省份。在 2005 年党的选举中，李批评那些“迷恋稳定”（当太平官），拒绝尝试新的政治实验的领导人心态。他认为，这种看似谨慎的心态其实相当危险，因为在在短期内设法避免变化，官员可能会失去机会预防未来更加严重的危机。按照李的说法，中国的领导人不乏智慧或意见，但需要更多的勇气和“胆量”，以寻求更大胆的民主改革。同样，自从他在 2007 年底成为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大胆地宣布，广东要领导“新一轮思想解放”，以达到“在中国的整体发展的新阶段”，还强调了政治改革和对地方领导的选举。中国的开明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民主的适应性和可行性方面已经积极地参与政治和学术话语，目标往往是完善中国民主的概念框架。俞可平（音），中共中央委员会的编译局副局长，北京大学教授，是支持中国以递进方式向民主过渡的最重要的中国思想家之一。在他目前的著名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中，俞可平不仅让中国民众认识到了当今中国的民主问题，同时也凸显了民主的普世价值。当于指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时候，他指的是它有利于一切人类社会，而不仅是对美国人或对中国。在他的关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和政治发展的讨论中，于指出，“全球化不仅使人们认识到他们有着共同的命运，而且还帮助他们认同自由、平等、公正、安全、福利和尊严等基本价值。追求这些基本价值，既是文化全球化的核心原则，也是最终目标。” 在论述党内民主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最佳路径的时候，俞可平提出了三个相互关联的概念。首先是民主的“代价”，有时高到不能接受。因此，在中国的民主化追求中减少“政治和行政费用”应该是关注的焦点。第二，俞认为，“渐进民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最佳策略因为渐进的变化与中国的历史经验相容。他还解释说，民主需要充足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资本，而中共在所有这些领域的改善，不仅会在数量上增加民主的可行性，而且会导致最终的质的“突破”。第三，在当前的社会紧张和政治动荡有上升的趋势的时候，俞认为，中共当局应当与社会力量谈判，不断调整国家政策，以满足民众的需要，保持“动态稳定”。于认为，最好的防止社会动乱或革命的方法是在中共领导的角色上促进良好的治理，而不是依赖于严格的控制。应当注意到，对象俞这样的自由派学者，党内民主仅仅是实现中国的民主愿望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在最近面对中国媒体的采访时，俞认为，如果说中国只

29 需要党内民主，而不是真实的人民民主或社会民主，这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假设。而这二者都包括基层和普遍的民主选举。对俞来说，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是相辅相成的。前者是自上而下的或从内到外的，后者是自下而上的，但理想的状态是它们会在中间相会。从战略意义上说，象俞这样中国的开放的思想家把党内民主放在高度重视的地位，其目的是希望这将为更广泛的意义上的中国民主扫清道路。俞认为，中国的民主诉求的意愿将会，也应该产生“某种形式的” 质的突破。其他一些对中国领导人有着重要影响的顾问们就党内民主和更广泛的民主之间的关系和俞持有相同的意见。王长江（音）教授，中央党校（CPS）的党建系
的主任，最近指出，促进党内民主不必以牺牲社会民主为代价。他以最近的主要危机为例，如在西藏和新疆的少数民族紧张局势，贵州和吉林的社会不安定来强调在中国发展民主的迫切性。用王的话来说，“社会民主不能等待。”相对于方宁和其他愿意压抑个体服从群体和国家利益的保守派学者来说，王认为，新的“维权”意识和更大的社会群体对政治的参与是推进中国民主的动力，而中共领导人一定要跟上这些变化。王的同事，李良栋（音），CPS 的政治和法律系教授和主任，也在官方杂志《瞭望》中写道“就像中国从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一样，中国也应当借鉴西方民主的丰富成果。” 俞可平、王长江和李良栋都在中国著名的智囊团中工作，与中共高层领导人有着已知的密切的联系。看来，他们代表了在中国现有政治体制中更加开放的思想流派。虽然他们是该国呼吁党内民主的最雄辩的公众知识分子，他们都认为这应该是到达普遍民主的手段，而本身不是目的。随着官方的大力支持，这些知名学者最近在媒体的采访和写作中，以他们的影响地位来主张四中全会要采取更大胆的政治改革。党内民主的主要组成部分：粉饰还是现实？虽然没有在第 17 届四中全会上作出突破性决策，提升中国公众对党内民主的前景的信心，会议确实产生了改善共产党执政的广泛计划。在要求政治改革的五个方面明确提出指示： 1）在选择中共官员方面要有更具竞争力的党内选举； 2）一个更有共识基础的被称为“票决制”的决策过程；3）规范任期、调任、以及高层领导人的区域分配方面更为严格的规则；4）一个用来约束官员的腐败和其他形式的权力滥用的多层监督体系；5）党内事务的透明度成为新的重点。在以上这些领域，有人可能假设所提出的各项改革措施主要是政治修辞，并仍会继续受到中共当局的操纵。然而，与此同时，也有理由认为，这些措施具有很大的潜力。现在比以往更明确地表明，它们在今后几年在决定中共精英领导的政治行为、权力变换、以及决策过程转变中可能会极为重要。 1）有多名候选人的党内选举由中共高层领导人和他们的中国的智囊团顾问承认，党内民主的核心组成在于党内选举的扩大。新的指示明确了，党要“健全党内选举方式，规范选举程序和表决形式，培育新的方式引进候选人，并逐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 ” 事实上，自从 1982 年第 13 届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共当局采取了一种多

30 候选人的选举方法（差额选举）来选举中央委员会。例如，如果最高领导人的计划有一个 300 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他们会提名 310 位候选人。10 名获得最少票数的候选人将被淘汰。中共领导人经常暗示将有越来越多在未来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中会有更多的候选人。2002
年的党代会上候选人比正式成员席位多了 5.1%，而候补成员的候选人多了 5.7%。在 2007 年党代会上，代表们从 221 名候选人中（多了 8.3%）投票选出了 201 位正式委员。至于候补委员，代表们从 183 名候选人中（多了 9.6%）投票选出了 167 名候补委员。人们普遍注意到，在这些选举中被淘汰的通常是特权家庭出身的领导人，在中国被称为“太子党”官员。例如，在 1997 年党代会上，几名太子党，包括陈元(陈云之子）、王军（王震之子）和薄熙来（薄一波之子），位列五名失败的候选人中，虽然（或者是因为）他们的父亲都担任过副总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太子党背景的领导人一般对党内民主比非太子党的同僚要少有热情。目前还不清楚是否类似的方法将适用于在不久的将来的政治局，党的权力层次结构中的第二高的组织的选拔中。近年来，中国的官方媒体也大量报道了差额选举和省、市各级领导的重要岗位的选举。在 2002-2007 年，江苏省，特别是其省会，南京，在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的领导下是一个差额选举的试验区。好几个县或在南京城区的负责人是通过这样的方法当选的。2009 年 9 月，在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前夕，363 名街道社区的党委员进行了当地党的领导人的直接选举。官方媒体称这一大规模的直接选举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李源潮，现在的中共组织部部长，显然是这一努力的主要支持者。在目前的汪洋的领导下，广东省也尝试了有差额的直接选举。2008 年 5 月，广东省深圳市政府在市政府的网站行公布了“近期深圳政府改革的指导意见”。这份草案明确了深圳的区级或市级人大代表将采用差额选举的方法来选出区级或局级干部。作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所有的候选人被要求提交施政纲领，参加公开辩论。四名市局级干部，每个都是在 2-3 名候选人中以这种方法被选举出来。据广东省的党组织所称，下一步就是要以此来选举有着 1000 玩人口的深圳市市长和副市长。这些多候选人的党内的和普遍的选举是逐步迈向让中国的党国体制更加开放、有竞争力和代表性，没有放弃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或削弱其“执政能力”的重要步骤。 2）投票决定作为中共领导人认为应该通过投票选择更具竞争力这一思想的必然结果，是党的重大决策也应在各个层面上由党委投票表决。新的指示强调在决策过程中的集体领导的原则，规定所有关于社会经济政策的重大决策、大型建设项目、重大财务支出，以及重要的人事任命应在党委会或常委会上以“投票方式决定”，而不是随党委书记的兴致做出。

31 这项措施旨在防止党委书记——在中文中，是“一把手”或“党领导”——的权力过分集中。作为这些规定的一部分，委员会成员应有三分之二出席会议，任命一位候选人则必须获得至少三分之二的票数才能确认。新指示还规定，要强化中国的科学民主决策，中共领导人应该不断从研究机构，智囊团，其他政党，社会和公众听证会中寻求咨询。重大决策应在广泛共识的基础上做出，而不是由单一的最高领导人做出决定或操之过急。例如，在 2009 年 3
月，对浙江省党委常务委员会的成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任命了 56 名市级和局级领导。这种中文媒体描述为“一人一票”的做法，为常委会成员赋予了和党书记相同的权力。四中全会的新指示呼吁党的各级领导要逐步实施这种 “投票决定”的新机制。 3）体制化条例和非正式惯例新指示还重申了在干部管理机制的重要性，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规范条例，以减少各种形式的偏袒和难以根除的终身制。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体制化发展已在实施中，它们包括：  任期限制。除了及少数例外，五年任期制已经在党和政府的高层职位成立了。此外，一位领导连任同一职位不能超过两届。  退休的年龄限制。根据中共的条例和规范，高于一定级别的领导不能超过规定的年龄限制。例如，所有在 1940 年以前出生的党代会的中央委员要在 2007 年退休。这代表了从过去，即使是在邓小平时代，中国的政治制度被称为“老人政治”的巨大改变。  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员的地区代表性。自 1997 年以来，中央委员会有一种强大的政治惯例，每个省级政府有两个正式的成员席位（通常是省委书记和省长）进入中央委员会。虽然省级领导后来会被调到中央政府或到其他省份转任，这种分配原则中央委员会选举时背严格执行。  选举当地最高领导时的“回避法”省级或市级的党委书记，当地纪律委员会秘书，警察局长往往是从中央政府或其他省调来的非本地官员。这些制度化的规则和惯例，不仅在选择领导人时提高了连贯性和公正性，而且也让中国的政治精英在权威位置上的流动非常快。由于在关键的中共领导机构中的成员具有流动性，任何个人、派别、机构或地区都不能主宰权力结构。这些事态发展加强了检查和平衡中国领导人的规范，对政治精英们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 4）全面的监督体系中共高层领导人显然明白广泛的官员腐败已经严重损害了党的声誉，削弱了其统治的合法性。指示强调了腐败缠身的重点领域，如大型基础建设项目、房地产、土地管理、资源、国有资产管理、金融、股票和证券和司法领域。建立一个全面的监督体系来减少中共官员的腐败和滥用权力因此成为当务之急。根据指示，这个全面的监管体系将包括以下四个部分：

32  监察员机制。中共的中央委员会和党组织高层会经常派出检查组视察党的下级正在进行的反腐败工作。  财产申报机制。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将必须申报收入、财产、投资、其配偶和子女的商业活动，包括那些工作和生活在海外的人员。  公众的反腐败举报机制。将设立热线电话和互联网举报网站，让公众举报官员的错失。
 制度化分权机制。中共对追求西式政府的三权分立不感兴趣，相反，他们提出党的机构要分成三个部分，即决策，政策执行和监督。应当指出，所有这些机制都是由党组织，而不是由法律制度来监督。例如，财产申报即不出示给公众，不是给执法机关，仅限于特定级别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5）党的事务的透明度指示要求，按照定义，党内民主的目标是加强中共的普通成员的权利，包括获取信息的权利，参与决策，参与投票的和监督党。党务公开是这一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来说，这种增强的透明度的承诺包括在更高级别的委员会上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由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做年度工作报告；由党的基层组织来评价高级官员；和在高级官员和普通党员之间举行民主恳谈会。也许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改变是将为党代会建立任期制。各级党代会每五年开一次。这些党的代表大会代表只参加这一次会议，一旦完成了党委会成员的选择就不再发挥作用，。中共正在几个城市和县进行实验，看看是否应给党代会的代表们五年的任期（常任制），使他们能在任期内持续发挥作用。尽管中共领导层采取了这么多广泛的措施让党内民主不仅仅是政治修辞，在道路上仍然存在重大的阻碍。在党国最强大的机构中的席位，仍由极少数最高领导人通过做交易的方式，而不是公开竞争决定。在缺乏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的情况下，监督的信誉和有效性都严重受损。即使只是以含蓄的方式告诉中国公众，只有党员和精英才有权实践“民主”也非常有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党内民主不符合胡锦涛和温家宝等最高领导人所阐述的以人为本的说法。尽管如此，中国分析家们认为党内民主是不重要的结论却是错的。毕竟，改变了中共和中国的政治制度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被广泛承认的必要。出于这一原因，四中全会坚持党内民主是关系到中共生死存亡的大事。党内分派：不是选择，而是现实在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公报中明确指出，中共必须转变执政方式，以跟上新的严峻挑战，以“满足世界的新形势新要求（世情），该国的新情况（国情），和党的新现实（党情）。“该文件没有详细说明这些新事态，但它们很容易想象。在国际舞台上，一党统治现在是例外，而不是常态。只有极少数国家，包括朝鲜和古巴，属于这个小俱乐部。意识到它作为新兴的全球性力

33 量的角色，中国不希望和这些落后和孤立的共产国家混为一谈。趋势很明显—— 甚至是越南共产党最近也选择以竞争性选举的方式来确定最高领导人。连伊朗这样的国家也举行了多党制总统选举，即使最近证明是个骗局。在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和印尼举行的常规民主选举，破坏了所谓在中国由于其规模和人口而使直接选举变得不可行的论调。民主政治在台湾海峡对岸的成功也会在今后几年影响大陆，特别是在两岸关系升温的当下。中国在 21
世纪的的崛起将取决于它在各个领域的实力，包括政治弹性和开放性。军事和经济实力，无疑是重要的，但无法被自己的公民认可政治上的合法性的国家不能宣称是一个世界强国。在国内，尽管有过去 30 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中国已经置身于越来越大的城市与农村、沿海和内陆地区，以及新经济和传统经济领域之间的差距。仅在一代之间，中国在收入分配方面就从世界上最公平的国家之一变成了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一些重大的社会经济群体，包括农民、流动人口、城市失业者和老年人常常发现自己越来越被边缘化，成为改革的“输家”。同时，在所谓的“赢家”那一头，如企业家和中产阶级，也觉得没有安全感。这个国家还面临许多其他的挑战，包括自然资源的短缺，环境的恶化，大规模城市化的副作用，未来的老龄化社会前景，缺乏医疗保健和社会福利，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紧张关系，和种族冲突。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越来越不能处理这些复杂的，有时相互矛盾的问题，结果是政治上的紧张程度在上升。一个在四中全会前夕发布的由中共组织部在 2008 年进行的 8 万人的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一的中国民众对选择中共官员方式感到不满。调查还显示，三分之一的人对中共领导的表现不满。对于中共精英来说，警示是：他们必须改革政治体制，使其能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中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党内民主对高层领导人，包括胡锦涛，温家宝和第五代新星如李源潮和汪洋，尤其有吸引力。他们似乎越来越认识到改变更多的是必要，而不是选择。集体领导必然存在更多的内在竞争，和派别联盟。在没有强人政治的情况下，派系的妥协和谈判，做交易，和选举都变得更加普遍。前面所讨论的中共的体制变革没有降低派系的紧张关系；相反，他们使派系斗争更加剧烈了。有一种中共内部的党内划分是两种非正式的联盟之间的竞争：团派和精英（太子党）。前者目前由胡锦涛、温家宝领导，包括第五代领导人李克强和李源潮，而后者则是由吴邦国，贾庆林领导，包括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王崎山。如果这些相互竞争的派别，与不同的社会政治和地方选区相结合，继续在中共领导层内部达到互相制衡，则更加制度化的党内民主可能不是那么遥远。中共内部这些新的态势对于外界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美国。如果中国观察家继续将中共看做是一个统一的集团，将犯下严重的错误，让陈旧的偏见扭曲对中国的预测，或假设中国的派系政治仍然将是零和游戏。相反，分析家和决策者更多地注意到中国精英政治中的许多细微动态和制约。从长远来看，如果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方式体现了对这些动态的迅速变化的国内环境，特别是对党国内部的政治竞争的变化性质的敏锐探知的话，它们将更加有效。

34 法国《观点》中国的年轻人为何要加入共产党？原文：中国的年轻人为何要加入共产党？转载自：RFI 作者杨眉发表日期 10/01/2010
12:46 TU 十世纪末期，全球似乎都敲响了政治意识形态的丧钟，中国的年轻人为何还对中国共产党情有独钟，法国《观点》周刊 2009 年末推出的中国专刊刊登了该报亚洲分社社长，常住北京记者卡罗琳· 蒲皓琳（Caroline Puel）的文章，标题是如何成为共产主义者？文章刊登了一张北京西单一家书店的年轻读者们争相翻读毛泽东转的巨幅照片，相应的副标题是，实用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对中国共产党兴趣倍增。一名音译名为王维的年轻女共产党员向记者介绍了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二十七岁的王维曾经在英国留学过一年，目前就职于一家欧洲企业，她介绍说，就在她 16 岁那年，她的班主任建议她写一张入党申请书，虽然她当时对政治丝毫也不感兴趣，但因为只有成绩优秀的学生才能加入共产党，所以她感到十分荣幸，因此，毫不犹豫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之后，经过对她家庭背景的调查以及对她个人的培训之后，她才同其他几名同学一同被推选为预备党员。在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之前的三年内，她必须每学期向党汇报思想，并且再度经受一次投票考验。据她介绍，同她一去就读研究生的十一名学生中，有八人是党员。文凭越高，成绩越好，入党就越容易。作者评论说，中国共产党自称是工人和农民群众代表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初期，就有不少优秀的大学生试图加入共产党，走红色道路。他们中有许多人希望从共产党内部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然而，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却使他们的梦想成为泡影，并且导致大量的年轻人出走国外，另有一部分则离开国有行业，跳巢下海，并且不惜利用同上层政界人物的关系谋取个人的利益。坐观前苏联瓦解的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一世纪到来之际萌生了求存变异的新策略，自从 2003 年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年轻化倾向就初现端倪，改革开放之后出身的年轻的一代大量被吸收入党，与此同时，年过八十的老一代共产党员逐渐退出人生舞台。在这些新加入的党员中，不乏知识分子，艺术家以及事业发达的商人，他们中有多人在十多年前曾经退出共产党。作者援引一名法国中国问贰

35 题研究专家指出，在中共党校内宽敞明亮和现代化的教学楼中，教授的课程除了马克思经典著作之外，还新增添了国际金融等课程。作者特别指出，虽然中国共产党的基层人员出现了很大的变动，但是，这一变动却丝毫也没有影响中共上层。 2007 年十月中共十七大依然推出了以胡锦涛为首的九名平均年龄为 62 岁的中共最高领导人组成的领导机制。继续推行僵硬过时的保守政策。中共的宣传机构以和谐社会和社会稳定为由将中国社会的阴暗面一笔勾销。作者强调
指出，中共体制的缺乏透明同中共高层技术官僚所显示的现代开明的一面未免有些格格不入。中共从自身生存考量大量吸收中国的年轻人，而中国年轻人之所以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实用主义。《观点周刊》文章介绍说，最近几年来，中国的大学生就业困难的现象日益严重。大量的毕业生因此纷纷涌向国家事业单位。作者举例说，去年八月，河北省税务部门招收 202 名税务工作人员，前往应聘的大学生总人数超过三万。在如此激烈的竞争背景下，作为共产党员将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优势。正如王维所介绍的那样，对中国的年轻人来说，加入共产党既是一种荣耀，同时也是一种个人的未来投资，尤其是那些有意未来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大学生。当然，作者也不否认，除了实用主义之外，爱国主义也是中国年轻人加入共产党的原因之一。年轻的女党员王维就向记者表示，她和她的朋友们一样希望为中国的未来努力，她说，虽然共产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已经成为过去，但是，另一种理想却逐渐取而代之，那就是建立一个强大中国的愿望。她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当然，王维也表示，这并不意味着她会毫无批评地支持中国政府。她也希望中国政府放松对非政府组织，对媒体以及对舆论的监控。但是，她说，谁也不希望中国发生一场摧毁一切的天翻地覆的革命。

36 新闻周刊译者频道——看中国中国搭便车的大国原文发表于：2010 年 1 月 22
日《新闻周刊》将于 2010 年 2 月 1 日刊载作者：裴敏欣卡莱门•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治学教授译者：东湖隐士（[email protected]）何才能让一个习惯于搭便车人付车费？这是当前西方与中国交往过程中的挑战。自从中国从上个 10 年再次以大国形象出现，很多西方人都希望中国能成为现有国际秩序的支柱，并对维系这一秩序发挥建设性作用。美国和欧洲的高级官员一再劝导、奉承和笼络他们的中国同事。不幸的是，西方的这种努力收效甚微。政治上的妥协并没有使中国向更民主的政体转型。谷歌与中国围绕互联网审查的争斗就是西方软手腕无效性的最新例证。甜言蜜语也许能够迎合中国人的自尊心，但这没能让北京真正起到全球秩序维护者的作用。想想这些。在 2009 年 12 月召开的联合国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变化峰会上，中国对其义务范围内排放目标的反对致使一项国际协议流产，而该协议本应是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之努力的里程碑。随着世界缓慢地从经济危机中复苏，中国的汇率政策成了重新平衡全球经济的障碍。尽管西方反复敦促中国升值人民币，中国仍固执己见。这种以邻为壑的政策不仅正在威胁西方脆弱的复苏，也在威胁全球自由贸易。在制裁伊朗这一中国主要的能源供应国的问题上，中国一而再地强硬否决西方实施更加严厉制裁的提议。相比于由德黑兰核武计划引发的军事冲突导致的潜在灾难性后果和核武器在中东的扩散，中国似乎更关心本国的经济利益。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之所以不愿承担维护和平与发展的相应成本，是因为从人均的角度来看，中国还是一个穷国。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一个能为改善自身形象投入 450 多亿美元举办奥运会的国家不应以国家贫穷为借口。如

37 中国政府不情愿承担起更高成本的事实很可能有更深的政治根源。尽管认识到自己的国家利益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安全体系以及西方支撑起的自由贸易体系中获益良多，中国的精英们还是没有认识到融入这一体系的价值。西方关于民主和人权的承诺正是中国执政党公开反对的。虽然美国主导，这一全球安全的基石，被中国精英视为地缘政治的现实，在他们眼中却不具有合法性。这正是北京力图（至少在口头上）促成“多极世界”的原因。中国领导人没有认识到成为更积极的全球公共产品上的贡献者在政治上的有利一面。只有那些迎合国内（而且越发表现为民族主义）呼声的人才能在中国得到礼遇，大多数的中国官员不愿被人看作西方的跟班。因此，中国的言辞和行
动都反映了一种人格分裂：中国享受着当前的国际秩序的现实利益，却拒绝承担自己应承担的成本。免费得到国际公共产品的同时还收获他人的敬意，这样的日子就要结束了。世界对中国所抱幻想的破灭已清晰可见。就连跨国公司，对中国低估本国货币、贸易保护主义的横行也难掩愤慨，公开地表达它们的不满。如果北京仍不改变现行的汇率政策，西方国家已开始征收针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反倾销税，并考虑采用其他报复措施。此外，中国在人权方面所受的压力也在积累。由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缺乏合作意识，中国的形象已大打折扣。北京最好心中有数。

38 纽约时报与栏评论龙的狂妄原文：The Dragon’s Swagger 撰文：Earl Wilson 发布日期：2010 年
1 月 8 日译者：@xiaomi2020 京——一位美国官员今天告诉我，当谈到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他“对 2010 年开始感到有点紧张。”这么说有足够多的理由。我对近期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一点都不乐观。奥巴马政府上台时带着根深蒂固的哲学观点，要在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让中国成为利益相关者和合作伙伴。人权投诉被消音了，达赖喇嘛被搁置了，奥巴马总统在 11 月大伸双臂进入北京，想和崛起中的巨兽拥抱。那时中国人保持了足够的礼貌，如果说一个月之后中国人在哥本哈根连礼貌都不讲了，但他们对这种亲密的相互联系一说并不买账。当你坐在总值 200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上，骑着连续三十年近两位数的增长速度，还超车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民族主义胜过了全球主义。想想美国扩张那最令人陶醉的年代吧——镀金时代或咆哮的二十年代——就会对中国的神气和未来的可能有点感觉了9。从 11 月的奥巴马访华以来这是困难的两个月。中国已冷落了奥巴马。当奥巴马会见胡锦涛主席时，列在他的人权名单上的首位是刘晓波，一位亲民主的宣言的主笔人。自此之后，刘在圣诞节被判处 11 年监禁。接受吧。列在奥巴马的防扩散首位的是伊朗，需要对其建立统一的战线对抗它的核计划。自此之后，当美国试图得到他们的支援的时候，中国说：“制裁本身不是目的。” 也接受吧。列在奥巴马的贸易首位的是中国需要允许其货币，人民币升值，而不是人为以低利率盯住美元刺激中国的出口，实质上，这样做保住了广州的工作，而让俄亥俄州的人失业。但中国的基本规则是，它先向内看，再向外看。它需要廉价 9 译注： “镀金时代”的说法来源于马克·吐温的一部小说，形容 1878-1889 年期间美国的工业化和移民潮时期，很多人一跃而成暴发户；咆哮的二十年代是指北美地区的 20 世纪 20 年代这一时期。十年间，它所涵盖的激动人心的事件数不胜数，有人称这是“历史上最为多彩的年代” 。北

39 货币留住工作，这关系到中国的社会稳定，这是胡和他的同伙的第一要务，因此没有任何变动的迹象。额外再加点儿料，也接受吧，总统先生——在美国中期选举年中消失的工作岗位将持续困扰奥巴马和民主党10。当然，之后是哥本哈根，在那里温家宝总理对待奥巴马的方式给华盛顿留下了坏印象，强迫遣返逃离中国到柬埔寨的维吾尔人，激怒了华盛顿；以及处决有精神问题的英国公民，让华盛顿沮丧（英国左翼领袖激动了）。好吧，你明白我的意思了。 “事情比我几个月以前认为的困难得多，”前美国外交官，在北京负责一家研究公
司的 William McCahill 告诉我。随着中期选举和和中国在 2012 年的权力交接期的到来，也是强硬立场要押注的时候了，你可以预期会听到更多高调。” 已经有了。自从我到了中国，报纸已经充斥了对奥巴马政府批准由 Lockheed Martin 销售先进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给台湾的愤怒的中国报道。台湾这个自治岛被中国看做是一个叛离的省。中国外交部说这起在布什当政时批准的 65 亿美元对台售武计划的一部分时提到了这会“产生严重后果”。我对对台军售合同有双重反应。一方面，奥巴马很难有回旋，美国在 1979 年的台湾关系法下中有义务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需要调解中国的反应，别说什么相互关联的世界之类的了。另一方面，得了吧！台北和北京之间的关系从没这么好了，只要中国认为美国是在干涉它的核心战略利益，你永远别想得到中国真心的合作，而五十年内的“一国三制”看起来比动摇中国稳定的海峡战争要更多一千倍的可能性。在所有这些反应中，后者更强，这是因为奥巴马正在接受利益上与中国实质对立，尽管他谈的是合作。也许对世界超级大国和它的最可能的继任者，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对台军售的交易确认了这种敌意。 “对台军售是愚蠢的， ”楚树龙，一位对中国政府常持批评态度的政治学者告诉我。 “是的，台湾和它的民主对你在亚洲的信誉是重要的，但什么更重要？那个还是大陆？只要美国这样做，就会被认为是想遏制中国、分裂中国，挑战中国的根本利益。” 中美之间的痛苦的状况是它们通过贸易和债务互相依存，但有敌意。与其他地方一样，奥巴马改变了语言，但不是现实。我看到的 2010 年有着不断上升的保护主义、中断了的军事对话、伊朗纷争、人权退步和口水战。还可能更糟。我不认为在现在或任何时候会有完全的对立。中国不会用它的崛起来冒险。 10 译注：根据美国宪法，美国总统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国会选举每两年举行一次。其中一次国会选举与总统选举同时举行，另一次在两届总统选举之间举行。在两届总统选举之间举行的国会选举为中期选举。中期选举常常被认为是下次总统选举的风向标。

40 纽约书评博客北京最怕什么？原文：NYB: What Beijing Fears Most? 撰文：林培瑞（Perry Link）
发表时间：2010 年 1 月 27 日 4:04 pm 翻译：小米（twitter:@xiaomi2020） 12 月 29 日，因“颠覆国家罪”而被判处 11 年监禁之后的第四天，中国作家刘晓波递交了向最高法院的上诉书。对许多熟悉中国政权的人来说，这一决定看起来是异想天开的：高等法院极不可能推翻这一判决，刘主要是因为 08 宪章和他所写的关于中国人权、民主和法制方面的文章而获刑。而刘对他被判刑的反应——和过去几周里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应——都说明，无论政府如何绞尽脑汁的压制，08 宪章运动都将会持续。刘的朋友和支持者们普遍被这一判决的期限震惊了。例如，同为作家的李劼，写下了“我原以为[当局]可能会低调处理此事——给刘一年的监禁，宣布他已经服满刑期[因为在判决之前他已经被关押了一年]，让他回家，事情就过去了。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们会如此的愚蠢。”08 宪章的支持者们都不怀疑 11 年的刑期是怎么来的；这样的决定只可能是由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作出的。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是 11 年。（这一罪名法律上最高可判 15 年。）在中文互联网上传播的一个说法是 11 年是 4,018 天，而 08 宪章一共有 4,024 个中国字。也就是说：刘先生，你要为你所写的每一个字服刑一天，我们还宽大了你最后六天。如果这样的严判是为了恐吓他人，这没有奏效。几百名 08 宪章的签署人支持一份补充说明，宣称如果刘晓波是有罪的，那么我们也是。崔卫平，一位电影学者（她把瓦茨拉夫·哈维尔翻译成了中文），在刘的判决宣布之后花了数天的时间对超过 100 名知名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 08 宪章的签署人和未签署人，电话调查他们对这一判决的态度。发现几乎是一致的厌恶[这一判决]，她将她收集调查结果归纳为《我们不放弃》，用推特一条条的推出来，这些推语在中国和国外广为传播——甚至我在加州的电脑上也接到了。直到现在，当局还没有制止她。崔引用张思之，一名资深律师的话说，他很奇怪为什么曾经“光荣、伟大、正确的共产党”现在变得如此“言而不行、心胸狭窄、自私自利”。王力雄，一

41 位支持西藏和平的著名作家，说最好的支持刘晓波的方法是继续他的事业，直至“社会改变，每一个人都自由。”梁晓燕，一位知名编辑说，这一判决说明虽然中国在过去的 30 年里有些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他的“却没有变，而且高层也没有任何一点想要改变的冲动。”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在新泽西普林斯顿他的家接了电话，评论说 20 年里中国统治者已经把刘晓波送进政治监狱
三次，而且“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为光荣。” 在崔的调查中没有人和政府站在一边，但的确有人含糊其辞，在征得他们的同意之后，崔也把他们的评论记录下来。莫言，中国的一位著名小说家说，“我对细节不了解，最好不评论。现在家里有客人，我很忙。” 刘自己对于被判刑的看法，我们看到了下面的书面声明，由其律师在 12 月 29 日，他决定上诉的当天，从监狱中传出来：这一判决违反了中国宪法和违反了联合国发布的国际人权公约，有悖于普世道义与历史潮流。我相信我的工作是正义的，中国有一天会成为自由民主的国家。我们的人民那时会沐浴在自由的阳光下，不再恐惧。的为了我们能向那个方向前进，不愿意付出代价，而没有丝毫的遗憾。我早已知道，当一名独立的知识分子站出来和强权对抗，朝向自由前进的每一步通常也都向监狱前进了一步。现在的我就在大步向前，真正的自由更近了。一些人质疑刘的上诉。如果对他的案子，法律程序仅仅是装装样子，正如所有人都知道的，他的上诉岂不是在暗示中国的司法体系可以进行合法的修复而非一场公开骗局吗？对这样的批评，刘的好友蒋齐生，一位物理学家，同时也是 08 宪章的另一执笔人为“维权网”写了一篇短文，说“我的观点是，刘想要上诉仅仅是为了留下最完整的可能的历史资料。当一位公民站出来反对强权统治时会发生什么？这里就是——每一个细节，从头至尾。”蒋认为，刘的上诉不是在支持公开骗局，而是进一步地揭露它。其他的支持刘的人认为是 11 年监禁——虽然公义尽失、恶名昭彰——却还是帮助了 08 宪章，特别是在国外。在此之前很久，刘及他的处境就被用来和亚当· 密契涅克、瓦茨拉夫·哈维尔，和纳尔逊·曼德拉相比较。1 月 19 日，哈维尔、图图、达赖喇嘛和其他 8 人公布了提名刘为 2010 年诺贝尔奖和平奖的声明。当中国决定不顾国际上对释放刘的呼吁，判处如此重的刑罚，并选择在圣诞节宣布判决，正如刘的支持者们看到的那样，一些外国领导人可能最终明白了中国政权的实质。希拉里·克林顿在 2009 年 2 月（她说人权一定不能影响“更大的中美关系议题”）和同月（她又说中国的互联网审查是“对我们的文明社会的一种威胁”）两次讲话中的差别可能并不仅仅是源于刘晓波的审判——最近这次评论是在谷歌宣布中国政府在侵犯他们的服务器之后作出的。但刘的案件是否也起了作用呢？但是，08 宪章的斗争主要还是在国内，而不是国外。尽管有证据证明这一宪章的想法——支持中国宪法，尊重人权和公民权利——对能看见这一文件的中国人是有吸引力的，但是政府很成功的阻止了宪章的传播。约有 1 万人已经签名，要不是害怕会有相应的后果，成千上万能够了解这一宪章的人也会签署，这毫

42 无疑问。但即使是签署宪章的人达到了 100 万人，也少于中国人口的 0.1%。中国的统治者明显对他们所蔑视的 08 宪章很紧张，原因显然不是来自于 0.1%的威
胁。而是来自于对 08 宪章运动某天有可能进入到，并引导中国社会广泛和深层的不满的忧心如焚。最近，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已经在象腐败、官僚特权、征地、受污染食品和空气及水污染等问题上时而爆发；感谢互联网，这样的问题现在可以引起成百上千的甚至百万千万的抗议者，他们的怒吼有时可以让官僚们收敛几分。2009 年 5 月，邓玉娇，一名刺杀了想要强奸她的醉酒官员的服务员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肯定要被判处刑罚。但上千万的网民站在她的一边在网上齐声宣讨，法庭最终认为她实施的是正当防卫，并当庭释放。直到现在，这种忽如其来的抗议还不能自发组织，形成要求政府改革的推动力。北京最害怕的是宪政推动者和大众的结合；如果这一阶层的抗议者某天有了 08 宪章，那么中国的统治者就真的要面对他们的噩梦了。译者注：作者简介：林培瑞（Perry Link），1944 年出生于纽约州。1966 年获哈佛大学文学学士， 1969 年获文学硕士， 1976 年获哲学博士。其学术涉猎广泛，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社会史、大众文化、20 世纪初中国的通俗小说，及毛泽东时代以后的中国文学。精通中文、法文、日文，为美国著名汉学家，曾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系教授、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现为加利福尼亚大学大河滨分校教授。

43 韩文《中华探究》系列 2010 年中国文化关键词原文：2010 译者：jjtily  世博会 2010 年中国文化界最大的事件要数上海世博会了。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使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达到最高点。而今年的世博会，政治、经济领域的影响自不必说，单是文化领域，无疑中国希望通过世博会的举办，把上海（作为一个城市），乃至全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文化介绍给世界。上海世博会将于 5 月 1 日开幕，到 10 月 31 日为止共 6 个月，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从 2002 年上海赢得举办权至今，场馆建设，会标、吉祥物选定都有条不紊的进行着。上海世博会的徽标是中国的汉字“世”和“人”的形象化的图案。世博会期间，会举办许多演出活动和展示会供游客观览。不过，一个细节—— 世博会组委会提出的”文化意义”赢得了广泛的关注。以”城市”为主题的本次世博会，主题包括”城市，多种文化的融合”、”城市，经济的反应”、”城市，科学技术的革新”、”城市，地区的再创造”、” 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这些跟中国政府正在促进的政策基本一致。不过，”城市，多种文化的融合”还是第一次出现，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个主题反映了上海的”多文化”历史地位，也与今天的世界趋势相符。主委会希望通过这个主题的提出，”促进人类社会的交流与融合，相互理解”。 “天朝上过”迷梦下的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与英、法、美等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甚至后起之秀日本，也在中国划分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中国是东亚社会”民族融合”的样板，这其中，上海无疑是”样板中的样板”。而今，更是”前沿都市”的上海，展现着”多种文化共存和交流”下的生机与活力。中国政府官员们最新流行的”文化上对外交流”的”口头语”，是与中国政府的政策一脉相承的。

44 1 月 4 号，北京召开了”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党中央的主要领导在会上提出” 要加速对外宣传和促进对外文化交流”、”确立中国的文化大国地位”，并高调提出”提高国际市场中国文化产品的比重”。  吉祥物去年，
中国文化部发表了《中国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具体明确了” 实施方案” 。即”宣传中国五千年古国文化的卓越性和独创性”、”把中国建设成为举世公认的文化强国”、”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国民力量将是中国塑造国家形象运动的坚强后盾”。同时，还要把本国优秀的、具有独创性的历史文化与现代科技结合起来。通过高科技手段，以大众观览手段呈现出来。这些”方针”——通过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展开文化强国建设——政治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就差开始具体实施了。文化的对外交流，除了表现中国传统文化，输出中国文化产品，对中国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即，通过交流，学习国外先进技术，提高中国的科技水平。这一切要追溯到 2002 年，中国共产党第 16 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提出了” 走出去”的口号。中国政府虽然对自己本国文化的光辉灿烂充满自信，但是，也很清楚的认识到，与文化强国相比，落差十分明显。因此，中国计划今年对出版、电影、电视、动漫等产业集中投资。通过培育大众文化产业，提高中国的文化产品竞争力。但是，光有技术显然不行，文化产品还要看内容。即，为了使中国的文化产品为全世界观众所接受，还要对中国的古老文化进行包装。举个最明显的例子：全球游客看到西安秦始王陵兵马俑，都会赞叹不已，于是，张艺谋导演拍摄了影片《英雄》，片中巧妙的隐藏了对秦王朝的批判，反而充满赞美之词。兵马俑是数千年前王朝的遗物，它的意义都在”历史中”。而电影《英雄》，强调的是秦王朝的意思形态，这与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正相符——崛起的中国怎样统一中国国内的意识形态？它显然还利用了全球观众对中国的特殊心理 ——这个崛起的大国到底在想什么？ 2010 年，中国文化界将展开”对外交流、海外输出、相互沟通”。从民间交流，到大规模的国家行动，在这些纷繁复杂的活动背后，是中国政府在主导，而且，所有的活动的核心是一致的。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

45 纽约时报中国能登上科学顶峰吗？原文： Will China Achieve Science Supremacy? 编者：纽约时报编辑部
发表时间：2010 年 1 月 18 日译者：jimmyuibe 《纽约时报》最近一篇文章描述了中国正在采取措施吸引在国外居留和工作的顶尖华裔学者回国。在发表科学论文方面，这个国家目前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国家了，而且，正如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所指出的，它所拥有的技术学院和大学在校学生比任何国家都多。但是，中国对于在科学领域成功的动力也把它的研究设施置于强大的压力和更严苛的审查之下。正如上周 Google 和中国的决裂所示，政府操持着信息的予夺大权。中国成为科学技术领先者有多大的可能性呢？创造一个促使科学家兴盛起来的研究环境又存在着哪些障碍呢？讨论参与人： • 章家敦（Gordon G. Chang）,作家和专栏写手 • 曹聪（Cong Cao）,《中国的科学精英》的作者 • 高健（John Kao）,大规模创新研究院创始人 • 维韦克•瓦德瓦（Vivek Wadhwa）,企业家，专栏作家 • 乔纳森•莫雷诺（Jonathan Moreno）, 历史和社会学教授 • Gang Xiao, 物理和工程学教授

46 自然科学也需要自由章家敦，《中国即将崩溃》作者，Forbes.com 的专栏作家中国这样的一党制国家不能产生世界级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思想家或人口统计学家。中国政府日益上升的对服从的需求扼杀了社会科学和“软”学科很多领域的创造性。例如，由于政府宣扬可疑的种族理论，生物扩散论被认为是敏感的。但是，这个国家能造就技术方面的科学家、博士和创新者么？中国政府正在为
此努力。最近，很多有爱国热情的中国人正在回国在自然科学领域创造他们的事业。西方分析家说人才的流动必定意味着中国正面临转机。在一方面来说确实如此。中国是一个日益现代化的社会，可能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国家。但是它的政府还停留在基本没有变革的状态，还存在着对科学进步的重要障碍。第一，是共产党的教条主义。例如，由于政府宣扬可疑的民族和种族理论，生物扩散论被认为是敏感的。不幸的是，中国政府把汉族作为主流民族，但这只是具有重要政治目的的、想当然的民族划分。第二，目前的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在学校和大学复兴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至少，无休止的运动是对真正的研究和学习的偏离。每多花一个月去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者“三个代表的重要性”，就会少花一个月用于周期表或者原子内的粒子。当然，新的意识形态教化窒息了各领域的自由思考。第三，中国的学校存在严重缺陷。一方面，剽窃和腐败泛滥甚至还在恶化。12 月，两名大学研究员被裁定在 2007 年发表的 70 篇论文中伪造数据。难以置信的是，这两位在全中国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因为很多人说，这个国家的官僚化教育体制鼓励伪造数据和产出低质量的出版物。这样一个体制，可以这么说，根本不促进科学突破。最后，讽刺的是——也很悲哀——中国政府正试图鼓励科学，而同时却加强了对媒体和互联网的审查，企图通过阻碍它的运营来迫使 Google 离开这个国家，发布了将会断开未在政府登记的网站的连接的规章，有可能使中国与互联网隔绝。向全世界封闭中国，这就是中央政府最近的大部分行动的效果，这不可能有助于让这个国家成为科学或者技术领域的领先者。学术不端的温床

47 曹聪，纽约州立大学国际关系和商业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的科学精英》和《人才与中国的技术优势》的作者。如果中国不能消除科学领域的学术不端现象，中国在 2020 年之前成为创新型国家的雄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将会面临很大的
障碍。对于“可见的”成果的压力催生了学术欺诈和腐败。最近，《柳叶刀》和《自然》，两份核心国际科学期刊，发表社论评论了中国井冈山大学科学家被发现在向《晶体学报》E 卷提交的 70 篇论文中造假这个事件。这个事件只是中国学术欺诈的冰山一角。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相当于美国科学技术协会）称，答复其最近的调查的科学家中超过一半人表示，他们知晓与他们的同事相关的学术不端事件。中国日益升级的科学不端行为可以归因于若干个因素，包括一味追求宣传效果和其他物质奖励，在研究团体中自治的缺位，以及社会影响。在中国，学术成就意味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某些情况下的政治机会。例如，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资格是掌控资源和获取相当于副部级政府官员物质特权的垫脚石。对于较高学术头衔如此看重，难怪一些科学家敢于火中取栗。出版更多国际出版物的运动，特别是发表在入选《科学引文索引》（托马斯-路德士（Thomson Reuters）汇编的一个文献计量学数据库）的期刊上，这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研究机构更加看重数量，并且以此为依据对他们的科学家进行评估、宣传和奖励。一个科学家不能达到规定的升职条件的数量时，就有可能把该项研究归入“发表量最少的单位”，甚至绕道而行。对于中国科学家的制度化的期望值正在升级，特别是在中国政府近年来大大增加了对研究和开发的投资力度的情况下。对于“可见的”成果甚至在 20 年内获得诺贝尔奖的压力则进一步助长了日益升级的学术不端行为。制度化的负责揭露、调查和惩戒异常事件的监察机构只存在于纸上，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科学团体缺乏自治。由于涉案者本人和最先让涉案者扬名的政治领袖的干预，揭露高层科学家有染得学术不端行为，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大多数情况下，被惩罚的人只是虾兵蟹将而已，而真正的大鳄一般都动不了，这才是骇人听闻而且贻患无穷的。最后，中国的研究团体处于商业化影响力极大而且官僚机构严重腐化的环境。因此，难以断定究竟是腐败的社会环境造成了更多的欺诈，还是科学团体中的学术不端行为正好发生于在剧变中面临困难的社会。

48 量变能引发质变吗？高健，大规模创新研究所主任和创始人，曾作为很多开发场新战略和能力的组织的顾问。前哈佛商业学院教授，《堵塞》和《创新国家》的作者。中国在科学领域持续发展的大戏将以其把数量转变为质量的能力为基础。中国目前的中央计划模式表现的是工业化热情，而不是创新精神。这意味着什么呢。通过创造众多新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随之产生大量新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中国正在追求我所说的“硬实力”战略。潜在的设想似乎是量变将会引发质变。换句话说，当人才的“安装基地”达到一定的数量时，世界级的成就将会出现。
用这个方法，中国人肯定有人多力量大的优势；中国钟型曲线上方的人才堆成了山。因此，看起来不可避免的是，硬实力的数量终将导致“优质的质变”，可以用科学突破和诺贝尔奖来衡量。但是，要实现质量，中国还必须掌握培养人才和支持创新文化的技术。中国目前的中央计划和专利及出版物配额的模式表现出来的与其说是支持创造性跨越和探索的创新经济精神，还不如说是工业化热情。另一个问题是中国能否创造一个全面的的创新体系，由此把它在科学和技术方面非凡的发展能力与相关领域例如创业、设计和社会创新结合起来，这些领域对于实现科学成就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中国继续增强人才优势，只要中国被认为是一个创造财富、发现学术机会以及研究资金的地方，人才自然会更加大量地流向中国。本土人才和引进人才的结合将成为在中国体制下把数量转变为质量的另一个模式。很多回国的理由维韦克•瓦德瓦，柏克利大学加州分校访问学者，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杜克大学创业和研究商业化中心研究总监。通过推特关注他：@vwadhwa. 我 2005 年加入杜克大学工程管理硕士项目时，几乎所有毕业中国学生都跟我说他们打算至少留在美国若干年。大部分说他们想移民美国。美国的反移民政策和中国经济的蒸蒸日上正导致高端人才回国。确实，据国家科学基金会称，中国籍博士生的“留美”比例在过去二十年来一直徘徊在 90%左右。现在，当我与我的中国学生交谈时，大多数正在购买单程的回乡机票。我在杜克大学、伯克利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团队 2008 年 10 月份调查 229 名来自中国的

49 学生时，我们发现只有 10%希望长期居留。52%认为最好的工作机会在中国， 74%认为中国经济未来不可限量。加上根植在美国参议院内部的反移民冲动（已经提交新的立法建议限制外国人签证）以及中国经济的兴盛，难怪他们急于回国。关于回归中国的人数还没有确切的数字，但是耳闻的证据显示成千上万的人已经回国，未来几年更多的人将会回国。当你参观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研究院并会见当地企业家时，你会发现顶端的职位已经被归国人员占据。他们带回了关于西方市场有价值的知识和创造创新性技
术的经验。他们还告诉他们在美国的朋友回家的感觉是多么美妙。在 2008 年 3 月到 9 月期间对 637 名回归中国的人员的另一项调查中，我们问他们回国以来进展如何。72%的人说他们在职业上做得更好的。他们回国后，占据高级管理人员阶层的比例从在美国的 9%增加到了 36%。 77%的人看重回国后与家人和朋友在一起的机会。也不是一切都那么美好：回国人员抱怨污染、逆向文化冲击、孩子的低质量教育、对过度官僚化和健康保障质量的失望。底线是美国正在向中国提供大量的外国援助而对此竟一无所知。我们正在出口经济增长的引擎并帮助他们成为长期的竞争对手。

50 亚洲周刊反高铁究竟反什么？来源：香港《亚洲周刊》作者：林沛理11 发表时间：2010-01-24 期反高铁的潜意识要反的不仅是地产商，也是要重塑香港价值，避免大陆化趋势港特区政府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创造大量就业、志在与高速发展的大陆经济进一步融合的基建工程，会变成一个动员「八十后」年轻人
上街、凝聚各界反政府力量的「鼓吹性议题」(galvanizing issue)。面对来自四面八方、越来越清晰可闻的反对声音，亲政府的智库和行政会议成员，以至特首曾荫权本人，一味只懂得诉诸香港人的经济理性，反映了他们对转型中的香港社会以及它的深层次矛盾，简直全无头绪。可以断言，这种执政者(governors)对被其管治人民(the governed)的一无所知，肯定会令本土由年轻人领导的对抗式政治(confrontational politics)变得更加激进。在一个贫富悬殊、经济利益分配严重失衡，以及极少数人拥有压倒性不公平优势(overwhelming unfair advantage)的社会，政府迟早会被人民从奢谈整体利益的道德高地上拉下来。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整体利益作为推行某种政策的理据，其假设是水涨必定令（所有）船高(a rising tide raises all boats)。可是，经验告诉香港人，水涨固然可以让某些人乘风破浪、驰骋万里，但另一些人却可能在当中没顶。去年香港的楼价平均升幅高达三成，有楼的人自然笑逐顏开，但本来已经买不起楼的人却益发绝望。耗资接近七百亿港元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一旦上马，在施工期间与落成之后，无疑会为香港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但按照现时的权力架构，这些利益的分配、工程成本的支付，以至工程的界外效应(externality)和补偿的安排，又是否符合公平与合乎比例(proportionality)的原则？长久以来，香港的土地和房地产政策向地产商的利益严重倾斜，楼宇建筑和买卖的法例更彷彿专为地产商牟取暴利而设。 11 作者简介：林沛理，文化杂誌《瞄》（Muse）主编，《信报》及《南方都市报》专栏作家。著有评论集《影像的逻辑与思维》、《香港，你还剩下多少》及《能说「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最新的一本书是《破谬．思维》（天窗出版）。联系作者：[email protected] 香

51 可是，市民对此一直逆来顺受，没有人为抗议楼价不断攀升而包围立法会。这是因为地产商早已紧紧扼住香港经济的咽喉，而太多香港市民透过置业和楼宇按揭成为楼价攀升的受惠者，社会似乎没有大规模反地产商和反楼价的共识。在这个意义上，反高铁运动的重要性在於它所发挥的示范作用：反高铁阵营的核心分子不过数千，已经令政府穷于应付；试想香港过百万的无壳蜗牛一旦组织起来，将会导致甚么社会和政治后果。事实上，反地产商和反楼价的集体意志(collective will)在社会早已存在，它的行使只需要一个有效的工具，而大多数是无楼一族的八十后世代，大有当这个工
具的条件。这是曾荫权出任特首以来最严重的潜伏管治危机，如果他以为只要立法会通过高铁拨款，事情就会过去，我想告诉他：「You ain’t see nothing yet」 (好戏还在后头)。反高铁不是一场经济利益的爭夺战，所关乎的也不只是社会公义的问题。在一个集体潜意识，但也深具象征意义和浪漫色彩的层面，反高铁的活跃分子发动的，是一场一方面要保卫香港身份；另方面要重塑香港价值的两面战 (two-pronged war)。九七后香港以令人胆战心惊的速度向大陆靠拢和归属，香港仍然保有它的法治与自由，但随着它对大陆经济近乎病态性的倚赖，两地的文化差异正在不断缩小，而香港独特的文化身份也变得岌岌可危。作为一个象征，没有甚么比将香港与深圳和广州串联成一个紧凑整体的高铁，更有力、更戏剧性地把香港「只是另一个大陆城市」的身份彰显出来。从这个角度看，至少在反高铁人士的心目中或潜意识里，反高铁要反的不仅是高铁，也是无止境、不加思索的香港大陆化趋势。由於这个趋势已经无可挽回，反高铁的行动也似乎只能够像保卫皇后码头一样，是一个美丽、苍凉但最终改变不了现实的手势。反高铁人士的逻辑和分析，以及他们用的一套语言和所采取的策略，不是没有可议之处；但他们至少在一件关键的事情上是对的：广深港高铁的兴建不只是一个基建问题，也是一个关乎香港与香港人是甚么的问题；立法会拨款不是一个单纯的财务问题，因为政府的重大决策必然有其道德含义与社会后果。这是值得每一个香港人深思的。

52 译者频道——开卷有益伦敦书评中国狂热病原文：Sinomania 译文：伦敦书评：中国狂热病发布时间：Jan.29.2010 作者：Perry Anderson 译者：吴万伟
、SoapSalesman 本文原发：中选网来，东方学的名声很糟糕。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把它描述为西方产生的有关东方社会和文化的幻想和敌意的死气沉沉的混合体。他描述了英国和法国关于近东的作品，该地区经过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几个世纪的争斗后落入现代西方帝国主义的手中，但远东一直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太远不至于成为欧洲的军事或宗教威胁，远东引起的不是恐惧或者厌恶而是好奇和神秘感。马可·波罗对中国的报道现在被认为基本上是道听途说和俗套的传奇式形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哥伦布启航前往华夏寻宝的旅程之前。即使在 17 世纪 18 世纪得到有关中国的真实信息后，欧洲人对待中国的态度依然保持着敬畏和羡慕而不是恐惧或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从皮埃尔·贝尔(Pierre Bayle)和莱布尼茨到伏尔泰和重农学派代表人物奎奈（Quesnay）,哲学家们称赞中国是比欧洲更文明的帝国：不仅更加富足和繁荣而且更加宽容与平和。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没有实施迫害的牧师，政府官员不是根据出身而是靠德才兼备而挑选出来的。即使那些对中央王国的夸张赞美感到怀疑的人如孟德斯鸠和亚当·斯密也对中国的财富和秩序感到困惑不解，印象深刻。态度的戏剧性变化出现在 19 世纪，当时西方掠夺者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大清帝国虚弱的军事实力和落后的经济现状。中国当然热闹和富足，但它原始、野蛮和迷信。原先的尊重被如今的蔑视所取代，同时还伴随着种族主义的警惕，中国狂热变成了中国恐惧症。到了 20 世纪初期，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去镇压义和团叛乱时， “黄祸”论调在媒体和政客间广泛传播，像杰克·伦敦（Jack London）或者霍布森（J.H. Hobson）之类作家想象了有朝一日中国控制全世界的情景。仅仅几十年后，赛珍珠（Pearl Buck）和蒋夫人（宋美龄）的努力赢得西方民众对顽强抗击日本的中国的深刻同情，钟摆再次摆回来。然而 1948 年后，在又一次的迅速摆动中，红色中国成为西方更大恐惧和焦虑的焦点，成为比俄罗斯更邪恶的极权主义噩梦。如今，人民共和国的高速经济发展再次扭转了西方人的态度，在经济和媒体等领域吸引更多人的兴奋和热情，诞生了新一拨时尚潮流和痴迷，让人不由得想起洛可可式的欧洲“中国风”（chinoiserie）。中国恐惧症当然没有消失，但另一拨中国热正在形成中。近

53 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央王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终结》的标题就属于第一种吓唬文学的类型，但它的功能不仅仅是在展示桌或者机场报摊吸引读者购买的商业宣传花招，该书本身是对第二种文学的重大贡献。该书的信息由两部分组成。第一个是现在非常著名的预测，按当前的增长速度，中国经济将在 15 年内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中国已成为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最大的出口商，拥有最引人注目的股票市场收益和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正如雅克说的，中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将带来如此巨大的变
化以至于世界历史可以简单地被划分为“中国前”（BC 公元前）和“中国后” （AC 公元后）。他论证的这个部分是直截了当的定量外推法。雅克不断强调未来数据以便让人明白，但并没有在稍微有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的内容之外添加很多东西。中国作为经济超级大国的出现除了改变国际比赛成绩表外,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雅克信息的第二部分不是关于规模而是关于差别的。中国和其他国家不同，实际上它根本不是真正的民族国家，而是更大更深刻的国家，是“文明国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没有中断的历史的继承者。中国人的文化统一性和自信心是无与伦比的。中国君主早在西方很久就创造了世界第一个现代官僚体系，其背后的哲学是既专制又民主的儒家世界观，更多通过道德教育而不是武力控制国内臣民，并把周边地区组织起来构成非强迫性的朝贡体系。通过吸收封建贵族进入不带个人感情的国家服务体系，他们把市场力量从习惯性限制中解放出来，从而形成拥有难以匹敌的活力和复杂性的商业社会。仅仅因为碰巧本地有充足的煤矿资源和对海外资源进行的无情殖民掠夺，欧洲才得以在 19 世纪超越这个伟大的前现代经济体，它在社会方式上与西方工业化一样或者程度更高。但西方主宰世界的局面将证明不过是短暂的插曲。今天的中国正再次返回到充当充满活力的全球经济中心的历史地位。这对世界其他地方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让美国人感到痛苦的是，中国很快将取代它成为霸权，不仅在中国影响力辐射的传统区域如东亚和东南亚而且跨越从前的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中国的软实力如高超的体育水平、武术功夫、昂贵的画家、多样的语言、古典医药等，更不要说令人赞叹的中国美食将向世界各地辐射中国影响力，正如当今美国的好莱坞、英语和麦当劳一样。首先，中国引人注目的经济成功不仅激发世界各地贫穷国家纷纷仿效，还将重新组织整个国际体系的秩序，为世界提供一种并非西方骄傲地推动的“民族国家内的民主”而是“民族国家间的民主”的前景。因为我们进入一个新时代，其中以冷战为标志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让位于“全局性文化竞赛”,“另类现代性”最后将终结西方霸权。在这个解放中，扎根于献身家庭和尊重国家的儒家价值观的中国独特现代性将引领世界前进。应该如何判断这种趋势呢？热情决不是歧视的替代品，不管它多么好心。中国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1500 年及其以前，但这并不能让当今的人民共和国成为特殊的“文明国家”，就像法兰西文明（la civilisation francaise）成就第三或第四共和国的可比性说法。臭名昭著的是，“文明”讨论是为自我服务的，常随意性地划定文明的界限。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到来了，他非常绝望地发现，在包括非洲、拉美和东正教文明在内的八九个文明中，把这个装饰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上什么也得不到。当代中国就像 1930 年代和 1950 年

54 代的法国，是在帝国模式下经过整合的民族国家，虽然可能历史更悠久，规模更大些。前现代中国的长期经济中心或者社会智慧等夸张的说法在理解这个国家的现在和未来时也无法提供多大的帮助。直到宋朝以前，中国在技术和商业方面远远领先于欧洲，到了明朝末期中国的科学才落后了，但即使在 18 世纪清朝最繁荣的顶峰时，其农业生产力和平均工资水平也赶不上欧洲发展的前沿，更不要说更广泛意义上的思想进步了。圣贤先知田园诗般的形象与其说关心大众的福祉倒不如说更关心后来王朝统治下的现实。用中国最好的历史学家之一
何炳棣的话说，“口头上的儒家和行动上的法家”—用道德话语包装起来的压迫。如果从学术标准的角度来评价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时》这一面的任何部分都是不公平的。它们都不会对这本书的主要目标产生多大影响，本书不过是初步的民间故事，让读者先适应一下未来中国霸权的可能性。中国可能正要主宰世界，但并不需要总是代表过去全面发展的顶峰。更严肃的问题是该书的核心信息并不连贯。《当中国统治世界时》一书的大部分是赤裸裸恭维的练习，称赞中国不仅是未来的霸主而且是解放性的打破僵局者，本书美国版的副标题是 “西方世界的终结和全球新秩序的诞生”。这种景象似乎成为最近英国的特殊性：雅克的版本可能不像他帮助成立的智库德莫斯（Demos）的预言家同行马克·伦纳德（MarkLeonard）的《为什么欧洲统治 21 世纪》12那么荒谬，但《当中国统治世界时》还有和总体乐观的故事发生冲突的另一面。从国际上说，中国“拥抱多边主义”，用软实力吸引邻居和伙伴，推动“国家间的民主”，但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中国人认为自己优越于其他人种”，他们继承了多多少少有点种族主义色彩的中央王国心态，这种朝贡体系的治国传统有助于国家稳定，但毕竟是建立在等级体系和不平等基础上的。这个遗产与民主的国际体系的美好前景吻合吗？不一定，因为虽然“西方世界终结了，至少下个世纪的新世界将不是像上世纪是西方世界那样的中国世界。”换句话说，该书颠覆了它自己的题目，纯粹是拼凑出来增加销量的把戏。中国不会统治世界，未来不过是“我们进入现代性竞争的时代”，中国“越来越多地占上风并最终占据主导地位”。但独特的“中国现代性”赢得全球霸权竞争的观点并不比高速发展的中国推动 “民族国家间的民主”更有说服力。该观点在书中的角色应该在考虑作者生平经历（cursus vitae）的背景下来理解。作为英国共产党月刊《今日马克思主义》的编辑，雅克在其政党和杂志 1990 年代初期放弃这个幽灵后进入主流新闻界，他摆脱了过去的语言，如果不是彻底摆脱了过去的思想的话。冷战结束、苏联崩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现在已经成为老古董。中国当时的对外开放政策—欢迎世界市场—应该与此有关系吗？这是《当中国统治世界》不屑于处理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属于本书竭力避免遇到的词汇。在 500 多页的篇幅中， “资本主义”这个词几乎没有出现。但全球性竞争仍然存在，其中更多同情的一边可能会胜利。简单地说，现在的竞争不是在过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类别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进行的，而是在众多差异的最新文化方式的另类“现代性”中的。这个词汇变化的功能不难看到，它提供的是左派巩固其成果的机会。资本主义或许已经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为什么还要再去谈论它呢？相反， 12 译注：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此人的文章“中国新知识分子” 。

55 为什么不朝前看，欢迎一种现在超越其他一切的共同命运的非西方版本的前景呢？中国的执政党至少仍然把自己描述为共产党。啊，这种一厢情愿的希望存在不可克服的逻辑矛盾。他所看到的另类现代性是文化上的不是结构上的，差别体现在价值观上而不是社会体制上。典型的情况是道德和情感的独特结合构成某种民族的生活方式，但恰恰因为这是对某个文化来说独特的东西，一般情况下最不容易转移到其他地方，也就是说它是无法普遍化的东西。最近的一些其他著作突出显示了后意识形态世界的文化差异性，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或者弗朗西斯·福山的《信任》，它们已抓住了这种不可通约性，指出任何复杂的文化都不能以实现模范经济秩
序的方式凌驾于所有其他文化之上。而且，认为中国现代性最终具有霸权特征的预测不仅忘记了任何强大民族文化天生的自我限制性的本质，还忽略了中国对独特中华性的强烈坚持，这是任何到这个国家的人都非常熟悉的。除了日本外，很少当代文化有这么清醒的国际对比观，这么强烈地相信自身传统和文明的不可模仿性。雅克用他自己的方式意识到了这一点，有时候甚至把它夸大为接近种族主义的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当然这是他的假设，缺乏有力的证据证明。但是他没有看到崇拜中华性多么彻底地毁掉了他的想象，即未来的汉族现代性作为普世价值在全世界传播。中国崛起成为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大国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实，但它没有从无聊的现代性观念中得到任何说明，读者会发现《当中国统治世界》的末尾仍然是像开头一样模糊不清。如果有人说这本书不过是昨天的亚洲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的迟到结合而已，这并非不公平的指责。本书除了笼统地坚持儒家学说的民族持续性外（中国共产党被看作它的直接继承人），对当代中国社会本身几乎没有提出任何新东西。粗略几句话提到了不断加剧的不平等，但政府正在处理这个问题。对自然资源短缺和环境问题说得更多些，关于党的段落模糊不清，对边疆地区的麻烦的思考非常谨慎，总之坚定地认为这个国家还没有准备好实行民主。中共若能不受干扰地再统治中国 30 年就谢天谢地了。中国从那以后的实际社会风景会如何恐怕是读者最想了解的东西。当然，北京当局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人们仍然拥护它。在 1935 年，韦伯夫妇给他们有关苏联的书起名为《苏联共产主义：新文明？》，但在后来的修订版中把问号去掉了。今天的“文明国家”或许是用同样的精神来讨论的吧。对当代中国的严肃理解在其他地方。位于政治和思想光谱对立面的杰出学术研究成果可以被当作现在的基点。从自由主义右派看，黄亚生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是一本难得的杰作（tour de force），实证调查、概念清晰、思想独立。任何一个想了解中国的经济状况和增长方式的人都应该从阅读本书开始。黄的立场是典型的严格的新古典主义：只有通过私有化、确立财产权、解放金融、拆除对经济交易的系统性管理规定才能实现可靠的发展。就靠这些。但本书的结论再次清晰地印证了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的观察，即被引入歧途的意识形态可能成为创造性研究的前提，同时更多情况下可能是研究的障碍。通过对第一手证据的严格审查，首先是追踪银行的大量贷款及其接受者的文件而不是简单依赖汇总起来的第二手统计数据，黄冲破了环绕在毛去世后改革时代的中国经济周围引起遮蔽和混淆的层层迷雾。

56 他最重要发现是显然没有遭到破坏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上的。在 1980 年代，笼统放开的金融政策使得私有经济在农村繁荣起来，大量贷款流向农民创办的企业，它们许多带有让人产生误导的绰号“乡镇企业”。农村贫困程度因而大幅度下降。接着出现了 1989 年令人震惊的事件。
从那以后，国家迅速改变路线，阻止信贷流向农村企业家，贷款资金转向庞大的重建的国有企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同时给予大城市吸引外资的众多优惠措施。黄认为这个变化的社会后果十分严重。不仅是城乡不平等而且城市内部的不平等也急剧扩大，因为劳动力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农民失去土地，农村合作医疗和教育崩溃，农村文盲率实际上在增加。在猛烈攻击作为中国“超级现代性”橱窗的上海的一章中，黄展示了该市普通市民家庭从炫目闪烁的高塔和一体化基础设施中得到的好处是多么少。在世界最成功的波将金大都市（Potemkin metropolis 形象工程，该词来自 18 世纪俄罗斯元帅，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情人—译注），官员、开发商、外商在“大盗盛行的丛林”中大发横财，私有企业遭遇重重阻碍，普通家庭艰难度日。从全国范围看，在过去 20 年中，官僚群体在规模上翻了一番，他们的工资在 1998 年和 2001 年间连续四次十位数的增长。黄谨慎地表达了对当今胡温政府施政方向的一些乐观看法，认为这些是对 1990 年代江朱体制中最糟糕措施的纠正，虽然评论说这些改革或许已经太迟了，农民的企业已经成为废墟，当今农村也因为人们外出打工已经空荡荡了。不过，他最终对比了当今中国高耸入云的显示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和东亚其他地方如日本、韩国、台湾经济高速增长但相对平等的情况，以及在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外企和国企发挥的更大作用，国内私有企业占的比重很轻的情况。他认为其中一个后果是自 1990 年代中期以来生产力持续下降。在黄看来，这个教训是显而易见的：效率和平等总是依靠自由市场，而在中国它几乎被掐死了。那里当然是资本主义，但它因为腐败和自我扩权的政府而扭曲变形，政府拒绝给予自己的国民管理经济事务的自由，因而无法创造出实现公平和福利的必要条件。但这个解决办法过于简单化了，只需看一眼美国就能告诉像黄一样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问题在哪里。自 1980 年代以来，金融自由化和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权并没有给美国人带来多少社会平等。但作者用极端认真和流畅的方式提出的指控确实无可辩驳，文字背后隐藏的作者对冷漠麻木和不公不义的愤怒也显而易见。不是很多经济学家都会考虑把自己的著作像《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样献给几个被关在监狱中的村民和被处决的家庭妇女的。黄主要关心的是中国农村的命运，正如他正确坚持的，农村是大部分中国人生活和死亡的地方。都市劳工的命运是李静君《对抗法律》的主题。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研究都曾经是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最主要内容，如今随着劳工运动作为政治力量的衰落而陷入衰落。在最近一些年，或许只有在法国才有真正突出的著作出现。李从激进左派的立场写的这本书改变了这种状况。虽然在模式和规模上与其他著作不同，但本书的力量是自汤普森（E.P. 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诞生》以来的著作都无法匹敌的。事实上，它或许可以称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取消和再生》。本书是作者七年实地调查和研究的成果，是人种学和严谨分析的杰作。

57 本书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用来分析中国东北地区的锈带，另一部分用来分析广东的阳光带。前一半研究的是对解放后建设中国主要工业基地的无产阶级的破坏，因为东北大型国有企业被抛弃或出售使得工人下岗，常常沦落到几乎一贫如洗的地步，而官员和获利者在改制过程中把大量国有资产装进自己的腰包。碰巧的是，有一部难以忘怀的掠夺老工人阶级及其世界的作品可以作为《对抗法律》非常合适的补充。王兵九个小时的记录片《铁西区》
（West of the Tracks） (2003)是本世纪世界电影史上的里程碑。该片是在沈阳拍摄的，而李也在同一个城市进行的研究。李静君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探索了来自农村的年轻打工者的新工人阶级的出现。其中一半是妇女，他们没有集体身份或者政治记忆。他们在东南沿海出口加工区打工，工资很低，没有安全感，常常在恶劣工作条件下每周工作 70 或 80 小时，普遍遭受虐待和伤害。工人在锈带遭遇抛弃，在阳光带遭遇超级剥削，中国劳工在任何一个地方的待遇都极其悲惨。工人们的反应如何呢？在没有行业和政治组织的自由的体制下，他们曾经通过屈服换来微薄的安全感和尊严的社会协议已经遭到抛弃，法律成为他们唯一可以求助的资源，不管它是多么专制。工人的任何直接行动都面临遭遇警察镇压的风险，抗议活动只能进入法院，希望雇主和当地官员公然违反法律的行径能得到一些纠正，他们相信中央政府如果知道法律遭到破坏的话，会采取措施保证法律得到实施。民众相信党的领袖英明的观念或许可以看作传统俄国人信仰沙皇是没有意识到官员和地主胡作非为的“小父亲”的观念的中国版本。中央政府自然塑造了这样一种幻觉，他们不该为下面的非法行径负责。这给予中央政府在看到抗议即将失去控制的时候，在最后一刻介入的空间。实际上，正如李静君清楚说明的，法律只有在法院不千篇一律地地扮演犯罪和压迫的橡皮图章情况下才能作为有效的控制手段和神秘化体系发挥作用。遗憾的是，法院在很多情况下正是橡皮图章。但在少数案例中，劳工纠纷常常是在部分而不是全部有利于工人的情况下得到裁决，这仍然让人有一丝希望，期待法律还能提供一些保护，即使它遭到背后有国家力量支持的人的公然嘲弄。在某种程度上，这让人想起汤普森在《辉格党人与猎人》中描述的 18 世纪英国，即法治的概念成为战场，下层民众对判决的愤怒企图与上层人士对判决的玩世不恭对决，这是弱者手中唯一的潜在武器。李显示，在不平等的竞争中常常失败却没有爆发更加激烈抗争形式的理由是物质利益因素而不是意识形态原因。在锈带，工人失去了几乎一切，但自己的住房多数以非常低的价格买下来了作为安全网。在阳光带，打工者作为退路还有权返回家乡种地，老家村子的土地还没有被私有化。尽管各自的命运都很悲惨，但任何一种工人都不是赤贫者：都还有些东西。这些冷静和现实主义的结论并没有减少《对抗法律》中描述的人们希望被出卖、生活遭到毁坏的悲剧。李抓住了改革时代遭遇无情工业体系的劳工的声音，一个又一个令人心酸的采访是本书最大的成就。这些故事往往令人心碎，工人们在讲述故事时有痛苦、无奈和绝望，但口吻中也显示了勇气、愤怒、坚韧甚至幽默。很少有社会学著作像本书一样结合了结构真理和存在真理，客观真理和主观真理，这么让人印象深刻。如果不了解这些东西，任何对当代中国的认识都是不清楚的。在 19 世纪，欧洲把美国当作未来，虽然可能还有点遥远。在 21 世纪，西方以一种类似的眼光看待中国。当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东方的

58 托克维尔。人们能够复制他曾经取得的成就吗？现在有很多时间，但人们在任何一本《中国的现代性》中找到《论美国的民主》后继者的可能性都不大，虽然在其他地方也许可以找到。译者注：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学术中华》上关于黄亚生著《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企业家身份》的另一篇书评“让人怀疑的中国奇迹”。本文评论的三本书的详情：  马丁·雅克著《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央王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终结》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by Martin Jacques Allen Lane, 550 pp, ￡30.00, June 2009, ISBN 978 0 7139 9254 0  黄亚生著《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企业家身份》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 by Yasheng Huang Cambridge, 348 pp, ￡15.99, November 2008, ISBN 978 0 521 89810 2  李静君著《对抗法律：中国锈带和阳光带的劳工抗议》 Against the Law: Labou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by Ching Kwan Lee California, 325 pp, ￡15.95, June 2007, ISBN 978 0 520 25097 0

59 华盛顿邮报书评天安门日记原文：Washington Post： The Tiananmen Diaries 作者：Perry Link
（林培瑞）发表时间：2009 年 5 月 17 日译者：@xiaomi2020 赵紫阳，这位在 1989 年曾反对对学生示威者使用武力的前中国主席，四年前过世的时候，中国高层领导人成立了一个“应急领导小组”，宣称进入到“极为敏感时期”，将武警提升为特别警备状态，并下令铁道部严查前往北京的旅客。如果这是在中国统治中国的人对赵的去世的反应，那么，他们将如何应对在他身后出版的《国家的囚徒》一书呢？在书中赵多次攻击设置障碍和托词（和谄媚、撒谎、推诿和背后中伤）的那些人，其盟友和后代至今仍然大权在握。无论余波如何，这一点始终如一：同一批人——绝大部分出自于同一群吵吵闹闹的家庭，由共同利益锁定在一起，且习惯于经历动乱和政治上的 180 度大转弯——将继续掌权。就像滚动的球上的海豹一样，他们善于站在顶部。但为了保持平衡，这个群体有时需要牺牲一个任性的成员。在 1989 年，赵，当时的共产党的总书记，和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设计师，就是这样一个受害者。赵曾提出用“对话”，而不是戒严来处理北京的要求民主的示威。在 1989 年 5 月 17 日，他被赶下台，5 月 19 日，他被剥夺了权力。6 月 4 日，士兵们在北京的街头向示威者开枪，数百人死亡。赵紫阳被指控“分裂党”和“支持动乱”，并被软禁于家中，直至 2005 年去世。现在，在《国家的囚徒》，这本整好在他被清洗 20 周年的时候出版的书中，赵超脱于坟墓之外，开始发言。他蔑视小集团内不能公开谴责他人的潜规则。他多次直指李鹏、李先念、姚依林、邓力群、胡乔木和王震的名字。他谴责那次决定戒严的会议是违反党章的，因为他，作为总书记，应当主持这种会议，但甚至连通知都没接到。这本书是基于 1999 年到 2000 年，他谨慎地记录在约 30 卷录音带的录音。录音剪辑和本书同时被公之于众，一份中文的录音文字版应会同期出现。该材料很大程度上与已知的“天安门文件”13 相吻合。这份文件是 2001 年出版的未经授权的政府文件汇编，来自于“被关押的谈话”，是赵和他的朋友宗凤鸣的交谈记录，在 2007 年得以出版。但是本书的近距离和个人语气色彩十分鲜明。 13 译注：又称“六四真相” 当

60 学者将挖掘《国家的囚徒》，找到历史的细微差别。在本书比在任何其他地方更清楚，赵早在 1988 年，在民主运动开始之前，就已经深陷于政治麻烦之中；还有，早在 1982 年，赵就与胡耀邦就经济政策有所争吵，虽然这两位改革者彼此需要。邓小平则在本书中比在其他地方更鲜明地表现为“教父”的角色：其他的领导者争先接近他，不敢违背他，用他的话来攻击对方。然而，即使是邓，
也想为困难的决定而寻求免责之途。这个集团有着独裁的权力，但充满了不安全感。有时，这些领导者——差不多在顶端的有 24 个左右——和他们统治的社会出现奇怪的脱节。例如，赵——他比其他人所知更多——以为“老太太和孩子们睡在北京的街道上”来阻止戒严部队的进入。北京民众的确试图阻止部队，但没有老太太睡在街道上。赵为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他是大屠杀后政府的通缉名单上的第一人）表示失望，说他恶化了政治气氛，因为方“在国外，点名批评了邓小平本人。”但是，方不在国外，他生活在北京郊区，并刻意地保持了沉默。更为严重的是，赵和其他人似乎没有认识到，出现全国性的抗议不是象表面上那样源于西方，或由于 1988 年的通货膨胀这样的短期因素，而是来自于长期的深层的对腐败、特权和中共统治下的僵化的“工作单位”制度的深恶痛绝。 1989 年，赵敦促其他领导人与示威学生到进入理性对话，他坚持学生们“绝对不是反对我们的制度的根本原则”，而“仅仅是要求我们纠正犯下的错误。” 赵真的相信这一点吗？还是他以此来作为保护，如学生们自己所做的那样？当然，学生们知道这是危险的——也的确鲁莽——公开宣布反对统治体系。但要得出结论说，他们只感兴趣于纠正错误则有点傻。当某些事情不能明白地公共地被提出，学生们有时会采用双关语——比如，唱歌，中国国歌中有这样的词：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更有深意的是从 50 年代的选定歌曲中节选的歌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里歌手故意给“新中国”留下模糊的含义。有讽刺意味的是，是在 1989 年赵被监禁之后，他才更加接近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他的警卫告诉他打高尔夫“不方便”，他不得不猜测不成文规定的内容以应付“人为借口”，和官员们玩空洞的文字游戏。他对这种待遇的愤慨表明，他是第一次学习他所在的社会中的政治生活的常见特色。不过，软禁还是为他提供了阅读和从广的角度反思中国在历史上的状态的机会。在《国家的囚犯》的最后，我们看到赵到达了比他以前所持的任何态度更为激进的立场——中国政府这个长期以来称这一立场为“政治异议”。例如，赵最终下结论说，中国的需要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独立的司法体系。共产党将不得不放弃对权力的垄断。最终，中国会需要议会民主制。在他接近生命的终点时，他观察到“一群紧密结合的利益集团„„其中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都融为一体。这种精英权贵在阻止中国进一步改革，将国家政策调整为有利于自身的方向。”他看到中国“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创造了经济繁荣。社会的统治者声称是他们让上亿人脱离了贫困，但事实是上亿人靠辛勤的长时间的工作让自己脱离了贫困，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把精英们抬到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和经济大权的顶峰。

61 海豹们还在持续地踩着球——和过去一样危机四伏，但肯定还是在上面。

62 译者频道——看世界纽约时报社论高法判决重挫美国民主原文：NYT：The Court’s Blow to Democracy 撰文：纽约时报社论
发表时间：2010 年 1 月 21 日翻译：李雅靖@中选网校对：小米 fm 译者邦最高法院 5 比 4 的裁决是灾难性的，将美国政治推入 19 世纪的镀金时代。法院的保守派多数骗人有术，危险地挥舞起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大旗，为商业公司用其巨额财富左右选举并要挟当选者为其服务大开方便之门。（相关链接：柏蔚林：美国选举制度发生重大变化）这一裁决是对美国民主制度的致命打击，因此国会务必立刻采取行动以减少这一裁决可能造成的破坏。本周四高法裁决的结果使得商业公司摆脱了近一个世纪它们不能直接花钱介入政治竞选的禁令。眼下，商业公司可以随心所欲地用现金支持或击败候选人。如果一位国会议员站到一个特种利益集团的对立面，后者的游说人现在可以威胁说：我们会调用一切资源将你拉下马。高法对联合公民对联邦选举委员会案（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的裁决否决了业已建立的法律体系，侵蚀了矗立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商业公司与选举政治之间的大墙。（此项裁决同时允许工会为竞选花钱，尽管工会手头可支配的数额少得可怜）。我们的国父曾经警告我们商业影响政治的危害。他们制定的宪法中提到不少群体并赋予它们权利和保护：人民、民兵、媒体以及宗教信仰，但并未提及商业公司。 1907 年，商业公司的财富与权力又创新高。其时，国会表述了它对商业团体与竞选活动之间的关系：企业不能向竞选者提供赞助。上世纪中期，国会又扩大了这一禁令覆盖的范围。这一法规在过去几十年了经受了一系列挑战，直到本周四被高法废黜。联

63 这一个案子本不该由高法裁决。但大法官们手伸得很长，抓住了一个案子就不放松，这个本身案涉及 2008 年大选中一部攻击希拉里•罗德汉姆•克林顿的宣传片中的一个技术性的枝节问题。然而，高法将对此案的斟酌提升为对是否废黜禁止商业公司赞助竞选的法律的讨论，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安排听证。高法只给律师们一个月的时间为如此繁复的案子准备辩词，并在自己的假期期间安排了辩论时间。首席大法官小约翰·
罗伯特在提名听证时说他会履行司法无谓的原则（judicially modest），[象棒球裁判一样]仅仅判定是坏球（balls）还是安打（strikes）。他无疑知道高法这次的行为与他听证时的表述大相径庭，因此专门写了一份意见，为高法不知羞耻的行为辩护。高法多数派在法律面前出现重大失误，其中最为恶劣的错误是判定商业公司与人民一样享有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这一观点极为牵强附会，因为商业公司是由州政府成立的赚钱的机构，为了更好地盈利，它们被赋予包括不同税率在内的多种特殊的权利。认定这些人为建立的法律实体与必须对候选人表达自己的意见的公民拥有同样的权利是对宪法的根本性误读。此外，高法的多数派还可笑地宣称，与目前仍被禁止的对竞选活动的直接捐款有所不同，公司在这一方面的独立花销“不构成任何腐败或给人以滋生腐败的印象”。如果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告诉国会议员他们打算花数百万美元在选举中击败任何反对政府救市决定的议员，并且他们确实这么做了，这看上去自然就是腐败。在高法对此案进行听证后，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告诉记者，一些法官对特殊利益群体的现金影响国会立法的作用的认识“极端天真”，让他感到惴惴不安。持不同意见的法官约翰•保罗•史蒂文斯警告说，这一裁决不仅威胁到民主，而且 “恐怕将对高法本身构成伤害”。历史很有可能会对这一裁决和做出这一裁决的法院做出极为严厉的评判。高法对公民联合会案的裁决很可能会被看作是继布什对戈尔选案（指 2000 年大选两位候选人没有获得联邦选举委员会多数票之后的官司）之后的又一次令人耻辱的判决。那一次，高法的保守派以 5 票对 4 票的裁决禁止继续清点有效选票，以保证一位保守候选人当选总统。这次，同样保守的法官为了使共和党侯选人在今后的竞选中拥有巨大的优势再一次破坏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国会以及关心公平竞选与廉洁政府的公众需要立即动员起来，奥巴马总统说他将亲自参与这一运动。国会应完善总统竞选募捐规定，并为国会竞选也设立一套捐赠制度，从而帮助普通美国人为竞选捐款。国会还应该颁布一项法律，规定上市公司在为政治竞选花钱之前必须先获得其股东的同意。上述每一举措固然都很关键，但依然不够。真正的解决办法在于推翻高法的裁决。有四位持异议的法官在他们的声明里已经雄辩地说明为什么这个裁决在法律上是错误和危险的。他们需再拿到一张票才可以拯救岌岌可危的民主。

64 保罗克鲁格曼多数派之殇原文：The Curse Of The Supermajority 作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
14 发表时间：January 27, 2010, 6:10 AM 译者： @messiahxu 党通过给选民一个承诺来获得统治与执行新政的权力，这就是民主的工作过程。而美利坚合众国的政府运作流程却是这样的：政党通过给选民一个承诺来获得席位，除非六十个参议院都隶属于你，否则不能说有统治权。去年是一个历史上少见的用冗长演说捣乱之年。参议员汤姆·尤德尔打算改变参议院的陈规，因为回归宪法，你根本找不到有关多数天然正义的依据，他十分精彩的论证了与我们经常听到的相反，少数服从多数根本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而且这也并不是长久以来形成的传统。实际上这还是因为共和党发现自己属于少数派之后才发展起来的理论。汤姆·沙勒认为，因为守旧派不愿意做出多少改变，所以多数派体制使美国有着右倾的政策。可布什不是做了很多改变吗？某种程度上吧。但布什政府的所有政策总结起来不就是透支未来吗。无资金支持的减税，无资金支持的医保改革，无资金支持的战争，诸如此类数不胜数。布什从未证明过负责任地管理美国是可能的，因为他根本没尝试过。尤德尔的理论是正确的。我们需要改变参议院。否则，我们将会亲手将祖国缔造为香蕉共和国15。 14 译注：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 1953 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是自由经济学派的新生代, 理论研究领域是贸易模式和区域经济活动。目前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教授。2008 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他发表在纽约时报他的专栏《自由派的良知》上的观点。 15译注 2：香蕉共和国：是一个经济体系属于单一经济（通常是经济作物如香蕉、可可、咖啡等）、拥有不民主或不稳定的政府，特别是那些拥有广泛贪污和强大外国势力介入的国家的贬称。通常指中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小国家。这里泛指执政能力很弱的国家。政

65 纽约时报意大利的非洲移民英雄们原文： NYT： Op-Ed Italy’ s African Heroes
撰文：Roberto Saviano 发表时间：2010 年 1 月 24 日翻译：SoapSalesman16 大利，那不勒斯——当我还是一个青年时，这儿的孩子们经常用枪打爆狗的头。耍枪是获得自信的一条捷径，或者把怨气发泄到另一个生灵身上。现在看起来，活人被用作练习的靶子。这个月在南意大利，至少有一个非洲移民移民被气步枪打死，随后罗萨诺 (Rosarno)爆发了骚乱。这场暴动被广泛描绘成移民和本地意大利人之间的冲突，但他们实际上是在反抗 Ndrangheta，一个强大的卡拉布里亚黑手党。那些试图否定或者削弱这个动机的人们不明白：这个地区的一切都在犯罪组织的控制之下，包括工作，工钱，住房。第一次起义发生在 2008 年的沃尔图诺堡（Castel Volturno），那不勒斯附近的一个小镇。那里的本地黑帮打手杀死了六个非洲移民人。这次屠杀是存心在胁迫，反而点燃了移民的怒火。在沃尔图诺堡，移民主要从事建筑业工作。在罗萨诺，他们采摘橘子为生。但这两座城市的经济都被黑手党控制。唯一有胆量反叛黑手党的只有非洲人。一个登陆法国或者英国的移民清楚：他要遵守法律，但也清楚他将享有的切实权益。意大利不是这个样子，官僚作风和腐败使得看起来只有禁令和黑帮统治，权利荡然无存。黑手党剥削他们，但同时也准许他们在郊外废弃的地区生存。他们还要忙着躲避警方检查，否则会被遣返。移民们暂时愿意接受微薄的薪水，奴隶一般长工时以及可怜的居住条件。他们已经付出了自己的所有财产，冒着风险来到了意大利。但他们是来寻找更好生活的──他们不愿意让任何人夺走追求幸福生活的机会当地意大利人也有人拒绝黑手党秩序，但他们还有离开像罗萨诺这种地方的手段和方法──自己成为移民。但是非洲移民人没有。他们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宗族，他们清楚必须集体行动，这是他们保护自己的唯一方式。否则结果就是被杀，有时甚至发生在欧洲移民劳工身上。 16 SoapSalesman 译注：把”非洲人”换作维族人，把黑手党换作中共，it also works. 意

66 把罗萨诺暴乱这看作犯罪分子是一个错误，他们并非在攻击法制，而是在期盼法制到来。当然非洲移民也有犯罪组织，非洲人的黑帮也和意大利黑手党做生意。从南美途径西非到达这里的可卡因数目正在增加。非洲犯罪集团正在急剧强大力量，但是贫穷的非洲劳工不是他们的人。意大利政府谴责骚乱暴力行为，但是：如果把移民看成犯罪分子，这会逼他们党黑手党。罗萨诺暴乱之后，政府把一千多移民扔进了拘留所，自成为了自身安全，摧毁了他们本来的居住区。这种反应将鼓励那些移民把犯罪组织看成对自身的必要保护。
现在，大众在反抗。他们来到意大利是为了自己过得更好，而不是来做暴徒。但如果罗萨诺的非洲移民走向有组织犯罪的层次，他们就会和卡拉布里安的黑手党谈判，获得更好地工作和居住条件，而不是走向暴乱。意大利这个国家忘记了自己的移民在美国受到了怎养的”待遇”，意裔移民受到的歧视使得黑手党在哪里扎下了根。对那些没有安全感和代言人的意大利移民而言，逃离暴徒的魔爪是很难得。想想 Joe Petrosino，那个意大利出生的纽约警察， 1909 年他因处理黑手党被谋杀。认清意大利人因此付出的代价，这个例子已经足够。来到意大利的移民干着意大利人不愿意做的工作，但他们同时也开始捍卫那些意大利人因为害怕，无视或者懒惰而放弃的权益。对那些非洲移民，我要说：别走，那些黑手党我们一个民族承受不来。

67 大西洋月刊海地为何如此脆弱原文：Atlantic : The Backstory: How Haiti Became
So Vulnerable 撰文：Max Fisher 发表时间：2010 年 1 月 13 日 4:24pm 翻译：@xiaomi2020 周二晚上震撼海地的 7.0 级地震成为本可能肆虐任何地方——只要看看 1994 年洛杉矶的 6.7 级地震中失去生命的人数和损失就知道了。但在被报道的海地所受破坏，尤其是首都太子港，破坏的规模更为惊人。海地的推特用户报告了被摧毁的街区和无法正常工作的民用设施；官方估计死亡人数有 10 万——是海地总人口的 1％。什么力量让海地，这个与多米尼加共和国共享加勒比岛屿伊斯帕尼奥拉的国家如此脆弱？从最近的到最远的资料来看，下面是造成海地衰退的最重要和确定的原因：  政治混乱削弱了公民社会《纽约时报》的 Walt Bogdanich 在 2006 年探讨过海地严重受损的政治制度。 2004 年，“一名被控死刑的警察首领帮助武装叛军推翻了总统，Jean-Bertrand Aristide。海地，从来没有进入过稳定状态，很快变成了无法无天世界，甚至震惊了当初支持 Aristide 下台的人。一位前罗马天主教神父上升首位，成为海地穷人的英雄。” 今天，首都太子港因为绑架、散布于贫富间的相似的恐慌而真正陷入瘫痪。腐败的警察，身着制服，在光天化日之下上街杀人。如此极端的混乱，如此失调的临时政府，让投票选出新的总统都已经被延期了四回。  高压的统治阶级

68 在 1993 年，纽约客的作者 Mark Danner 对本应是民主体制的海地的腐败表示失望，在 1991
年，他看到民选的总统希望帮助穷人和修补民间社会，却被少数的统治者发动政变而赶走。他写道，“根本不清楚如何，或者是否，民主可以在海地这样的地方生根发芽。 ”Danner 描述了少数人的富人和多数的穷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造成的政治混乱，对日益增长的穷人更是缺乏服务。  严重的健康危机加剧贫穷纽约客的 Tracy Kidder 在 2000 年的文章中描绘了 Paul Farmer，他是一名想改革海地糟糕的医疗制度的医生。Kidder 注意到，“年收入在 230 美元左右，可预防、可治疗的疾病负担杀死了 25％的 40 岁以下的海地人。”Farmer 认为，医疗和药物是海地贫困的核心问题，也是该国的弱点核心问题。Farmer 在美国占领这一地区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一根源，以国家大坝举例说明：在 20 世纪初相当残酷的美国占领海地期间，大坝由美军的工程师计划建造，并在一位外来的美国专制者的统治下，由来自德克萨斯的 Brown 和 Root，以美国进出口银行的钱，还有其他，在 50 年代中期建成。大坝淹没了农民的农场，把他们赶进了山里，在那里耕地造成了土壤侵蚀，这都是为了改善美国所有的农场的灌溉，并最终为太子港，特别为富裕的精英家庭和外资组装厂提供电力。在这些工厂，农民的男孩和女孩们还象奴隶和劳工一样工作，现今他们当中不少人返回家中，感染了艾滋病。大多数农民没有为他们的土地被征用而得到报酬。正如他们所说，这一项目甚至没有为他们通电通水。  从殖民时期以来的资源滥用人类学家 Jared Diamond 在他 2004 年的畅销书《崩溃》中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来探索海地为什么比邻国多米尼加穷那么多，也更为暴力。他认为，低效率的农业和 19 世纪欧洲化的过度伐木导致海地在 20 世纪自然资源枯竭。不出意外的是，法属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前奴隶，将他们的国家更名为海地（原名泰诺，是这个岛的印度名字），杀死了许多海地的白人，摧毁了他们的种植园和基础设施好让重建奴隶体系变为不可能，他们将种植园分成了小块的农田。虽然这是过去的奴隶为了让自己成为自由人而做的努力，从长远来说却证明了这对海地的农业生产率、出口和经济是灾难性的，农民们想要种植经济作物的努力没有从后来的海地政府那里得到太大帮助。海地还在消灭大部分的白人人口和幸存者的移民过程中失去了人力资源。

69 传统基金会公众外交 2.0 当美国政府遇到“新媒体” 原文：Public Diplomacy 2.0: Where the
U.S. Government Meets “New Media” 撰文：Helle C. Dale 发表日期：2009 年 12 月 8 日翻译：小米（[email protected]）摘要：Facebook（花名册）和推特能改变世界吗？这些有趣的新鲜的社交网络站点能否促进民主，让美国价值更好地在全世界被理解？潜力肯定是有的—— 就象那些在伊朗的选举后抗议活动中无价的推特消息更新中可以看到的一样。美国政府正在拥抱 Web 2.0，想设定一个雄心勃勃的策略接触到全世界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人群——可称之为公共外交 2.0。虽然潜在的发展毋庸置疑，潜在的危险也是如此。公众外交专家 Helle Dale 解释最近的网络外交的进展，战略，优势和风险。美国政府的公众外交和的沟通专家在探索以“社交媒体”的潜力来赢得国外的人心，特别是今天的理念争锋所在，穆斯林社会。美国的敌人们已经在用低成本的联络工具，可以在计算机键盘或手机按键上联络成千上万的人，甚至上百万人。公共事务博主 Matt Armstrong 这样写道， “在这样一个大众信息和精准导向的媒体时代，从政治候选人到恐怖分子必须立刻并持续地和受众群互动，这才能成为重要和有竞争力的人物。忽略社会媒体的用处等同于在全球的影响力竞争的持久战役中放弃高地。” 毫无疑问在联邦政府和新媒体之间需要战略思维、培训和关键分析，才能合理行动。美国政府比较古板，经常在使用技术创新方面远远落在私人领域的后面，新的社会媒体是尖端的、灵巧的、多变的和在个人层面上互动的。“只为了用 web2.0 工具而用 web2.0 工具是没有道理的。”Sheila Campbell，联邦网络管理委员会的联席主席在二月份告诉《国家周刊》说。也就是说，许多联邦机构还有待展现他们制造视频或网站的能力来吸引和保持公众的兴趣。在缺乏全国性的沟通战略，也缺乏衡量各种沟通手段的平台的能力的时候，新媒体对公共外交的有效项和战略性的沟通目标也成了受限的。能够接触到大量受众的潜力肯定是有的，但是在新的社会媒体成为美国政府向全球受众沟通的主要载体（除了更传统的手段，如短波和 FM 广播、电视、图书馆和交换学生项目）之前，还存在很多关于理解公共外交 2.0 的本质的鸿沟。

70 互联网外交的历史美国政府内部使用新媒体始于九十年代初期，当互联网迅速成为商业和家庭的常用工具时。在过去的几年中，在线社会媒体也成为在全世界触手可及的。 Facebook，比如说，在不久以前还是仅仅是一个中学生和大学生的社交网站，它的初次亮相是在 2004 年。它曾经是青少年们跨过父母管制进行联系的一个工具。但是现在，Facebook
已经成为在全球适用的方便的大规模沟通手段，青少年和成人，政府，普通市民和企业都在使用它。奥巴马政府是带着对新媒体的潜力的热切期望正式上任的，之前他的总统竞选运动是美国历史上最有技术含量的。事实上，新媒体覆盖是今天在 Judith McHale 领导下的国家部门的公众外交创新的重点所在。他是主管公众外交的新的副国务卿。然而，部分就是因为这项政策的重要性（可以追溯到六月份总统奥巴马对阿拉伯听众进行的开罗讲演伴随着美国政府对他的演讲广泛进行电子化传播方法，和 McHale 的上任形成巧合。），部分是因为新媒体覆盖在各种政府机构中还比较模糊，现在没有数据可以量化地分析美国政府的新媒体沟通的有效性和影响力。国务院对需要拥抱新出现的技术的讨论，特别是规范互联网在大众参与方面所具有的惊人的有效的能量，可以追溯到十多年前。早期的行动是 Joseph Duffey 所为，他是比尔· 克林顿总统的美国情报处（USIA）的处长：为了省钱，Duffey 把一些 USIA 行动搬到了电子平台上，关掉了情报处的费时费力的打印刊物。变化在 2000 年的时候真正开始了，在国务院情报处采用了之后，当时 USIA 的文化和交换项目成为国际信息项目（IIP），而它的公众外交官员们成为了国务院的地区服务处，在美国大使馆领域工作。在 2000 年，Ira Magaziner，总统克林顿的“互联网沙皇”给国务院的官员们做了关于美国需要更多地介入到公众外交中的简报。当互联网很快成为更深入地植入到每日生活中的时候，他说普通人现在可以接触到几乎无限的信息中，在政府这一方需要提供更大的开放和更深的关联。参议员 George Allen，共和党的高新技术专责小组的主席在 2001 的网络外交会议上也说了了类似的主题，指出“互联网是现代版的古登堡印刷术，”称赞它在“传播我们想法”上的妙用，可以在全世界以前无法进入的社会中传播民主思想，“[有希望]带来更大的自由。” 虽然在 2000 年和 2001 年，互联网上需要美国外交已经被广泛理解，但是什么应该被贴在网上以及如何才是最好地实现美国的外交目标的方法却一直是一个争论中的话题。如美国和平研究所的 Richard Solomo 在 2000 年所说的“让政府把美国对所有问题的观点放在那里，让任何人都可以看到，机会当然是有了，但是问题是：政府应该放点什么上去呢？”公平地说，这个问题到现在还在争论中。在 2004 年推荐的公众外交顾问委员会的年度报告中说国家 “积极寻找方法利用新出现的软件成果来扩展……推广在互联网上的覆盖，”但是迟至 2006 年才申

71 请了预算，虽然是为了公众外交增加资金，却没有包括利用新技术的资金，还是倾向于用传统工具，比如广播。直到 2006 年国务院的 Condoleezza Rice 才说她想要贴“帖子”，“人们可以访问一个网站并和美国的外交官在线交谈。”按照
Condoleezza Rice 的说法，她是乔治 W· 布什总统时期负责公众外交的国务院副助理，2007 年 1 月，第一篇国务院的博客由高级法律顾问 John Bellinger III 以访问者的身份在 Opinio Juris 博客上贴出。接着九个月之后国务院正式加入了 blogosphere，开通了自己的博客， Dipnote，开始了公众外交。美国.gov 的开通，成为美国政府的主要公众外交门户，在 2007 年 1 月由国务院的国际信息项目部成立，由美国外交官们负责。美国.gov 上既介绍美国生活，也提供总统和国务院的安排，还是一整套交互式媒体的平台——网络直播、博客、视频、Youtube、推特、 Facebook，甚至第二生命，这是一个 3 维虚拟世界，用户可以用自己的声音和文字聊天。国务院的最近的新媒体尝试之一是 Co.Nx，一个网络会议项目，可以将美国在各个领域的专家和国外受众及美国使馆连接起来。奥巴马方式在就任后的前几个月里，奥巴马政府表示出要运用 21 世纪科技手段的决心，把各种形式都作为公众外交的组成部分。和去年在总统选举中所用的策略类似，一个有广泛的多样形式的社会网络和沟通媒介被考虑用于最大化地展现和引起对美国的共鸣。在奥巴马总统第一天到达办公室的时候，他签署了一个要做“透明和开放政府”的备忘录，其中提到“Web2.0 技术对于打入全国的社区中获得海量知识……”是十分必要的。很快政府就热切地期望这对于打入到全球的社区中也是如此。部分是为了做到让美国这一品牌更有市场，对外国人群来说更易接触，奥巴马总统任命了 Judith McHale，发现沟通公司的前总经理和 CEO，作为公共事务和公众外交部的副国务卿——他将发现一手塑造成了在 170 个国家，以 35 种语言，拥有 14 亿的注册用户的全球巨人——从中也可以看出奥巴马总统对公众外交的规模所报的期待。在问道是什么让发现在全球市场上如此有效的时候，McHale 强调了需要理解目标受众和以用户友好的方式来传递信息。在 2009 年 5 月 13 日的听证会中 McHale 陈述道： “新科技，以一种有效的和创造性的方式来运用，可以成为扭转局势的工具。沟通进步提供了前所未见的机会可以直接和人们互动，让他们相互联系，可以极大地放大主要的传统公众外交能力。它们提供了从一个旧体系下转变的机会，在旧体系下，我们的政府以一对多的方式沟通，而新的体系下以互动和合作的方式交流，可以跨越过去把我们和世界人民分开的那条界限。我们必须创造一个结构化的框架，可以充分利用新媒体的威力，但必须了解这些新工具需要被仔细地针对特定条件而改造，并应当总是被服务于更大的战略目标。”

72 让奥巴马总统承诺将科技作为公众外交的重要机制和 McHale 的动议，最重要的例子就是总统的开罗讲话被广泛传播。为了让奥巴马总统对改善美国-阿拉伯关系的呼吁能够传播得尽可能广泛，美国政府机构运用了各种各样的互联网应用服务，包括社交网站、播客和白宫网站上的网络直播。短信和推特更新在全世界范围内覆盖了超过 20,000
的用户。这一由国务院资助的特别服务的重心在于外国的公民——美国公民接不到这些短信，所有的美国公众外交产品都要遵循此规定，因为《史密斯· 蒙特法案》限制对美国公民传播洗脑信息。【注释 1】这些短信有阿拉伯语、波斯语、乌尔都语和其他八种语言形式，传播人群超过了 200 个国家。这一讲演的文字及视频翻译版本在 Youtube、Facebook 和 MySpace 都能找到，也放在了南亚受欢迎的社交网站 Orkut 上。白宫还开始了一项对 Facebook 的国际讨论，上面有超过 2000 万的阿拉伯用户，还有通过短信发送的对这一讲演的回复信息，在美国.gov 网站上被编辑整理和张贴出来。类似的，按照 McHale 的说法，奥巴马总统七月份在戛纳的讲演“是为 21 世纪进行创造性公众外交的一个典范。我相信这将代表了国务卿希拉里· 克林顿所称的 ‘巧实力’。其中心即白宫采用创造性方式在新旧媒介之间架起桥梁。”白宫办公室的新媒体策略包括了整个非洲的短信服务，邀请人们以英文或法语问问题。87 个国家近 16,000 人问了问题。南非的美国领事馆与移动社交网络合作，从全非洲得到了另外 20,000 个问题。新媒体和独裁政权：伊朗案例这些忙乱的活动背后是在 21 世纪的媒体环境中可能结出硕果的愿景。但是新媒体以它自己的方式，在被高度控制的国家，比如伊朗、缅甸、中国或俄国，面对政府干预的时候，和传统媒体一样脆弱。虽然新媒体在创造和融入政治力量方面有很大的潜力，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是正义力量。这些力量也可能为美国的敌人所用。乔治敦大学的雅虎同事，Evgeny Morozov，在 10 月份美国赫尔辛基委员会的一次简报上说推广新的数字空间“和推行自由选举有着同样的风险：我们很可能不喜欢赢得它们的人。”而且，集权政府在控制网络上的努力是非常复杂的——正和民主政府们一样——努力将网上的想法接近的人组成联盟。结果是，其他的新科技如手机，和旧技术如短波广播将继续在对抗集权体制时发挥重要作用。焦点案例是六月的伊朗选举，那时 Web2.0 的革命性潜力真正的进入到了公众视线。这场选举及戏剧性的结果为奥巴马政府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将美国政府的公众外交战略付诸实践——虽然这种潜力很难完全穷尽。伊朗案例表明 web2.0 技术有潜力起到八十年代波兰团结工会崛起的时候的传真机，和 2005 年乌克兰橙色革命时的手机同样的作用。但是，这种潜力只有当技术和支持民主和自决力量和积极的美国官方政府政策相结合的时候才能展示出来。就技术本身而言，新媒体可能会改变技术的格局，但是如果美国政府发出的信息没有

73 强烈支持美国价值和民主的话，则政治影响会大打折扣。在伊朗，奥巴马政府和同时爆发的公众示威只有一臂之隔。当伊朗公民走上街头，抗议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再次当选的胜利时，公共抗议的狂潮横扫整个伊朗。在这些抗议中，社会网络的作用——既体现在组织这些活动上，也体现在共享最新状况上—— 被广为传播了。围绕着伊朗抗议的网络激进主义是前所未见的，引起了全球的争议。伊朗社交网络工具的利用说明 web2.0
既有机会，也有弱势，“公民记者”能够立刻和全世界的观众分享报道。被伊朗政府挡在外面的外国记者可以依赖“群体爆料”来撰文，他们可能在伊朗境外，也可能被限制在宾馆房间里。对抗议者的残酷镇压的记录出现在 Youtube, Facebook 和 Flickr 上，在博客里和电子邮件中。主流媒体，如 CNN 和福克斯新闻，以伊朗公民记者提供内容和正在进行的活动安排为重要新闻来源。反过来，推特革命让推特本身成为新媒体新闻报道中的闪亮主角。在弱点的这一面，错误的报道和正确的一样容易被传播。而且伊朗政府采用了准确定位和提前准备的内容审核策略。在互联网活动的初期高潮之后，德黑兰关闭了伊朗全国的互联网，接着允许逐步的但是受控的网络活动。这还包括封锁移动网站接入和卫星电视。由于伊朗政府拥有和运营广播和电视，监视所有的报纸和出版物，它在信息传播上大权在握。尽管有着精通高科技的赞誉，美国政府的覆盖面是受限的，体现在国务院要求社会化网站推特在伊朗大选之后的那些天里推迟它本来预定的维护工作。毫无疑问，这一行为是重要的，但是有着美国政府这么多的资源，这很难称得上是有前瞻性的。奥巴马政府选择在伊朗采用放手的策略，拒绝对抗议者提供公开支持来影响选举结果。这些都因为其技术型策略在公众外交上的潜力并未实现。新媒体和美国政府：风险分析当美国机构开始用社交媒体技术做一系列活动的时候，当这些方式正在跳跃性增长的时候，直到今年九月，官方的“联邦部门和机构对社交媒体的安全使用准则”才由联邦信息委员会公开发表。这份文件适用于所有联邦机构在使用社会媒体时与雇员、合作伙伴、其他联邦机构或公众进行的合作和沟通。因此这不仅仅是对美国政府使用社会媒体进行公众外交而特别列出的指导意见，而是至今为止最接近于政府制定的所谓社会媒体政策。这些活动涉及到的安全风险对多数使用社会媒体的部门是共通的——从国防部到国土安全，从 FBI 到教育和司法部。这份准则指出社会媒体对于各种网络攻击是脆弱的，包括“鱼叉式网络钓鱼”，这是指瞄准一群用户，目的是让他们采取行动，放出计算机病毒，例如打开一个文件或点击一个链接。另一种攻击，社交-工程，通常聚焦于个体，利用公布在社交媒体网站上的丰富的个人信息进行危害。另一种网络应用攻击，一个用户可能不小心让一个恶意网络应用进入到 Facebook 账户中，下载未经授权的软件到他的电脑商。新的网络技术也为攻击者打开了新的途径。

74 安全挑战是第一份官方准则的焦点——而不是为了信息本身或合理使用而提出准则。该准则的结论是，要使用社会媒体技术的决定必须由每个机构提出，而且必须明确任务需要使用该技术的合理性。换言之，每个机构基本要自行做出风险分析和接受风险。在这份 19 页的准则总结道， “总而言之，一个被劫持的个人社交媒体帐户可能是讨厌的，费时费力的，或者让人尴尬的。，
一个被劫持的联邦用户的帐户或联邦账户可能有更严重的影响。非官方的帖子，推特或信息可能会被公众认为是官方消息，或者可能被用作传播恶意软件，通过鼓励用户点击链接或下载不需要的应用。” 国家的社交网络：有多有效？社交网络的巨头包括象“Facebook，推特，MySpace 和其他交互式媒体工具网站来与持续扩张的家庭、朋友和同事等圈子进行交流。”有一些受欢迎的社交网络站点美国政府也采用了，基本上是以同样的方式在操作。Facebook 是这样一个站点：用户创建一个个人档案，增加联络人作为“好友”列表，同时加入感兴趣小组，比如说，关于家庭园艺或支持某位政治候选人的信息。任何人都可以贴出个人信息或创建一个小区，这也是政府组织从美国使馆到 FBI 已经做的。在四月，美国公众服务局域 Facebook（及其他几个站点如 Flickr 和 YouTube）签订了一个协议，为国家部门基于特殊服务条约使用社交网站扫清了障碍。从此之后，政府部门可以按它们认为最合适的方式自由使用 Facebook，Facebook 上最经常被公众点击的头五个政府网站是：（1）白宫；（2）美国海军陆战队；（3）美国军队；（4）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和（5）国务院。推特帖子，Facebook 页面和其他网络张贴是多多少少比官方站点更松散地联动的混合体，通常由机构中的用户自行管理。偶尔的，以国防部来说，该部门中的低级机构有着相互矛盾的政策。虽然军队网中的士兵被允许使用推特和 Facebook 贴帖子，向家乡的朋友和家人展示照片，海军陆战部仍然禁止了从自己的网络连接同样的站点，显示出要合理地审查这种站点的困难性。 FBI提供了很好的例子说明利用象Facebook这样的站点来代表政府部门的危险。正是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创建一个小组，在 Facebook 上寻找带有“FBI”的小组名单不仅仅是 FBI 的职业小组，还有好几个看起来很官方的小组，带着类似的章或根本就和 FBI 的一模一样，而实际上完全没有关联。这些机构的风险是人们创造的假网页可能会扭曲他们的形象或传递的信息。为了从可信度的角度对抗这些行为，政府应当公布一个可连接的、官方的美国政府部门使用社交网络的页面名单。美国使馆已经看到了社交网站辅助公众外交上的潜力。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的使馆都有 Facebook 页面，提供关于美国和美国文化的信息，受众是 12 岁到 26 岁年龄段。不过，效果则好坏不一。到 12 月 1 日，印尼的美国使馆骄傲地拥有 19,640 的“粉丝”。其网站有一个美国政府的官方大印，就其外交目标来说也有一个很职业的外观。与此相反，巴基斯坦的美国使馆只有 539 个 Facebook“粉丝”，更难辨认出这是一个官方群——这个网站没有官印，没有国家

75 部门的电子邮件地址，看起来象是漫不经心的家庭作业。这为规范美国政府使用在线社交网络的政策准则提出了值得注意的适当的问题。在约束社交媒体上美国政府面临的挑战非常之多。其实质是政府要有统一的信息，社会媒体的“草根”本性让这变得很困难，有时去控制它们也是不受欢迎的。社会媒体的吸引力恰好就是它带来的亲密感和非正式化，通过规范，政府则有风险削弱、甚至毁掉社交媒体的这种吸引力。社交媒体上的内容应该既是有趣的，又是对个人适合的——人，而不是正式信息才是社交互动中的实质。在另一面，缺乏规范对机构来说隐含着巨大的风险，包括敏感区域，如国防和外交。在政府内部的规范如果有效，政府必须树立起政策准则（可能类似于
Heritage 基金会对其博客所使用的规则——所有的 Heritage 博客必须被基金会的部门总监和博客编辑审核通过）又不会破坏社会外交的亲密感。这种媒体的力量就在于其新鲜和无拘束的感受，能够让人们有个人化的感情投入。最后，互联网接入条件并不是在美国需要包括的所有区域都已具备。虽然 75% 的美国人可以接入互联网，在亚洲只有 17.4%，非洲只有 5.6%的人是连通的。在世界上许多地区短波收音机和电视仍然比新媒体表现得要好。从科技上来说，世界的进步脚步是不均衡的。这意味着一个国家性的策略必须基于复杂的分析和对世界不同地区平台相对有效性的分析上。这些考虑对于今天的公众外交的成功至关重要。移动技术：政府的有前途的工具推特。推特是网络上 50 个最受欢迎的站点之一，每个月从平均五千五百万用户那里获得信息。用户（无论是个人、政府机构或私人组织）都可以创建一个账户，发送不超过 140 字的短消息给推特订阅者。国务院的 Dipnote 推特账户有 8,986 个“粉丝”，推特用户特别注册来接收 Dipnote 的推语。（译者注：Dipnote 是美国政府开设的博客名称。）推语通常用来在手机上以短信方式接收，引导“粉丝”们到发送者的网站上去看更长的内容。政府部门能够快速地建立推特账号，将信息广泛地送到公众中感兴趣的的成员中。食品药品监督局，比如说，通过推特发布食品召回信息，国务院（Dipnote）和白宫（USAtwitt）向与各自网站有关的媒体发送“推语”。因为推特依赖手机，它对 7 千 8 百万巴基斯坦的手机用户（占总人口的 44.3%），和阿富汗的 1 千零 500 万人口（占总人口的 23%，到 2011 年预计达到 72%）有广泛的接触面。推特在一个迅速改变的环境中交流关键信息非常有效，因此是作为公众外交的重要潜在工具。推特是一个草根工具，很适合传播那些其他方式无法扩散的消息。以“从上至下”的角度来看，推特作为监控和快速预警尤为有效，让官员们对即将发生的事件做出反应。这在伊朗的选举后示威中和政府的暴力镇压中已经有了例证。其他的例子如：去问题区域的旅游建议，食品和商品的召回，和传染病警告。国务院发言人 Ian Kelly 指推特为在伊朗选举前后中的“重要的公民力量的工具”。这个工具也在 2008 年的总统选举运动中被奥巴马的工作人员广泛用于组织和转移他的基础阵地。

76 但是，政府利用推特来知会民众其策略、日程和活动看起来是把媒体的理想作用用反了——可能因为信息在媒体上过多和政府用户的过分曝光减少了它的影响力。移动短信。一条短信就是手机上的一条文字信息。国务院尝试过用短信息外交。奥巴马总统的在阿克拉、加纳的政策讲演提到了国会，国务院邀请非洲民众把向总统提问的问题用短信发送，并在他演讲的时候发出短信演讲更新。短信邀请贴在了使馆的网站上和美国.gov，国务院的公众外交网页。非洲民众可以用法
语或英语发送问题，经过筛选的一小部分收到了短信回复包括总统演讲的重点内容。这些发给总统的短信要支付常规费用。结果是短信对用户来说是一项较贵的媒体，他们接收的时候也要付钱，可能意味着使用范围受限（类似的限制对推特也适用。）。第二生命游戏。更为不寻常的作为国务院新媒体公众外交运动内容之一的是“第二生命”手机游戏。按照游戏的参与人，头两局游戏是在中东启用的，让那里的年轻人通过“诸如美国人的价值观：忍耐、自由、尊重文化和宗教多元”而“感受美国生活的活力和多彩”。游戏将美国历史课用手机视频加以包装。从 2009 年初投放以来，游戏获得了大约 2,000 个“注册用户”，前五名用户的所在国是埃及（438），印尼（323），美国（214），黎巴嫩（131）和约旦（110）。象“第二生命”这样的技术创新能上新闻头条，但是它们对纳税人和对国务院来说有很大的浪费风险。即使是从时间、注意力和花费上来看，也能做出一个快速的成本效益比较和分析。为了启动这一新媒体，国务院创建了一家新的技术公司，MetroStar 系统，雇佣了 75 人来创作并维持第二生命。这一努力现在只覆盖了约 2,000 名游戏玩家，还有 20%是美国境内的。与之对比，国务院的 Facebook 网页是免费的，只需要两名员工更新内容，而到 10 月 27 日已经获得了 23,786 名全球粉丝。结语美国政府、传统媒体和公众经常视“新媒体”为魔棒，能够为美国开展公众外交和向全世界发言带来革命。假以时日，它的确可能成为副国务卿 McHale 在她的听证会上所说的“扭转局势之举”，新媒体的确在到达以前不能覆盖和无法联络的人群中发挥了作用。但是，要意识到每一种媒体工具的优势、强项、限制和风险，技术必须被聪明地使用其相对有优势的方面。这也是为什么极其需要比策略和战术更高层的美国公众外交国家沟通战略。 Judith McHale 在她对国会的听证会上谈到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战略。比如说，推特在提供短小的，重要信息的时效部分上是卓越的，用于常规更新则让人精疲力竭，效果欠佳。美国政府，负责公众外交方面的副国务卿，必须提供给机构负责对外联络的准则和建立他们使用新媒体的混合搭配，当受众看到信息时能认出是官方的，传播方式也是聪明的，才能避免毁掉目标受众对特定媒体的吸引力。最后，政府必须意识到新媒体是脆弱的工具，以及可能造成在时间和纳税人资源上的浪费。

77 国会和政府应该： * 创建全国沟通战略与负责公众外交的副国务卿衔接。政府应由国会任命到 2009 年 12 月 31 日提供这一战略。
如果公众外交成为美国政府的有效联络工具，它将成为一个工具箱中的一部分，一个互相配合的全政府手段，和专门的方式来让发出的信息融洽和谐。这样的战略对公众外交 2.0 是否能达到其潜力至关重要，而不是让各个不同的政府部门以分散的，试错的方式来进行。 * 提供全政府的准则来确保新媒体的使用、及社会媒体方面保持官方标准，确保政府网站能够从仿制者中被确认和有差异性，同时不会失去特定媒体对其手中的吸引力。应当作出合理的分析让政府机构在使用社会媒体的时候不仅仅是作为发布新闻的一种新鲜手段。“web2.0”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一堆差异、不同的工具的集合，必须被一个个单独评估，整体使用。 * 建立一个新的非政府的或半政府的研究机构（一个外国观点分析的公司）来追溯外国受众对美国公众媒体和战略性沟通的有效性和说服力。一个外国观点分析的公司可以分析新媒体在覆盖全世界不同的目标受众中上的有效性，这应当随着技术的普及程度、集权政府对信息流的控制和本土文化的不同而改变。当形成战略之后，社会媒体站点对达到全世界更年轻的，热爱技术的受众将清楚地贡献出对美国公众外交的潜能。公众社交网站也能节省成本，有着相对低的固定成本。然而，什么都不能替代个人对个人的联络和美国文化的独特展示。而且，全球技术进步的不均衡意味着使用各种不同的媒体在传递美国信息方面将持续重要。然而，作为一个明确的和承载美国政府的宣传战略的一部分，公共外交 2.0 可以是一个有价值的工具。注释：【1】关于《史密斯· 蒙特法案》，大家有必要了解一下。网络上有人问 “为什么在美国听不到美国之音？” 答案就在于这个法案。1948 年，美国通过了《美国信息与教育交流法案》，这个法案以发起议员为名，俗称《史密斯·蒙特法案》（Smith Mundt Act）。直至今天，美国之音的广播和美国政府的公众外交，包括最新的网络内容、手机短信等仍然受这部法律的约束。酝酿这项法案的时候，正是冷战开始时期。美国的政治领袖们认为，除了政府之间的交往，民间互动和信息交流也必须成为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同时，针对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国家的宣传机器，美国也需要采取行动。但是，有人警告说，美国不能像共产党国家那样，用国家资源操办宣传机器，为自己的国民洗脑。在这种背景下，《史密斯·蒙特法案》明文规定，美国政府传播给国际受众的信息，不得在美国国内传播。这部法案经过两次修订，至今有效。在互联网时代，美国之音的节目已经上了互联网，美国人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而且，美国之音的节目属于公众领域，也没有版权。 2009 年 1 月，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国会议员及美国之音代表出席了一次《史密斯·蒙特法案》的研讨会。在研讨会上，究竟是放松管制，还会加强管制，各方并没有取得一致。

78 【2】关于“传统基金会”，传统基金会是美国新右翼分子的主要政策研究机构，代表美国西南部财团极端保守势力的利益，曾积极支持并影响过里根政府，该会有十一名成员在里根政府中任职。传统基金会除了本身开宗明义，表明是美国保守派组织，其政治主张也是保守派一直以来所提倡，如主张小政府，限制政府开支和规模；捍卫个人自由；捍卫传统美国价值；强调美国需要有强大的国防实力。传统基金会作为一个智囊组织，主要活动集中于出版、政策研究、倡议，以及培育新学人等方面。【3】关于作者，Helle C. Dale 是传统基金会司的公共外交的高级研究员，就职于道格拉斯和萨拉阿莉森
中心外交政策研究，这是凯瑟琳和谢尔比卡洛姆戴维斯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一个分部。【4】译文中略去了原文其他的索引。

79 明镜在线《明镜》与访瓦文萨原文： ‘It’ s Good that Gorbachev Was
a Weak Politician’ 来源：明镜 Spiegel Online 发表时间：2009 年 11 月 6 日译者：SoapSalesman 林墙倒塌 20 周年之际，全世界都在关注着柏林。但是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在 SpiegelOnline 访谈中指出：共产主义的垮台是在波兰的造船厂里开始的────随后东德的逃难者们加速这一进程。 SpiegelOnline （以下简称 S）：对参加柏林墙倒塌 20 周年纪念，您是否很期待？瓦文萨（以下简称 W）：我是否期待并不重要。因为我在两德统一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才被邀请参加庆典。这又不是扔给小男孩一块糖果。 S：去柏林的客人们有许多大人物。默克尔希望许多世界领导人来参加，包括法国总统萨克齐，英国首相布朗，俄罗斯总统梅德维杰夫，等等。您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想必很荣幸吧。 W：照片上看，倒掉的柏林墙很漂亮，但这一切都从 1980 年波兰的一个造船厂开始。那里第一座墙倒下，随后一座又一座墙被推倒，当然包括柏林的那一个。 S：当然，东欧针对苏联的反抗还有很多。比如 1956 年的匈牙利，1968 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为什么这些都失败了，但是团结工会却成功了？ W：共产党总是用高压权力回击我们的尝试。他们也常常组织民众示威游行，目的是展示人民对他们的支持，同时也是在建立合法性。在 1980 年的造船厂，我们试着用共产党的方式回击他们。我们也组织民众──包括造船厂外的工人 ──并且我们还接受了外国援助。罗马教皇的角色最为关键，他安排了一次集体祈祷──不只在波兰，还有其他地方。忽然我们发现：我们才是大多数。共产党的游行队伍第一次比我们人少了。结果，他们感到自己的虚弱，这是全局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S：尽管如此，直到 80 年代末，也没人预料到共产党垮台。你是否真的相信苏联人会允许东欧共产党政权被推翻，坐视不管？柏

80 W：我最大的恐惧就是：那些幕后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击败了共产党，东德人民开始从边境逃亡，柏林墙因为这些逃亡者而倒塌。我担心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因此决定封锁边境，摧毁我们的胜利果实。这是危险的游戏。非常幸运，戈尔巴乔夫是一个软弱的政治家，一切进展顺利。但那已经是历史，现在我们可以接受柏林本来的面目（？）真的很美。 S：上周，美国前总统布什，德国前总理科尔还有戈尔巴乔夫聚首柏林共商冷战的终结。戈氏不阻止东德人逃亡，西方压力也是重要因素吧？ W：政治家们总说：冷战的局面只有核战争才能改变。没人相信体制的改变是可能的。现在他们又感恩人民带来的进步可能，同时还自诩德国统一之父。实际
上，他们只是不小心成了父亲──有了民众的推力，他们才做出反应。 S：他们为什么如此吃惊呢？ W：因为他们是纯政客。政客要计算一切：他们计算双方坦克、火箭弹、枪支的数量。政客越精明（或者说：他们用的计算模型越精密），柏林墙就越不可能倒塌。就算是现在，你去向电脑里输入数据，答案都是相同的：不可能。但革命者不这么想。 S：那该怎么想呢？ W：当是苏联国内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苏联领导人一个又一个的死去，领导层的巨变必然产生动摇。同时，我们开始动员群众，戈尔巴乔夫不知道该怎么办── 向群众开枪不够，我们人太多了。职业政客们看不到这一点。 S：当然许多人也不这么想。比如美国人就认为：光荣归于里根的演说：“推倒这堵墙”。俄罗斯人认为是戈氏改革。 W：德国、俄国和美国的普通人给我们更多的支持，但政客们只是玩弄那段历史的记忆。所以当我看到布什科尔和戈尔巴乔夫被冠以”推墙之父”的名号，对我而言更像一个机会。这些人只是执行人民愿望的工具。 S：这些愿望真实的反映了现今波兰人和欧洲人吗？ W：如果在开始斗争之前，有人告诉我：我为之奋斗的波兰和欧洲是今天这个样子，我也不愿意相信。但是尽管如此，当我回头看着过去丧失的机会时，我并不满意。我经常说：我并不赞同，但我也不反对。 S：您讲到”失去的机会”，是怎样的？ W：民主由三个因素构成：其一：是否法律支持多元原则，其二：人们是否能真的能从法律中获益，其三：人们能不能掏的出来得起民主需要的钱。在波兰，我们有民主的法律基础。但我们不善于利用这些法律。资金的情况更糟糕。

81 S：1995 年，您在竞选中输给了前共产党员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从此您不在政府任职。但您在波兰政坛上依然有影响力，对卡钦斯基兄弟也多有批评。看起来您认为政治事业尚未成功。 W：现在有失去我们努力奋斗果实的危险。问题是我们是否从经历中学到了什么，或者我们要再次受到打击。民众的确学到了许多，但是在胜利之后，他们把权力交给了政客。现在他们忘记了胜利是我们取得的。我们必须再次点燃民众热
情。 S：你把你自己当作民众的一员，而不是一个政治家？ W：是的。但我属于拼命同共产党斗争，最终取得胜利的那部分民众。我在拿我的生命冒险。我们赢得了胜利，但政客们却把它忽视。对共产党的胜利，要感谢造船厂工人们，感谢圣父。但是现在，没人提起圣父，没人提起团结工会。过去不是一切，但缺少这样一个基础，我们就不能建设未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要站出来说话。 S：为什么共产主义倒台后，领导群众的团结工会不能持续了？ W：你不能用一个新体制去取代旧的。我们胜利了，随后把胜利献给了我们的国家，献给了德国和欧洲。当然这很混乱，但是我们的任务不是去取代共产党那个，而是取得其他的进步。这样看来，我的行为和自身利益相矛盾。共产党失败后，一群政治派别蜂起，但我哪一派都不是。我不会去扮演一个”伟人瓦文萨”。最终我削弱了自身的权力，这是别无选择的事情：我不想让自己的名字和金日成列宁放在一起。这样，我以民主的名义宣告了自己的政治失败。这是我的命运，也是真正革命的命运。

82 每日街拍网站街拍二三事原文：Daily Dose of Imagery 发表时间：2010 年 1
月 29 日译者: @jackZYF 在东 King street,杰出的艺术家 Mike Brown(我们在一起工作)看来对我的出现并不高兴！人们经常问我,为什么要街拍？要拍人像？你也许已经注意到了，我并不是一个专业的人像抓拍摄影师。但是我还是对街拍和人物抓拍有一些看法或者说是经验。首先，每一次的街头抓拍都是一次冒险。你永远都不知道在你按下快门后会发生什么。你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留心观察边上的情况。下面我将通过结合一些我抓怕到的照片和解说的方式来和大家分享下我的经验。

83 我在他过马路的时候拍下了这张照片。在那个情况下，根本没有办法来取得他的许可。如果你这样做了，你就会失去这个机会，再也拍不出一张生动真实的照片了。后来当我在博客上发布这种照片后，他给我发邮件说，“他很喜欢这张照片。” 她正很激动的在看奥巴马的就职演说。她很明显的意识到了我在拍她，而我也没打算掩饰。

84 接着她给了我一个允许的表情，然而那时我已经拍好了。一般来说，询问被摄者的允许往往不得不放到抓拍结束之后。因为如果你打算事先获得允许，你将失去那个转瞬即逝的机会，而且大多数人会摆出姿势,即使是无意的。另一个难以获得事先许可的情况。这一个瞬间再也不能重现，而且在拍完后我也无法追上他。因为那天下着暴雨而他跑的快极了，并且我是在很远的地方抓怕到这一场景的。当我发布了这张照片后，他给我发来邮件说想要一份高质量的拷贝。

85 她高高跃起,好让她的朋友（在画面右边）抓拍到她滞空时的样子。而这对于他们有快门延时的卡片机来说很难。所以她只好一次次的跳起。所有人都注意到了我在拍他们，而他们没有说什么。

86 那天当他在过马路的时候，我发现他有一张很棒的脸。我走上去和他交谈。他很高兴的给我摆姿势，而过给了他 5 美元、或者是 10 美元，我记不清了。

87 在外出采风的时候，我们来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四周围都是白雪，而且后来我们才知道那里是禁止进入的私人领地。他看到我们拍摄却没有说一句话。当我们拍摄结束准备回去的时候,发现汽车的 4 个轮胎都扁了。这张照片是我在他在戳穿了我们的轮胎之后经过我们时抓怕的！我们为擅闯私人财产付出了代价。在冰天雪地里等了 6 个小时才等到车辆施救队。
很显然他看到我在拍他，但是他没有说什么。我仍然不能看出在这张照片里他是生气还是骄傲。

88 自从拍了这张照片后，我晚上有时会做噩梦，我总怕有什么可怕的事情会发生，如果我的抓怕行为恼怒了黑暗骑士。那天就像往常一样，我带着相机在街上游荡了好几个小时。拍了数百张照片，而大多数都无法得到当事人的许可。当我回家的时候，我并不觉得我拍到了什么好的东西。结果我得到了这样一张不能作为商业用途（例如杂志插图）的照片.但这的确是一张极棒的街拍照片。

89 一张昨天刚刚发布的照片。再一次我没有意识到我已经抓拍到了一张很好的照片，知道我在几个星期后再次查看这些照片的时候。当我拍摄的时候，我并不觉得这张会有什么特色。然而当我再一次看的时候，我发现我很喜欢这张。当然现在自然是没法再去获得她的许可了。所以我也不能将这张照片用作商业用途。要是她和我联系。要求我撤下照片的话，我也不得不这样做。街头抓怕是凝固一瞬间的艺术。你必须能够提前做好准备，抓拍到那个瞬间，杰出的摄影师给人一种他们能够预测未来的感觉。就像 Joe
McNally 一样！

90 对于他们，接近并得到许可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何况中间有这么多尖叫着的粉丝。是的他们是明星，但是我还是因为没有得到事先允许而有点愧疚，但我想他们会理解的。在多伦多的僵尸游行上注意到了她，她给了我拍摄许可并摆了个姿势。后来她和我联系，为她的专业化妆艺术家要了一份拷贝。我们接着又一起合作了几次。

91 我在火车上拍了很多照片。而他就在边上。我想如果他不希望自己被拍的话，他一定会说些什么的。我可以把他给裁剪掉，可这样就会毁了构图的美感。这张照片的背后有个好玩的故事。她是我网站的访客，联系我并希望我能为她拍一张照片来作为她在意大利的朋友的惊喜生日礼物。而她的朋友也是一个忠实的读者。在这里你可以读到完整的故事 http://wvs.topleftpixel.com/06/04/15/ 这张照片后来被发表了好多次，而我现在需要再请她再签一张 Getty
Images 的使用许可。

92 在拍了这张照片后，我走过去向他展示了照片。他对此没有意见,而我也给了他一些钱。总而言之，每一个摄影师都是不同而有特点的。如果你将来需要把这些照片用作商业用途，你最好能够随身携带一些空白的肖像使用许可，并且请当事人签署。Getty 对于我的部分作品很有兴趣，当我因为授权的问题不能出售它们，而且我也找不到被摄者。但是如果你是个街头/时间记录摄影师，根据法律你可以在公共场合自由的拍摄(不同的州,法律不同)。这同时也就是狗仔队一直不用承担任何责任的原因，摄影师的自律在街头抓拍中很重要。我
有一些朋友因此而被打、被扔啤酒瓶、相机被踢坏„„ 我并不是经常抓拍人物，当我发现人们表现出对镜头的反感时，我停止拍摄，尊重他们的权利。但是我还是发现你必须先拍然后再去考虑后果。毕竟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你迟疑了，你将永远错过这个机会。祝各位拍摄愉快。

93 译者频道——国际外交华尔街日报亚洲观点中国和伊朗阻止联合国制裁不仅仅是一个商业决定原文：WSJ: China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撰文：《华尔街日报》亚洲观点发表时间：2010 年 1 月 10 日, 1:40 P.M. ET 译者：@xiaomi2020 中国的联合国常驻代表张业遂上周宣布，现在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为时尚早”。随着中国成为安理会的轮值主席国，奥巴马政府需要考虑到底为什么北京如此不情愿就拒绝作出核计划协议而制裁伊朗。通常的回答是，中国在伊朗拥有巨大的商业利益，特别是在能源方面，因而不愿意对伊朗实施制裁而承受风险。到目前为止这是对的。但是，中国领导人的深层动机是担心其国内的自身反对力量。东欧和中亚的颜色革命已经影响到了北京，程度和前苏联集团 20 年前的垮台一样深刻。中国的反应是：打击国内反对派，并寻求巩固国外的友好政权。专制政权被进一步地击溃可以鼓励那些国内的沉默的大多数更多地参与政治。这是中国支持包括苏丹，缅甸，古巴和委内瑞拉这一系列无赖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人认为，是对矿产资源的追求让中国做此行为。但想想这个，穆加贝几乎把津巴布韦完全搞垮了，而北京还继续向被斥为独裁者的津巴布韦提供外交和军事支持。对朝鲜的支持则不仅是因为需要一个缓冲国。中国领导人担心，一个共产主义的长期盟友的崩溃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国内影响。我们对此表示怀疑，但它确实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很难支持对朝鲜采取强硬行动。至于伊朗，《时代》杂志上周报道说，一家中国国有公司已经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发运了为对付反对派示威者使用的装甲车。一家中国公司，LIMMT 经贸有限

94 公司，也正在纽约被控涉嫌出售导弹部件给伊朗军方。这绝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寻求推动和平与稳定的前景的世界大国的行为。中国的异议人士对北京的把戏了解得非常清楚。最近几天，一个推特上的运动，题为 “CN4Iran” 是由 “支持伊朗示威者的中国人”
组成的。正如其中的一位说： “今天，我们解放德黑兰，明天我们占领北京。”这助燃了共产党干部偏执的想法，国内外的常见的“颠覆分子”正在组织起来要推翻他们。从外界来看，这种担心似乎有些夸张。北京要把少数把头坚持伸到栏杆外面的持不同政见者击垮是毫无问题的，经济也没有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 年以超过 8％的速度增长。但是，缺乏民主合法性的政权一直担忧自己的持续生存，无论在任何特定时刻它们显得多么强大。这种担心正与今天的中国如影随形。这一切对奥巴马政府的意义在于，不应该等到中国来提出制裁，或预先淡化，好取得在安理会上中国的同意。在更好的办法是形成一个联合国之外的意见联盟，和其他制裁一起，禁止全球的公司通过西方的资本市场和伊朗交易。这在某种程度上会以外交请求永远无法做到的方式更可能得到北京的注意力。

95 外交事务新德里来稿——中印两虎相争原文：Foreign Affairs Letter From New Delhi 撰文：Basharat
Peer17 发表时间：2010 年 1 月 6 日译者：Msmeng 最近几个月中印之间爆发了的敌对外交战。由签证和两国接壤边界引发的紧张关系会对亚洲最令人敬畏的合作关系之一产生威胁吗？去年九月的某个晚上，来自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 27 岁信用分析员 Asgar Qadri 正站在灯火通明的新德里国际机场航空站里，瘦高的他被一小群朋友围绕着。男孩们轻拍着 Qadri 的后背，和他相拥在一起，他们的嘴中随意蹦出一些与中国相关的字眼：“鸟巢！”“胡锦涛！”“华为！” Qadri 推着行李车走向中国航空机组，眼中沁着泪花。他是偏远的克什米尔乡村教师家庭走出来的孩子，由于最近获得了一笔奖学金，使得他能够到位于北京的清华大学学习公共关系。Qadri 告诉我：“随着即将开始的北京之行，我感觉自己就要腾飞。” 但是印度移民官员告诉 Qadri 说，印度护照的持有者应当把签证粘到上面而不是把它们钉在一起。他被禁止登上客机。最近中印官员频繁碰头，两个崛起的亚洲大国正在进行着一场充满敌意的外交战，种种迹象表明 Qadri 成为了其受害者。中方为了抗议印度控制克什米尔和阿鲁纳恰尔邦这两个争议地区，即中方长期以来声称的“藏南地区”，已经开始向从这两个地方来的印度护照持有者颁发带印钉的签证。 17 译注：作者 BASHARAT PEER 是开放社会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他的关于克什米尔冲突的书《宵禁》将有 Scribner 出版社在二月出版。

96 Qadri 失去了北京提供的奖学金机会，已经悄悄开始准备申请美国的研究生学习机会。然而印度媒体，迅速逮住他和其他卷入类似争端的印度民众的案例，做起了文章；到处都充斥着谈论中国干涉和侵犯印度的言论，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 1962 年中印边境之争。中方与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纠缠是印度长期以来最为敏感的一个外交问题，而中国的这一做法已经背离了中国最初的不干涉别国内政政策。在印度，这一
危机已经成为可能标志了所谓的伴随着所谓的亚洲世纪中最为明显的冲突：伴随着中国和印度经济的持续增长，双方会在市场和资源方面争夺更大的影响力。在 Qadri 的签证出问题并引发公众不满后的一周，中印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十月份，中国拒绝印度总理曼莫汉· 辛格到阿鲁纳恰尔邦为国会党地方选举拉票。中国外交部官员要求印方“慎重考虑”并且“不要在争议地区引发混乱。” 这次摊牌是一系列阿鲁纳恰尔邦争端问题中最近的一起，该地区部分领土在被二战时代英国吞并之前受西藏治理。去年春天，中国对亚洲开发银行向印度贷款 29 亿美元的做法提出抗议，其中有 6000 万美元将用于治理阿鲁纳恰尔邦的洪涝灾害。五个月之后的八月份，中国向西藏边境增派了大约五万名士兵，驻扎地离该邦的达旺有 25 英里，而达旺是藏传佛教中仅次于拉萨的第二圣地。印方作为回应，同时向靠近中国的边境地区调动了数万部队官兵。接下来中方抗议了辛格对该地区的访问，而印方则表示了他们对中国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援建电厂和其它工程的做法的不满。印度外交部提出要求中方“停止在巴基斯坦非法占有地区继续进行类似活动”。几个星期后，中国开始商议在中印事实边界修建一条通往拉达克的公路，该城市位于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公路建设事宜中止。同时，印度分析家开始讨论中方军队跨境入侵的可能。 11 月份，紧张气氛进一步严重升级，达赖喇嘛计划访问达旺寺，这是他在 1959 年从中国流亡出逃当晚过夜的地方。2005 年，印度准备进一步拉近于中国的交往，新德里已经对西藏政治活动家采取了较为冷落的态度。但是由于边境问题的再度紧张化，印度再次重申了其对阿鲁纳恰尔邦的领土主权，并且允许了达赖喇嘛的到访。尽管达赖喇嘛表明他的意图是“非政治的”，很多人相信他此行的目的是在达旺寺选定自己的最终继承人。这一事件再次在中印 2200 英里的实际边境线上引发了紧张气氛。这一边境线被称为麦克马洪线，根据 1904 年其划定者，英国属印度外交部部长亨利· 麦克马洪爵士命名。该边境的划分是由麦克马洪和当时的西藏自治政府经过协商获得的。今天，印度已经承认了其中的大部分边境划分，但是这一边境线遭到了中国的反对，中方认为其阻碍了对西藏的控制。1950 年，双方经历了一系列的边境冲突，并于 1962 年发动了中印边境战争。2005 年，中国和印度同意建立一个框架，在其约束内进行一系列的边境调整以解决冲突，但是从那以后双方能够取得的进展少之又少。

97 在外交政策上逐渐恶化的矛盾——以及和中方总体上的关系——给素以充满活力和乐观情绪著称的新德里政府带来了焦虑。一些印度政策制订者认为中方新兴的独断源自正在凸显的经济影响力，而欧美在全球经济衰退中已经备受打击。 “中国人已占据着顶端优势，”印度前驻联合国大使戈什，曾在中方强烈反对的美印核武器交易中参与谈判，他说到，“这种身为大国感受令他们开始了对印度指手画脚，耀武扬威。” 去年 12 月，我参加了由阿斯本研究会印度方面举办的一个研讨会——“印中：
脆弱的联盟关系”。房间里坐满了印度各界的精英，包括工业巨头，知识分子和记者们。大家在会上讨论了奥巴马政府所强调的美中关系，以及新德里在处理与中方关系上的信心不足等问题。领导印度工业联盟中印经济关系专题小组的 Sanjay Labroo 说了一句让在座各位听众震惊的话， “我们喜欢用‘中印’或者‘中国- 印度’这样的字眼来奉承自己人。实际上这个连字符并不准确。不管是在汽车工业、钢铁制造业还是医疗支出等方面，中国都远超了印度。”他继续说到，“印度超出中国的地方只有人口增长和电影制造。” 接下来的问题转向探讨印度如何能在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尽可能地赶超中国。（中国是印度的最大贸易伙伴，而印度在中国的贸易伙伴中排名第四。）前远东经济评论编辑 Nayan Chanda 的发言引导了会议的整个基调，他应该是最适合对中国发表看法的与会者。“由于中国政府和他们所控制的媒体采用了一致的语调，中国人已经创造出了一种将印度看成是一个偏执狂而非是威胁的叙述模式。 ” 他解释道， “中国很少讨论印度，然而在印度媒体上却随处可见关于中国的故事，这使印度处于一种被动和激进的位置。” 尽管印度媒体确实在对待中国方面过于尖锐，辛格政府在与中国官员打交道时却随时保持清醒。去年七月，在泰国举办的东盟各国首脑峰会上，辛格向中国总理温家宝提出了缓和双方关系的建议。在新闻发布会的谈话中，辛格称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说到：“我们为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在 12 月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印度与时刻充满怀疑精神并在最后时刻阻挠了大会的中国站在同一战线上，这也使得峰会最终未能达成任何实质性的结果。当然，两国仍有充满实质争议的地方：争夺印度洋的海上霸权，非洲的能源和缅甸的天然气，在美国所能产生的影响力，而更为重要的是，讨论人民币的贬值问题，而在这点问题上，印度和美国的立场是一致的。这也表明了双方的紧张关系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双方看起来也不可能产生严重冲突。“虽然双方关系不会充满善意和理解，但未来 20 至 30 年内，要是双方发生冲突，这也将是出乎意料的事情。”新加坡前任总理李光耀在 12 月初在德里的一次会议上对印度商界领导这样说，“双方应该会利用这段时间快速发展经济。贸易和投资将会持续进行。” 很多人认为经济利益是最终决定双方关系缓和的基础力量。2001 年到 2007 年间，印中贸易从 30 亿美元增长至 400 亿，据估计在 2010 年将增至 600 亿。“我们正在努力吸引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公司到印度投资， ”Labroo 说， “商业纽带将最终使我们越过政治冲突，拉近双方的关系。”

98 纽约时报美国对日外交正在输给中国原文：In Japan, U.S. Losing Diplomatic Ground to
China 作者：MARTIN FACKLER 发表时间：2010 年 1 月 23 日译者：@jiangge09 图：在上个月，习近平，中国的未来接班人，访日时，日本表现出非同寻常的热情。摄影：Yuriko Nakao/路透社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 盖茨（Robert M. Gates）在 10 月份访日，会见不久前刚赢得他们历史性选举的日本新任领导人时，因在美军基地协议问题上向日方公然施压，被日本新闻媒体称作“暴徒”。这与两个月后日本官方高级代表团在其宿敌 ——中国受到的友好欢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面带笑容与一百多位日本国会议员分别合影留念，并耐心与他们一一握手，表现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公众外交风格。由掌握实权的日本执政党民主党干事长小泽一郎组织的这次访问，使日中两国一度冰冷的关系明显转暖。同时它也显示出作为日本最亲密盟国的美国，可能会在与北京方面的外交角力中丧失一些阵地。政治专家们认为，鸠山倒向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强烈意愿反映出了在美国显现出毋庸置疑的衰退迹象时，日本对自身在本地区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广泛的反思。它同时也反映出日本逐渐意识到本国的经济前景与中国越来越紧密的联系。中国如今已经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东京庆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添谷芳秀认为：“鸠山试图利用亚洲来抵消美国影响力衰退所带来的后果，他认为他能让中国取代美国的位置。” 添谷教授与其他一些分析者认为日中两国间持续转暖的关系对华盛顿方面来讲未必是件坏事，美方曾一直担忧日本在亚洲被孤立。但也有一些担心认为鸠山倒向中国的政策是他的左倾政府对所谓的美国“占领心态”日益不满的结果。日方的这些感受被奥巴马政府在冲绳美国空军基地问题上的专横态度进一步激化。

99 白宫坚持要求日方履行维持美军基地这一有争议的协议，该协议是当时执政的保守派自民党与美方达成的，而自民党已经在去年夏天的选举中丢掉了几十年以来几乎未曾失去的执政地位。斯坦福大学亚洲安全事务研究员丹尼尔· 施耐德（Daniel Sneider）说：“如果我们担心日本要用中国取代美国的话，就不应该再无所作为。” 重心偏向中国的新政策来自于鸠山政权赢得选举上台后开始的对日本战后体制的清理，其中包括挑战根深蒂固的日本官僚系统对外交及经济政策制定权的掌
控。在安全事务方面，自民党旗帜鲜明地倒向美国。自民党历届政府不仅欣然接受与美国半个世纪以来的军事同盟，而且还十分提防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并因试图为日本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侵略劣行进行开脱而经常惹恼北京方面。美国的专家认为日本对他们的传统庇护者与传统对手的看法已经改变，而奥巴马政府对此反映迟钝。的确，不论是政治专家还是前外交官们都认为相比奥巴马政府，中国政府对待日本新任领导人的方式更加老练。一些前外交官们警告说，中国领导人正在利用这次日本政权更迭的重大时机来促进与日本的关系，而这将很有可能在日美关系中打下楔子。曾被派驻过北京的日本前外交高官宫家邦彦说：“对中国来讲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他们正在通过显示出比美国更友善的面孔来抵消美国对日本的影响，如果不是试图彻底消除的话。” 在华盛顿的一些保守派日本问题专家甚至警告说，一个更加独立的日本不会再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围绕诸如台湾问题的中美对抗时心甘情愿支持美国，也不会再对维持拥有大约 5 万名军事人员的美国驻军抱有多大的热情。尽管在美国的日本问题专家们中间存在着过度反应，鸠山首相还是强调了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仍然是日本安全的基石。分析家们则认为，由于对中国的疑虑还很深，加上丧失在亚洲优势地位带来的不安，日本的忠诚或外交政策在短期内不会有显著的变动。但是在鸠山上台后的四个月内，已经出现了中日官方高层不同寻常的频繁互访，其中包括上个月作为准接班人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对东京的访问。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曾使其长期在本地区处于孤立地位，但最近浮现出的克服历史问题的新思路营造出了一个新的和解氛围。日本读卖新闻不久前的一篇基于不愿透露身份的外交来源的报道称，中国的和解倡议包括鸠山首相访问南京，对侵华日军 1937 年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事件进行道歉，随后胡主席将访问广岛，宣示中国的和平愿景。虽然两国政府均宣称这篇报道只是推测，但由此引发的广泛议论表明，这很有可能是其中一方为了表明在历史问题上实现外交突破的愿望而释放的探测气球。

100 小泽一郎与其带领的日本国会代表团对北京的访问被胡锦涛主席称为日中关系平稳发展时代的开端；一个星期后，东京方面则以对访日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盛情款待作为回报。鸠山首相不惜打破会见天皇需提前一个月提出的外交惯例，安排习副主席与明仁天皇在东京皇宫进行了一次短暂会晤。被人称为幕后首相制造者，如今权势不亚于首相鸠山的小泽一郎，曾经多次访问中国，据说对中国抱有深厚的感情，他被认为是日本最近对北京方面一系列外交动作的幕后推手。鸠山内阁的其他成员，则始终对试图摆脱美国的做法表示怀疑。作为这些质疑者之一的防卫大臣北沢俊美，强调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存在对遏制
中国与拥有核武器的北朝鲜是必需的。上个月，北沢拉来广受尊敬的前外交官，曾是自民党政府外交智囊的冈本行夫先生，就安全事务问题向鸠山首相提出建议。冈本说：“民主党必须认识到我们在朝鲜半岛面临威胁，以及中国在军事领域并不是一个友善的国家。” 庆应大学的添谷教授提醒说，新任日本政府至少应在滑向中国前认真思索一番： “鸠山首相对于依赖中国意味着什么，或者说那样做是否可取并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101 随着中国崛起，不西斱的冲突也日渐升级原文：NYT：As China Rises, Conflict With West Rises Too
作者：卡特琳-本郝德（KATRIN BENNHOLD）发表日期：2010 年 1 月 26 日译者：jimmyuibe 图：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开幕前一天，一名工人正在会议中心做准备。摄影： Laurent Gillieron/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瑞士，达沃斯——早在 2008 年，当中国还是一个正在崛起的经济体，急于迎合西方消费者的时候，在北京奥运会前夕，至少暂时对若干个网站取消了审查。同时，也答应美国和欧盟政客们在其他几个前沿问题上予以合作。现在，中国不是在崛起了。而是已经崛起——比痛苦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前预料的更快而且更果断，这场金融危机重创了现存工业巨头，从美国到欧洲和日本。它的货币-人民币-冻结在真正价值以下，互联网控制比从前更严苛——甚至谷歌，美国最杰出的公司之一，都扬言要撤离。严重的衰退让历史“快进”了，把一个毫无准备的世界推到了一个让人不安的时代，这是一个世界第一经济体——美国及其最终继承人共处的尴尬时期。 “中国是西方最大的希望和最大的恐惧，” 前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参加将要在周三到周日举行的世界经济年会冬季论坛的数百名高官和高管之一克利斯丁· 福布斯（Kristin Forbes）如是说。 “没有人预料到中国的崛起是如此之快，”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福布斯女士说，“现在人人都想弄明白他们在和一个怎么样的中国打交道。” 经济学家第一次指出中国的支出——而非美国消费者——是全球复苏的关键所在。一份报告这个月预测，中国的 GDP 可以在十年内超过美国，而其他人揣测什么时候人民币将开始挑战美国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

102 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寻找比现在已经支离破碎的“华盛顿共识”开出的开放市场、浮动汇率和自由选举能提供更快速的增长和更大的稳定性的秘方时， “北京共识”却声名鹊起。中国的崛起将随着世界经济论坛历史上最大的中国代表团在这周的达沃斯大放异彩。当地的中式餐厅从 1 月份起就被订满了。54
名中国高官和高管——包括该国主权财富基金和进出口银行的董事长——不仅有望在此觥筹交错，而且，有人大胆预言——还会“逛逛商场”。当美国还在追随 20 世纪的全球霸主大英帝国亦步亦趋的时候，这种状况引发了大量冲突，虽然两个国家都用同一种语言、拥有相似的文化而且都是自由民主政体。相反，中国是个在一党制下的儒教——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混合体，一直拒绝给予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更大的政治自由。现在它的优势将触发很多官员和专家设想的对太平两两头的冲击。 “中国令人刮目相看的经济崛起让一些人不安，这并不奇怪，”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 拉米（Pascal Lamy）说。目前为止，对中国的冲击基本上都还是轻描淡写的。摩根士丹利的亚洲区董事长施蒂芬· 罗奇（Stephen Roach）计算了一下，2005 年到 2007 年间美国国会的 45 项反对中国的立法措施，一项都没有通过。这会有所变化，随着棘手的中期选举在美国浮现，美国和欧洲的政客们在批评中国紧盯美元的汇率政策方面变得更加大胆，这种汇率政策为中国的工业争取了竞争优势，却造成了母国日益恶化的失业状况。最近几个月征收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关税。华盛顿对进口中国的轮胎和涂层纸制品征收了惩罚性关税。美国政府和欧盟都在限制中国的钢铁。但是这些措施都没有法国和美国关于气候变化的提案走得那么远，该提案建议对来自在生产能源和制造产品时不接受更高的碳排放成本的国家——特别是中国的产品征收边境税。如果“美国制造贸易摩擦，”罗奇说，“中国将会采取对应措施。” 中国有它自己的政治操作手法。若干个外国公司已经抱怨在中国做生意变得更加困难了。几年前还受到比适用于中国公司的税率低一半的税收优惠的吸引，现在的高管们面临更多的繁文缛节，还有政府采购机构越来越多的“购买国货” 规章。与谷歌的决裂展示了外国公司在中国面临的困难。也直接揭示了在将来的谈判中谁将占有先机这个问题。

103 “对于西方公司而言，经营环境变得前所未有的严酷，”美中商会政府关系委员会主任詹姆斯· 麦克乔治（James McGregor）说，“但是与谷歌不同，大多数西方公司也比以往更加需要中国。” 中国是世界上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财富 500 强中有 450
个在中国有业务，其中很多在母国经营困难的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却蒸蒸日上。麦克乔治说， “通用汽车在世界各地都亏损，但是在中国的盈利却相当可观。” 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可能会使西方政客难以畅所欲言。 “这是美国长期所处的状态， ” 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福布斯说，“很多人不喜欢美国的政策，但是你不得不进入美国的地盘。” 如果说商业高管们正在中国寻找低廉的生产成本和规模庞大的市场，政治领袖们则在研究一个被认为已经找到了通过快速增长让数百万人脱离贫困的良方的国家，即使那意味着严厉的对内镇压政策。福布斯说，“你能听到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北京共识。” 但究竟什么是北京共识？一些人把它当作世界上越来越流行的、更多政府干预的经济管理形式。其他人把它解释为更对资本市场更严格的控制，即使在原先的开放国家如巴西这也已经重演过一回了。马来西亚和迪拜的政策制定者们注重复制中国的经济特区，在这些特区在可控的地理区域内向外国投资者提供优厚的条件。一些人提示中国的不民主在进行不受欢迎但必要的变革方面是个优势。“对民主体制而言更具挑战性，因为他们每天都面临公众压力，每个短期他们都必须回到民意测试中去， ” 中国最大的直接投资企业——总部位于香港的第一东方投资集团的董事长诸立力（Victor Chu）说，“中国很幸运的一点是，有能力进行长期战略决策然后有针对性地予以执行。” 随着中国的影响力增大，西方对中国政府的制衡越来越少。当中国 10 年前寻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它接受了对美国和欧盟的要求的让步。然而，上个月在哥本哈根的气候谈判上，中国阻止了一项全面性的交易，并拒绝作出比先前承诺更大的让步。储先生说，在西方媒体上中国被描述成破坏交易的人，而在国内却被宣传成阻止西方把发达国家的条件强加于发展中国家的英雄。西方外交家抱怨在制裁伊朗和项目方面，中国政府比莫斯科还拖后腿，中国为了寻找自然资源推动其增长而为世界各地的流氓国家提供支持。一些人说中国官员正把他们国家 2.4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作为一个筹码，他们很清楚任何减少储备的暗示就足以在货币市场上搅起波澜。 “随着中国带着前所未有的力量和影响力踏上世界舞台，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和国家关系学教授，作为富尔布赖特学者访问中国的大卫-肖姆博格（David Shambaugh）说，“还没有证明自己是美国和欧洲所寻找的全球合作伙伴。”

104 在政治势力世界中，这并非特别意外的。和许多西方国家一样，中国的行动只会服从自己的利益。第一东方投资集团的储先生说他希望中国今年晚些时候让人民币逐渐升值，不是因为华盛顿的游说，而是因为通货膨胀压力的征兆和中国信贷和住房市场的泡沫正在升级。这个月，中国官方提高了利率并收紧了银行贷款。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肯尼思•罗格夫（Kenneth Rogoff）刚在中国过完两周，警告说该国将在未来几年面临它的那一份经济困难。他说，但是那不会改变潜在的趋势。
虽然中国在人均基础上比西方的先进工业化国家穷得多，它快速的增长应当能使它在今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普华永道一份新的报告预测，中国最早将在 2020 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2003 年，高盛通过预言中国的 GDP 将在 2041 年之前与美国并驾齐驱而引起波澜。五年之后，这个预测被修正为 2027 年。据罗格夫先生称，未来四十年左右，人民币将逐渐成为美元作为世界主流储备货币的对手，使中国对于自己在世界经济中日益加强的主导作用的反应变得更加重要。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教授肖姆博格说，其风险是“世界将向中国索取得越来越多，而得到的却是越来越少。”

105 译者频道——经济风云弗里德曼与栏中国会成为下一个安然吗？原文：NYT：Op-Ed Columnist：Is China an Enron? 撰文：THOMAS
L. FRIEDMAN 托马斯·弗里德曼发表时间：2010 年 1 月 19 日、2010 年 1 月 12 日翻译：李晓宇 fm 大纪元，Paul Yu from: @yeeyan 小米（@xiaomi2020）From 译者周我在香港海湾吃早餐时看到《国际先驱论坛报》首页上有一篇报道，说的是查诺斯（James Chanos）——据说此人是美国最成功的卖空者之一，曾成功预测安然骗局并在其股价崩盘时大捞了一笔——警告称中国的情况“比迪拜糟 1000 倍，甚至更糟”，而他正想办法在泡沫破裂前做空中国经济。在做空者看来，中国市场可能充满了适宜做空的各种泡沫，如果查诺斯先生能够找到办法通过做空中国赚钱，那么上帝保佑他吧。但在我上周去了香港和台湾，并同许多在中国工作或投资的人进行了交谈之后，我要向查诺斯先生提出两点忠告。首先，永远不要做空一个拥有 2 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国家。这条简单的投资定律总是能让我受益。其次，如今的中国显然存在巨大的问题，比如低利率、廉价信贷、估价过低的货币和境外热钱涌入，这些导致了中国政府称之为主要城市“房价过度上涨” 的问题，而有人将之称作适宜做空的投机性泡沫。然而，中国央行在过去几天已开始小幅上调利率和银行存款准备金比率，目的正是防止通胀，遏制资产泡沫。这就是关键所在。我不会做空中国，原因并不在于我认为中国没有问题，而在于我觉得中国既有着力解决实际问题的政府，也有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巨额储蓄（这和美国不同）。在此，还有一点需要牢记：想想自 1979 年以来所有那些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评论和天花乱坠的宣传，很夸张，对不对？但我得说：“或许到现在为止我们都还（对中国经济）一无所知。” 上

106 我这么说的原因在于，中国 20 年来进行的所有长期投资才开始开花结果，支撑着中国经济步入 21 世纪知识时代，并以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为开端大步前行。 10 年前，中国许多道路和桥梁零零散散，而如今很多都已连通；大规模地铁建设项目在主要的大城市里展开，高速铁路又将这些城市相互连接；国内有
4 亿网络用户，其中一半都在使用宽带，而且在任何一座主要城市的酒店客房里都可享受到宽带服务。相比之下，美国只有约 8 千万宽带用户。将所有这些基础设施和中国技术学院和大学里全球数量最多的 2,700 万学生放在一起看看。只要正常分配这些智力资源，就将为中国市场带来大量人才。比尔·盖茨曾对我说；“在中国，即便你是百万人里挑一的奇才，也还有 1,300 个人和你一样。”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越来越多的海外学子正回国工作或创业。我曾同香港科技大学的一群教授共进午餐，他们告诉我说今年该校将向科技专业的研究生提供约 50 个全额奖学金名额。然而美国主要大学都在大幅削减奖学金。在香港出生的数学家 Tony 陈在留美 20 年后于近期回到香港，成为香港科技大学新校长。他在美国的最后一份工作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助理董事，主管数学和物理。而他只是众多海归中的一员。中国制造业和金融业的一大问题在于难以找到称职的中层管理人才，而海外人才的回归正在消除这个问题。 “中国清楚自己的问题所在，而如今中国首次有了真正解决这些问题的机会。 ” 如今台湾企业家在华工厂超过 7 万家。他们了解中国。因此，我问几位台湾商人是否会卖空中国，他们都使劲摇头，好像我问的是他们是否愿意到篮球场上和勒布朗·詹姆斯单挑一样。不过，嘿嘿，有些人竟说中国目前的情况和崩盘前的安然一样。我宁愿做空欧元。做空如今的中国？好吧，查诺斯先生，祝你好运，成功了记得告诉我们一声。上一周，我写了一篇专栏说即使中国有一些过热的市场，例如房地产，可能提供做空的机会。现在的中国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做空机会，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尊敬的迪拜先生，现在我想要修正我的观点18。现在是一个做空的点了，巨大地做空机会。我不清楚谁在这一领域能做出这么一个市场来，但是这意味着：如果中国迫使谷歌撤出，我想做空中国共产党。原因是：今天的中国公司一方面比大多数美国人认识到的都更落后，另一方面又比大多数美国人认识到的更先进。今天的中国实际上存在两种经济体：一个是共产党及其附属机构，姑且称之为命令式中国，这些是非常传统的国有企业。除了这些国有附属企业，还存在第二个中国，主要集中在上海和香港等沿海城 18 译注：指上一篇中弗里德曼着力反驳的查诺斯先生，详见这一篇。

107 市。这部份非常有创业精神的企业拥有先进的技术，参与了多样化、高价值的商业知识流动，可称为网络中国。为什么知识流动那么重要？这正是理解谷歌的故事，以及为什么可以决定做空中共的关键。著名商业作家和管理顾问约翰·哈格尔(John Hagel)在他最近发表的《变换指数》（Shift Index）中提出：我们正处在“大变换”之中。过去的世界，战略优势的关键来源是保护一整套的知识储备并从中萃取价值——在任何时刻我们
都能知道它的总和。现在这些东西（知识储备）正以越来越快的步伐贬值。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创造价值的重点是有效的参与知识流动，因为它不断的在更新。哈格尔说：“寻找途径联系人们和拥有新知识的机构变得越来越重要。对于任何一个组织来讲，组织外总有比组织内多的多的更加聪明的人。”在当今这个平面世界，您可以接触到所有的这些人。因此，一个公司或一个国家与有关创造新知识的不同来源连接越好，便越能茁壮成长。如果你不这样做，别人就会这么做。我认为，命令式中国竭其所能压迫，遏制信息传播，只引导政治上被允许的知识流，想要无限期的维持共产党的控制——也就是说，封杀谷歌——这种对信息流动的控制，越来越与网络中国相左，因为网络中国必须参与全球知识的流动才有可能蓬勃发展。这就是谷歌与中共之战的真正意义：中国人能否自由的搜索和连接他们的想像力和创造性冲动带他们所到之处，谷歌是一个代理，同时也是一个象征，这是网络中国未来的关键。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有一些世界级的网络公司加入了这个世界的“知识流”，如香港利丰集团，一个拥有 10,000 专门的商业合作伙伴网络和 140 亿美元的服装公司。再如大长江摩托车制造商。这些公司网络上的知识流每天都在更新，并用于（产品）设计，产品创新，供应链管理和集中最好的全球经验，哈格尔说，这些“和美国公司所找到的方法完全不同。” 他补充说，这些网络的的组织者“鼓励参与者以一种特设的方式聚集在一起解决意想不到的性能挑战，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只要需要，就把外面的人拉进来。而更传统的公司总是保护和利用已有的知识存量，精心限制他们的合作伙伴。” 命式令中国到现在为止的发展主要是二十世纪低成本的制造业模式，依赖于挖掘知识存量，并限制流动。可是如果中国要想在 21 世纪继续发展——如果共产党想要维持权力生存下去——就必须让更多的企业转移到了 21 世纪的网络中国的模式。这意味着必须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大学和公司参与世界上最伟大的知识流动，特别是那些超出既定的行业和市场的边界的连接。不幸的是，北京似乎在打赌，它想要控制三方面的冲动——以政治理由控制知识流；以就业为理由保持 20 世纪命令式中国的工厂；以增长为理由扩张 21 世

108 纪的网络中国。但是这三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可能会导致三败俱伤。20 世纪的命令模式将受到压力。未来属于那些致力于促进更加丰富和多样化的知识流动和发展机构，并致力于实践他们的人。所以显而易见，命令式中国要审查谷歌，那就是反对网络中国，后者在谷歌上蓬勃发展。现在看来，命令式中国有自己的办法。如果结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想做空共产党。

109 新闻周刊为什么人民币丌会取代美元？原文：Newsweek: China’s $2.4 Trillion Stash 来源：Newsweek 作者：Robert
J. Samuelson 发表时间：2010 年 1 月 22 日译者： @messiahxu）日中国对外公布，其外汇储备在 2009 年增加了 4530 亿，总量已达到 2.4 万亿。这些惊人的数据（目前看来今年的增长不太可能少于去年）已经超越了财政经济政治上的现实意义。这里的意义并不是像很多人猜测的那样，中国会突然抛售美元摧毁其主要国际货币的地位，以此削弱美国的经济实力与声誉。据估计超过三分之二的中国外汇储备都是美元。因此，大幅抛售美元对于中国来说只可能损人不利己。这相当于是发动一场经济战争，而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还是其它人都不会从中得到任何好处。假设一下会发生什么。中国会首先出售其用美元投资的证券。这恐怕会牵涉到 8000 亿的美国国债，以及数十亿的美国股票与基金。在将美国债券货币化之后，中国会在外汇市场用美元大肆兑换其它货币。大量的美元流出可能会触发新的全球经济危机。而由于获悉了中国抛售美元的意图，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投资者必然跟风出手美元债券并转换货币种类。随后造成的恐慌将使市场遭受重创。银行与投资者会眼睁睁看着资本与财富不断缩水。新一轮的全球衰退甚至可能的大萧条，将大幅减少中国的出口贸易（2009 年中国出口贸易量已经锐减了 16%）。为了保护就业，其它国家可能会对从中国进口规定限额或者增加关税。为什么中国要跟自己过不去？所以说，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天量外汇储备的意义俯拾即是。第一，它们代表了中国的重商主义贸易政策。一个国家想要实行重商主义增加出口。中国凭借人为控制其货币一直保持在低汇率而使其外贸取得了竞争优势。即使去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已经减缓了贸易过剩，但数量惊人的贸易出超依然存在。人们总是说美国“欠”中国钱，而这正是因为中国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这样的描述其实并不准确。中国可以用手中的美元进口商品，或者通过升值人民币来限制美元流入，这样也可以让出口变得更有价值进口也更加便宜。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在 2005 年曾缓慢升高过，但 08 年中期随机被停止。于是巨大的贸易出超使得中国不断“借钱”给美国与其它国家，即使我们并不需要这样的援助。近

110 中国的外汇储备服务于他们的战略：投资原材料（石油、食品、矿石），全世界收购先进技术，通过对外援助或者优惠贷款提升软实力。实际上，只要中国愿意，他们有 2.4 万亿可以使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一直在抱怨砸在手上的大量储备，但这些储备却实际上通过出口与防止关键商品短缺帮助中国推进了创造就业的经济目标。而战略目标就是要通过经济快速增长来保证政府对权力的控制。诚然，中国在努力创造更多的国内消费；但却依然固执的保持了强劲的出口。
中国的好消息却并不一定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其它国家的。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实力转移的问题，而是这种实力将如何塑造全球经济秩序的问题。如今，中国的巨额储备投资于美国债券——已经被认为是低利率带来金融危机的案例而引用。人为低估人民币价值不仅仅伤害了美欧日，也伤害了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贸易操纵摧毁了其它地区所支持的开放贸易政策。由此看来，中国并没有以人民币取代美元作为世界主要货币的打算。他们的雄心远不止如此：创造一个服务于中国利益的世界经济体系，当然，其它国家的打算只怕也是一样。

111 外交政策在雨中歌唱原文：Sing in the Rain 撰文：ASHBY MONK, GORDON
L. CLARK 发表日期：2010 年 1 月 20 日译者：小米（@xiami2020）中国的亿万元主权基金如何在金融危机中增值，这对于亚洲增长最快速的经济大国的未来意味着什么配图：外交政策在未来的几个月里，中国政府预计要给其国有的财富基金，中国投资公司（CIC）注入另外 2,000 亿美元的资金，将这一基金的总体资金提升到 5,000 亿美元。这样大量的注入资金让 2007 年刚刚成立的中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SWFs）之一 ——有可能排在早就成立的阿联酋、科威特、挪威、和新加坡基金之前。中投的快速上升证明了，尽管有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的经济实力没有受到影响。在 2009 年，中国可能会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会略微超过德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商。同时，这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已经连续创纪录，最近达到了$24,000 亿，基本上所有都是从 2000 年开始累积的。事实上，国际金融危机是中国的主权基金的内在积极因素，而没有阻碍中投的增长。虽然这一基金在成立的时候越过了一系列的管理、金融和地缘政治的障碍，金融危机却为它实现一个令人吃惊的转型准备好了舞台。现在这一基金可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和最有影响力的战略投资者。中投在 2007 年并没有准备着实现这一使命，它出现的第一年亏损就重击了它。它在金融机构的投资时机非常差，2007 年，中投高调投资黑石和摩根斯坦利，让这一基金相当尴尬，也表现出他们的天真。到了 2008 年末，这两项投资分别

112 下跌了 80%和 67%，虽然只是在纸面上，也激起了国内的辩论，中投是否应该存在。中投，还有体来说所有的主权基金，在西方都面临着日益增长的怀疑，因为人们担心它会模糊和金融和政治之间的界限。那时出现了这样的担忧，这种基金会被非法利用于推进政治和爱国主义，而不是用于商业和议程。比如说，华盛顿的一些政策制定者担心中投会在中国政府的授意下隐瞒他们在努力获取有利于国家战略利益的技术、资源、和专业知识的事实。在我们访问的美国参议员
中，有这样的问题“当你把共产主义者放到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中会发生什么？” 这种怀疑导致了好几个国家在考虑采用新的保护政策。那时，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欧盟还有美国都在考虑制定新的政策制止主权基金进入他们的市场。因此可以说，风险是很高的，西方新的保护主义政策会对这些基金在市场投资和实现它们的目标产生巨大的影响。回到 2007 年，对于中投，更广泛地说所有的主权基金，是否能够有效地管理资金也存在相当大的怀疑。在我们对自己的主权基金的资产管理者中所作的调查表明，大部分的回答者认为这种基金的资金来源于内部不能适应全球资产管理者的要求。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基金管理者们相信这一基金的投资能力亟须提升。还有一种流传广泛地预测是主权基金会被资产管理者和投资银行家利用；中投在 2007 年的投资可能说明了这一点。最后，许多人认为主权基金不能吸引到足够的人才走向成功。我们的朋友 Keith Ambachtsheer，多伦多大学的金融教授和罗特曼国际退休金管理中心的主任，直言不讳地叫这种基金为“偶然的金融旅行者。”简单地说，2007 年对所有的主权期间来说都是困难的一年，许多人认为中投是做错事的典型例子。但是今天，情况改变了。差不多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在金融危机中为生存而挣扎，中投却财源滚滚。一部分是因为幸运。这一基金在 2007 年下了大赌注的摩根斯坦利和黑石，都在 2008 年收复了一些失地。而且，这些出错的投资让中投避免了更大的损失；这一基金在 2008 年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场休息，也就是说中投在那一年灾难性的市场环境中只投资了$48 亿。 2009 年好运持续了，中投很明显从惩罚中走出。而且，据其年报所说，计划将实现高达 500 亿美元的投资。又一次地，这时机好得不能再好了：当全球都在贱卖资产的时候，中投可以对那些打折的公司下大赌注。中投在适合于安全玩法的一年里安全地玩，在应该大力投资的一年里加大了投资，非常美妙。虽然看起来中投是受益于幸运（而不是前瞻性），它将在未来获益颇丰。金融危机还帮助缓解了中投的一些国际政治问题。当一些蓝筹的投资银行象雷曼兄弟公司和贝尔斯登走向破产，银行们走向记忆中的大萧条，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机构都在要求政府救援，谁还有时间来担心中投的动机呢？还有，由于西方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中投能够在大举投资资源和贸易公司的时候并未引起的地缘政治的注意。事实上，通货膨胀现在成了主要的金融投资家的担心，实业资产成为好的避风港；中投很显然利用了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萧条为中投提供了既能够满足基金的商业目的，也能够满足中国的战略目标的掩护。

113 中投还受益于在一个不断缩小的投资圈中成为少有的几个积极的和不断增长的基金之一。比如说，中投被认为是在并购&收购都要崩溃的市场中最大的“战略” 投资者。任何意义上的垄断—一个买家，许多卖家——结果都是：卖家不得不让买家来确定价格。对中投来说，它得以独揽大权，为收购和并购服务定下收费标准。相应的，已经有报道说中投的顾问费“很抠门”，路透社的报道曾经指这一基金为“守财奴”。另一种解释可以说这一基金花的钱都很值；它以超低的价格获得了世界级的服务。另外，中投还扩充了它的人力资源。许多的金融从业者在过去的几年里都丢了饭碗，这一基金得以选择那些在金融危机之前他们雇不起的真正的人才。这一
基金在过去的两年里大力地招贤纳士，甚至专门为招聘开辟了一个网页，这对于主权基金来说很少见。2009 年，我们认为中投已经比 2007 年要能干得多、厉害得多。中投的崛起让那些之前对主权基金的优势持怀疑态度的国家重新考虑；象 Robert C. Merton 这样的专家呼吁建立美国的基金来获得流动性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更有甚者，看起来对于金融危机之前就存在的亚洲和中东的主权基金，西方式的怀疑和政治操纵之说看起来不太可能卷土重来了。也许这场危机说明了：与我们的政客和金融机构将眼光投向超越当前的选举或财政季度上的失败表现形成对比，有这么一个基金的多项好处支持了公共目标，也能辅助长期计划。在过去的两年里，金融环境中的暴风骤雨让其他的全球投资者们狼狈不堪，中投却正在雨中歌唱。虽然这一基金还要跨越更多的障碍，大部分要归因于那些超出其控制的因素，它已经比 2007 年的时候领先了很多。中投可以感谢全球金融风暴为之清扫了台面，助其崛起。在将来，这种发展肯定在中国崛起的影响力和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的地位两个方面都意义深远。

114 《经济黑帮》节译走私缺口 “这丌是私人的，桑尼，这是严肃的生意。”麦克.克里昂, 《教父》赖昌星的故事，是发生在现代中国繁荣昌盛的资本主义背景下的一个人从赤贫到巨富的传奇成功故事。身为文盲赤贫家庭的儿子，赖先生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到福建省厦门市去寻找发财道路。他在 1980
年代中期到达厦门，此时中国政府正开始给私有企业松绑。刚到厦门的赖先生，身无分文、没有社会关系，不会读写。但 1990 年之前，他已经是个百万富翁。1999 年他的财富居然达到数以十亿计。他的生意包罗万象，触及福建省经济的各个方面，从运动队到宾馆业到航海运输业。他在厦门市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如此高耸，以至于民间有笑话，建议厦门市以赖先生自己的企业名字更名为“远华市”。如今，赖先生的霍雷肖.阿尔杰式的故事已经不复存在。虽然他曾因为在“红楼” 中举办豪华聚会以娱乐商业朋友而闻名于世，但是现在他却被软禁在加拿大温哥华的自家房子里。他仍然在反抗中国对他的引渡。在中国，他被指控从香港走私超过 60 亿美元的货物进入中国大陆，这让他成为可能是现代历史上最大的走私者。赖昌星是个聪明而成功的商人，但是不幸却把自己的商业天才运用在走私而不是合法职业上。从赖先生对国际贸易采取的理性办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帮助我们更好理解经济黑帮的心态和方法——以及如何对付他们。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开价生活中总需要对成本和收益做出权衡决定。这就是经济学者所说的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开价的意思。价格只是成本-收益分类账册的成本部分。如果我在超市用 1 美元买了个苹果，那么我就不可能再用这个美元买橘子。其他更为细致的决定同样需要对成本和收益进行权衡。如果我抢劫了一家银行，我需要掂量拥有数捆百元大钞和被警察搜捕可能被抓入大牢之间的利弊轻重。如果超市把苹果价格翻倍，有些顾客就要改买橘子（或桃子）。同样的，如果我们增加 FBI 武装抢劫部门的探员人数，从而提高了抢劫银行的“成本”，那么我们可以预期，抢劫行为便会如期减少，潜在的银行抢劫犯会转而偷车或者入室抢劫（或者也许完全放弃犯罪之路）。这至少在理论上说得通的。实践上，我们需要理解哪些成本会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人们的决定。也许雇佣更多的 FBI 探员并不能真正改变抢劫银行的代价，因为你们的平均状态也许不如艾尔.卡彭或者赖昌星那样理性（或聪明）；而且尽管代价更高了，短视的匪徒仍会继续抢劫银行。理解哪些成本有影响，这不是坐在扶手椅上的经济学家的所做的习题。这不是从事抽象的理论和推演工作，我们需要搞清楚如何评估非法活动的规模，然后看它对经济利益如何反应，我们需要进入走私者和经济黑帮的真实世界。

115 走私作为一种生意数十年前，来自亚洲的电子产品和廉价玩具，都以底下盖着“香港制造”标签而闻名。如今是“中国制造”。现在，香港的 700 万市民已经非常富裕，不会与北方的中国大陆 13 亿人口中的许多人争夺工厂中的低薪制造工作。香港重返航运业根本，以贸易港口闻名于世。香港把中国产品运往全世界，以及不断进口物资供
给巨大而喧嚣的中国经济。香港和南部省份广东和福建共享一种非常愉快的共生关系，这两个省份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引擎。香港给他们的制造工厂提供全球最有效之一的深水港。作为回报，香港从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中分享稳定增长的商业收益。每年有接近 7000 亿美元的商品流经香港的繁忙港口。香港贸易的巨大规模，得益于南中国的经济活力，同时也是改变了世界贸易的海运集装箱这个革命性创新技术的结果。装卸货物曾经是魁梧的码头工人的工作，他们举起巨大的布袋、木桶和奇形怪状的家具物件；而如今装卸货物工作不再是码头工人的天下。这项工作已交给大量 200 英尺起重机来做，这些起重机直接从船中起吊标准化的 40 英尺长的集装箱到卡车（或火车车厢）上，反之亦然。南中国有数以千计的玩具、服装和狗粮制造商，他们亦是合法进出口商，这些降低成本的创新技术对于他们来说是个实惠。然而很容易想象出中国的艾尔.卡彭——武器、毒品和其他违禁物走私者——是如何得逞的。检测技术的发展跟不上海运技术的创新。大多数检测是用老办法实施的，通过肉眼去检测集装箱里的货物。但是，光是在 2006 年就有两千四百万个 40 英寸集装箱途径香港——每小时 2700 个，海关人员只能在货物起运前检测其中很小一部分的货物。没人真正知道那些途径香港的数以百万计的统一且不起眼的集装箱里面到底装了什么东西。利用快速航运和低技术检测之间的失配进行牟利，也许没人比赖昌星赚得更多。虽然他的诈骗行为是走私，但是他贩运的货物自身并非是非法的。1990 年代，赖昌星的进出口生意将烟草、汽油、豪华轿车、电视和其他高关税商品运入中国。诀窍如下：他进口这些商品但不支付关税。他经营的货物自然比海洛因或武器级环要普通平凡得多，但不做这些违禁物利润也很可观。根据 1998 年中国政府的调查——这份调查摧毁了赖昌星的商业帝国，走私者将价值 60 亿美元的货物从香港运入中国，致使中国政府流失数以十亿计美元的关税收入。从数以百万计的通过香港和内地海关的集装箱中，很容易看出赖昌星是如何通过低报关税的手段来逃脱的。这些集装箱里面装的是高关税的烟草吗？不是，只是一些陈旧的木质纸浆。甚至有一些货运根本就不报关。那么他是如何做到这么多年里都能逃脱呢？是腐败：近乎中国一半的海关官员都在赖昌星开出的薪水单上。赖昌星是中国走私现象冰山之一角，还是他只是混杂在合法进口商中的孤狼？幸运的是，1998 年政府发动了意在将之绳之以法的法律打击，我们现在才能对他的走私帝国知之一二。但是要想了解其他许多没有落网的走私者的操作手法，

116 却是非常困难的。除了赖昌星，还有多少走私行为？走私者又是怎样将货物秘密运入中国的？这些问题的答案隐藏在平时视线之下。如果你知道从哪里以及如何看待中国和香港贸易的公开数据，那么一切将真相大白。虽然在关注和逮捕个别的走私犯上，中国政府比我们这些经济教授更拿手；但是仅仅使用这些贸易数据，再结合一些经济学常识，我们这些经济学教授就能一般性地发现中国走私的规模和路径。理解走私的本质，是阐明政府应如何控制赖昌星帝国的第一步。关税和走私者的经济动机要理解走私经济学，你不需要是个大时代的犯罪老大，只要回想一下你最后一
次国外旅程。返回美国的旅行者，每次可以携带不超过 800 美元的免税外国货物入境。若超过此数，萨姆大叔就要对你购买的东西收税了。假设你在意大利购买了一个 2000 美元的古奇手袋，入关时候如实申报你就得另外支付 200 美元关税。你想逃掉这笔关税，那么在你忐忑不安走向海关的红色或绿色警示牌时，你有许多个办法可以尝试。你可以摘掉价格标牌，假装这只是个价值 799 美元的手袋；你可以声称这是你上次在意大利旅行时购买的。或者你可以将手袋藏在手提箱底下，然后祷告上帝祝愿你不会被随机抽查抽中。一些明显的因素影响这个成本-效益的决定。最主要的效益自然是，如果能偷偷将手袋携带入境，那么你就节省了 200 美元。当关税率上升时，沿着绿色警示牌“无申报货物”入关就会有越来越大的诱惑力。从成本一端看，你被抽中的可能性和处罚的程度都很重要。你是否能承担小额罚金，或者受牢狱之苦？国土安全部的抽检几率是十分之一（风险相当大），还是千分之一？（且不管那些以任一种形式进行的抽检是如何随机决定的？最近一次旅行中护照上的巴基斯坦签证是否因此会将你列入国土安全部的观察者名单？）你选取的逃避手袋关税的办法，也取决于你要走私的东西。例如这个手袋是不是看上去是过时的，因此可以谎称是两年前的旧货得以入关？或者是不是足够小，以至于可以小心地将之藏在手提箱底下？将是否走私视作生意决定的进口商每天都在进行这类算计赌博，以决定如何给政府部门申报。我们是如何看到政府部门不能看到的走私现象呢？我们不打算拖着铁撬棒开始搜查香港或者新泽西纽瓦克港口的集装箱，以找到有多少古奇手袋非法进口。反而，我们打算利用国际贸易数据的特点，以对走私现象的进行更接近真实状态的合理估计。我们操作的办法是，根据从 A 国出口到 B 国的出口商报关的数据，然后比较 B 国接受报关的 A 国输运来的货物数据。这两者的差值——对出口报关数据和进口报关数据进行比较——就是我们估算走私的数值。这个办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在包括美国在内大多数国家中，你可以尽可能地出口消费货物，出口是不收关税的。除了某些敏感的军事技术，政府乐于见到有人买他们的产品，由此给人民提供生计。如果你在罗马机场被问到随身携带了什么东西上飞机，那么如实承认你的古奇手袋不会给你带来任何麻烦。你可以

117 诚实地说出，你携带一个崭新的价值 2000 美元的手袋登机。然而，当你通过纽约海关的时候，你可能会告诉海关人员，你购买了一个廉价的手袋甚至没有携带手袋，以逃避高昂的进口关税。这种行为就会给意大利-美国间关于手袋的贸易数据带来不一致：许多昂贵的皮革手袋从意大利登机，但极少能到达美国。将古奇手袋偷偷携带入关的旅行者越多，官方贸易数据中的走私缺口就越大。赖昌星在香港-中国贸易数据中就留下了这些缺口。许多装满香烟和汽车的集装箱离开香港开往大陆途中消失，至少根据中国进口数据，这些货物从未到达内
地口岸。香港以外地区的许多其他走私生意想必也是如此操作的。我们将使用这个估算非法贩运规模的走私缺口来估算香港出口商对中国政府逃避了多少关税。如果不存在广泛的走私，那么我们可以发现，从香港发往内地的出口报关数据，等同于内地接受的进口报关数据。但是我们发现，许多中国进口货物—— 如同赖昌星的货物——在运转中消失了。经济学家揭露走私者的办法根据中英政府签订的 99 年租赁条约，英国控制香港直至 1997 年。虽然香港归入中国统治迄今已超过 10 年，香港仍然拥有独立于中国其他地区的作为自由贸易区的经济自主权。香港制造的货物进入中国必须报关缴税。在海关需要支付多少关税主要取决于进口的东西，而关税目录以一种模糊不清的方式在变化。中国的关税壁垒是一些高高低低数字的拼凑，这是指导和控制大陆经济的数十年的“五年计划”的结果。比如，为了防止中国善良的农民受外国腐化文化的影响，1996 年香水的关税为 55%；香烟产品的关税率是 70%。关税也被认为是可用于保护和培育中国不成熟的制造业和技术部门。外国产汽车面对至少 100%的关税率，视频显示器的关税是 50%。中国经济机器的关键进口物资，比如生铁和铝矿，进口时不征收关税，以避免征收的关税导致中国工厂失去竞争力。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运用他们的智慧，以某种精细的方式将外形非常类似的产品分别制定不同关税率。“镗铣床”的关税？这取决于它是“镗铣床——数字控制”（10%），还是“镗铣床——其它”（20%），这两者的差别在整个 1990 年代都保持着。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差别？也许是 1985 年“五年计划”的作者看到了数字控制镗铣床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也许是中国的数字控制镗铣床的游说机构非常得力；或者也许根本就没有很好的理由。看上去好像是随意制定的关税差别，在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中都以显著的概率出现。这就为不同的进口商创造了不同的经济动机，对比一下香水进口商和铁矿石进口商，以及数控镗铣床进口商和其他镗铣床进口商。结果是香水制造商应该走私最猖獗，而铁矿石生产商根本不走私。一般而言，关税率越高，逃避关税的走私就越猖獗，这也反应在香港-中国官方提供的贸易数据中的走私缺口越大。我们和合作者魏尚进(音)从贸易数据中发现，基于 1996-1998 年统计的香港-中国贸易数据，我们发现，高关税货物确实存在一个更大的走私缺口。更显著的结果是，这个关系不仅成立，而且这是个非常强的关系。关税率每提高一个百

118 分点，走私缺口就增大 3 个百分点。因此，其它镗铣床(20%关税率)的走私率比数控镗铣床（10%关税率）高 30%。这是个巨大的效应，特别是考虑到直至最近中国进口商都还必须面对的高关税率。实际上，走私的规模暗示了中国关税高得令人费解。想象一下，如果政府将其他镗铣床的关税率从 20%上调至
40%会发生什么？每个进入国家的其它镗铣床缴纳的关税翻倍。然而，我们的计算显示，走私率会增加至大约 60%（关税率提高 1 个点，走私率提高 3 个点）。因此，现在进入国家的其他镗铣床只有少于一半的数量报关。关税增加的净效应——每台机器的收入翻倍但总数少于一半——将是负的。也就是说，大幅提高关税率，政府实际上所得会减少，因为这只会让更多的进口商将货物走私进来。因为走私损失，将关税率提高到 30%左右其结果只是带来关税收入减少。那么回到 1990 年代，为何接近总数一半的进口货物都要面对超过这个水准的关税？是不是政府只是自我欺骗，幻想提高关税能增加收入？许多种解释浮现脑海中。首先是无辜的解释。中国政府也许立法保护婴儿期的汽车或者计算机（或者镗铣床）工业，设置关税壁垒来培育这些产业，而不顾及短期的关税收入损失。最终，这些产业的成长将带来更大的产出和国民收入，这至少在理论是如此。类似的，政府也许是出于家长式的考虑，对香奈儿香水和 Absolut 伏特加酒设置高关税，保护人民远离诱惑。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形下政府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获取关税收入，而是他们希望保护中国文化不被外来文化冲击。一个较为不道德的解释是，腐败政府官员有意将关税率保持在高位，因为这将迫使进口商另谋出路。一方面，走私者也许只是简单地欺骗口岸官员，谎报集装箱里运输的东西，然后寄希望于无事。但是为什么要冒着被抓住的风险，冒着被中国法院系统审判的风险？大规模走私会被判处从 10 年劳改到死刑。收买恰当的中国政府官员会更安全，让他们分享你的走私收益。于是，全世界的海关官员都会发现，如果他们对走私视而不见（不收税），那么他们将活得很滋润，因此他们就会尽其所能将关税保持在高位，以确保他们的“服务”处于高需求状态。尽管还是有认真负责的海关官员，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去精确测定发生了多少走私，这或者是因为那些腐败的官员导致。然而，拜某些中国官员所赐，中央政府 1990 年代下半叶发动的打击走私者的行动，揭示了我们已记载的非法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确实发生了。臭名昭著的赖昌星将福建省政府的许多官员列入了薪水清单。当地口岸官员提前要求他的船长挑选出船上那些可被检查的集装箱。这些集装箱预先装满合适的货物（且已付关税），然而在其周围其它数百集装箱都装着高关税的走私物品。有时赖昌星完全收买那些爱管闲事的检察员。他的关系网延伸到政府的最高级官员，包括厦门市副市长和厦门市海关领导，以及北京安全部门的副首长。

119 艺术品走私和走私的艺术意大利蒙泰莱奥内迪斯波莱托村想要回他们的伊特鲁利亚战车。伊特鲁利亚战车很久之前被当地一个农夫挖掘出土，据说 1902 年他将该战车出售给两个法国人换取了几头母牛。战车最终落入纽约大都市博物馆之手，在可预见的将来，他们没有将战车归还意大利的计划。根据当地村民所述，战车是在隐晦的、可能是非法的情形下被掠夺的。博物馆否认了他们有任何过错，且排除了他们违
反美国法律的可能性。两边的说法可能都是对的。大多数国家禁止或者严格限制古代艺术品和其他文化物品的出口。这包括大时代的古董，比如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伊特鲁利亚战车和希腊塑像；也包括价值数百美元的小玩意，比如前哥伦布时期的陶瓷碎片和 19 世纪硬币。出口这些物品需要政府的特殊许可，而获取特殊许可的可能性很小。因而，如果无法忍受官僚系统对出口许可的繁缛审查等文案工作，你也许可以尝试一下收买边境处的海关人员。无论采取哪种办法，你总归可能自如地把硬币、陶瓷、塑像和战车带到美国。国土安全部门自己在它的手册里面提供了对艺术品进口的解释，违反外国法律并不意味着你一定会违反美国法律。虽然把被非法出口的物品带入美国没有问题，但是你还是必须诚实地向美国管理部门申报你的物品。否则，古董进口商可能被指证做伪证，他们的物品也会被扣押。采用欺骗手段出口物品，但诚实申报进口物品。这粗看上去很像我们讲述的中国的逃避关税者——只是程序刚好相反。考虑到艺术交易商面对的诱惑，不出意外，每年到达美国的古董远比每年世界其他地方发往美国的要多。至少在官方贸易数据里是这么描述的。这在世界上其他艺术品进口市场，比如瑞士和德国，也是这么一回事。在那些出口管理部门最容易被贿赂的国家——尼日利亚、俄国和叙利亚，古董走私缺口最大。这些国家在世界透明组织每年公布的全球高度腐败国际排行榜上也榜上有名。当货物到达美国后，古董走私者都要给美国政府提供一份诚实（或较少欺瞒）的报表，而这也给经济学侦探提供了可以追溯的蛛丝马迹。最后，我们也许也可能用相似的办法去揭露武器贸易商、毒品贩子和其他国际贸易中最见不得人部分的参与者。这只需国家间存在法定差别，那么许多走私者便会利用这些法定差别进行牟利，他们的所作所为正如同经济学教科书中所描述的经济人。腐败：商业车轮的润滑油还是沙砾？这个标题将把我们带回第二章中讲述的腐败什么时候和怎么样对经济产生破坏。中国制造商需要廉价石油维持工厂运转和驾驶汽车。赖昌星是厦门的当地英雄，人们称赞他保持物价低廉造福了当地城市贫民，且加速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 ——即便导致了政府税收流失。随着政府 1998 年发动打击走私行动和走私现象

120 因此减少，广东省的官方进口数据下降了 10%。但是出口大跌了 12%，因为该省的工厂需要努力应对更高价格的进口物资，比如石油和原材料，在这之前这些都是走私进来的免关税物资。关于走私对中国经济有益的观点是典型的“润滑车轮”看法，在臃肿笨重的官僚体系和过度的繁文缛节覆压的系统中，腐败有助于成事。作为极端的例子，在中非国家乍得，
政府处理开创企业的官方文案工作需要两个半月（美国是 6 天），获取建立厂房的必需执照需要半年（美国只需要 1 个月多一点）。如果你在乍得发现一个好商机，那么也是非常腐败的乍得也许还不错，至少你可以花钱去减少文案工作和拖延的时间。关于腐败加速商业发展的观点有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支付贿赂款来减少繁文缛节只是故事的一半。假设公司愿意支付贿款绕过规则终结程序。那么接受贿款的政府官员就会意识到，如果他们提高关税率或者在公司的经营路线上设置更多的管理壁垒，他们会挣得更多。在许多国家，比如在中国，规则执行者也是规则制定者，因此他们可以开始设置繁重的新法律，而唯一的目的只是索取更多的贿款。公司支付贿款的意愿是助长繁文缛节的首要原因。走私感恩节大餐有不止一种办法可以在关税上欺骗中国政府。假设，例如赖昌星打算输入一千只 10 元冷冻鸡，而且想逃避 20%的鸡肉关税。首先，赖先生可以谎报鸡肉的价格，声称他输入的 10 元冷冻鸡每只只价值 5 元。但是如果这些商品被熟知家禽处理的海关人员处置，他们也许会让这些鸡肉经过热水处理。另外，他可以声称他的运输集装箱里面只有 500 只鸡而不是 1000 只。但这种做法也是需要冒风险的：如果有海关工作人员打开集装箱，开始计数鸡肉数量，那就露馅了。即使边境官员不打开赖先生的集装箱检查，他们可能也知道每只鸡的平均重量，然后发觉装满 500 只鸡的集装箱有点重得令人生疑（为安全起见，集装箱都是标重的）。最后，赖先生可能声称他运输的根本不是鸡肉而是其它关税率相对较低的禽鸟肉，以此来偷逃本应支付的较高关税。比如，如果火鸡肉进口中国只面对 10% 的关税，那么赖昌星可能谎称他的冷冻鸡肉实际上是火鸡肉，如此便可将关税减半。从某种程度上看，这显然比把家禽谎称成，比如四门小轿车，更易于在海关处蒙混过关：鸡肉和火鸡肉重量相仿，在运输过程中也需要类似的处理。如果一个诚实的海关人员凑巧往集装箱里瞥一眼，他可能会把火鸡肉误认为鸡肉，但是他绝对不可能混淆鸡肉和中型轿车。正如我们已经发现的：香港海关和中国海关公布的官方贸易数据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走私缺口：输入中国的高关税鸡肉的价值比从香港统计的输出价值要低。为了搞清楚这是因为谎报数量还是谎报单价，我们同样可以检查进口数量的走私缺口，进口商同样也必须跟海关申报数量以便统计。如果对于较高关税商品其走私数量缺口越大，那么进口商很有可能是谎报了他们输入的商品的数量（申报 500 只而不是 1000 只鸡）。如果走私缺口在运输数量上对于高关税和低关税都没有明显差别，那么我们发现的在运输价值上的差别是因为进口商谎报了每

121 个单项的价格，因此到达中国的运输价值会相对较低，这不是因为鸡的数量减少了，而是因为每只鸡的单价在申报时是 5 元而不是 10 元。那么还有第三种可能，那便是谎报成火鸡肉，我们下面将涉及这个问题。在香港和中国的官方贸易数据中，我们发现进口商诚实申报了鸡肉和其它商品的数量，但是对于每个单项的价格却大撒其谎。这并不奇怪。要验证特定家禽
的最终市场价格可能是较为困难的（跟它们的肥瘦、是否有机的、是否自由散养的都有关），但是要对四十英尺集装箱进行称重则较为容易，这个信息可以用来估算每次输运的数量。要想搞清楚高关税的鸡肉是否被误报成低关税的火鸡肉则相对不太容易。考虑一下关税率为 10%的火鸡肉的走私缺口，从外形上看，火鸡肉与关税率为 20% 的鸡肉很相似的。如果进口商将这些高关税的鸡肉误标成火鸡肉，那么我们将发现，从香港输入中国（中国数据）的火鸡肉将要比离开香港输往中国（香港数据）要多。也就是说，在火鸡肉项上，我们将观测到一个负的走私缺口。而且如果鸡肉的关税提高到 30%（或者如果火鸡肉关税降至 0%），我们可以预期会有更多数量的“火鸡肉”输入中国。通常我们会预期，如果跟火鸡肉外形类似的货物（其他品种家禽，如鸡肉、鸭肉和鹌鹑肉）的关税提高，那么申报的入关火鸡肉数量将会上升，因此火鸡肉走私负缺口会越来越大。但四门轿车和其它不会与家禽混淆的商品的走私缺口将不受家禽关税变动的影响。贸易数据告诉我们，这个“鸡肉-火鸡肉”花招确实解释了鸡肉消失的主要根由，而且实际上通常也解释了香港-中国总体上的走私缺口。如果你打算相信香港出口和中国进口的账面数据，那么你将确信在香港和中国边界上发生了奇妙的鸡肉变成火鸡肉的魔术。且同样的，其他镗铣床神秘地变成了数控镗铣床。实际上，这只是走私者对中国的关税率做出应变，误标他们运输的货物，从而在文件上留下的蛛丝马迹。让鸡肉成为鸡肉：如何转变经济动机以打击走私者追索香港消失的鸡肉，除了让我们这些学院经济学者保住饭碗，也有助于中国政府重新调整进口商利益使他们远离走私。不出所料中国政府首先会采取措施打掉香港走私者的饭碗。 1998 年的反腐运动，让赖昌星胆战心惊逃离中国，许多其他涉案人员，包括走私者自己和中国政府高级官员同伙，被逮捕和惩罚。数百人被判处长期监禁，一些人被处以死刑。除了严厉的惩罚，政府海关也采取了其他加强措施以提高抓住走私者的可能性。从首都调过来的外部调查员空降广东和福建，清理置换了当地的海关部门，他们对到港的集装箱进行更多的开启检查。政府的新措施主要是直接提高了走私的风险，而不是降低走私收益。但这种反腐败行动自身也有很高的成本。我们已经提到，1998 年打击行动之后，工业产

122 品价格飙升，因为中国的企业必须附加额外关税带来的成本。采取的加强措施自身无论对于政府的公共财政还是中国的制造商都是一种负担：漫长的运输周期成为惯例，因为海关人员需要时间和资源对更多的被标示需要检查的运输货物进行仔细检查。一些人确实选择放弃继续走私牟利，但尽管监管措施不断在增强，并不是所有的走私者都完全脱离走私行业。他们只是采用新的办法去规避这些新措施，尽管收益成本比低于以前了。2006 年，政府部门发现了连接香港和它的姊妹城市深圳的一条排污管道构成的地下通道，高关税的计算机芯片和手机通过这条秘
密通道贩卖到中国。还有人在深夜使用快艇将电视和计算机小规模运输入中国。其他贸易商坚持通过港口走货，只不过每次都把走私品的数量控制在很小的数目，这样一旦被抓住，也能逃脱最严厉的法律惩罚。不过通过秘密通道、深夜快运和小批量运输这些方式运输货物，香港的走私者就丧失了利用货柜运输手段，这是项革命性技术手段，使得国际贸易如此有利可图。那么中国政府的反走私努力最后是否值得呢？这很难说。很明显，政府在惩罚腐败官僚方面是有效的，但同样也有效地降低当地经济发展速度；至少从短期看，进口物资的成本提高了。我们思考另外一种不同办法，侧重于降低走私收益而不是它的成本，这个方法很可能同样有效，但是付出的成本却远小于前者。大多数我们发现的走私行为都不包括低报价格或数量。而是“鸡肉变成火鸡肉” 类型解释了大多数走私缺口，此种情形下走私者只是谎报他们输入国家的走私商品的类型。所以一个好的开始是将火鸡肉关税设置成跟鸡肉的关税一致，推而广之，将所有类似的容易混淆的商品都设置成统一关税。关税不必降低到零关税：政府确实需要提高税收收入，而通过关税收取是有效的。而且，鸡肉关税可以实际上不同于轿车关税，只要与火鸡肉关税相差不大，因为火鸡肉很容易伪装成鸡肉。最基本的就是相似商品应有相似的关税，以避免“鸡肉-火鸡肉”问题。减少关税分散将只是走私者和执法者玩的猫鼠游戏的第一步。每个政府采取的行动，都将会有一个对策。误标货物是老的、1998 年之前的关税系统中最低成本的逃避关税的办法，但我们已经发现，中国走私者在找到绕过关税法律的对策方面是足智多谋的。这个对策包括转向其它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办法——低报数量和价格，或者也许干脆不经过港口，在较远的地点停船卸货。或者他们可能已经采用了我们和中国政府都没想到的办法。但是，通过阻断逃避关税的那些最容易通道，中国政府的措施将迫使走私利润减少，并且开始逐步消解这个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顽固阻碍。回到美国美国跟中国一样，也有一个不同关税等级形成的复杂系统，这个系统是由政府的官僚体系、惯性和工业界游说团体倾力运作的合力作用形成。钢铁市场是这个混乱关税系统的典范。2001 年，华尔街日报报道了，钢铁市场存在“一个稳定的、有利可图的…走私生意”。美国进口商正在利用美国关税系统中针对外形类

123 似的钢铁存在宽泛的征税率的特点——关税率从每吨几美分到数百美元。低等级的线条材（10%关税率）被误报成高等级的棒材（无关税），钢材误报成钢筋，等等诸如此类。小布什总统在 2002 年的一个有名举措是试图将钢铁关税从 8%提高到 30%，挽
救那些经营境况不佳的工业企业，以争取政治上很重要的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州的支持。美国的欧洲和亚洲贸易伙伴一致提出反对，并且威胁开展报复（包括提高橙汁的关税，这会打击政治摇摆州佛罗里达州的相关产业），于是最终小布什总统妥协了。2003 年 12 月之前，针对钢铁的大多数关税已经降低接近零关税，钢铁进口商申报的官方数据很快飙升，这大部分是因为合法运输成分跃升，但我们也可以说，这至少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美国进口商不再需要运用走私思维了。钢铁关税争论以一种将减少走私和犯法行为的方式被解决了，但是美国的关税目录仍然充斥着许多奇特的不一致之处，根据纽约时报所说，这些不一致的地方是“幕后交易的产物”。羊毛衬衫的关税是多少？不管你是否相信，这居然与男女有关：男士羊毛衬衫关税率是 18%，而女士的比之少一半不止。这并不是说政府单独歧视男性。如果你在市场上选购游泳衣，你会发现女士泳装的关税率是 27.8%，这是男士泳装的 1.5 倍。虽然我们没有像研究中国的服装关税数据那样仔细研究美国的服装关税数据，但是我们可以预测，许多羊毛衬衫、游泳衣和其他服装在经过美国边境的时候，很可能出现适用性别发生转变的现象。终止这个奇特行为的最佳办法是在关税率上体现男女平等。在将焦点从中国走私者转向下一章中我们要开展讲述的联合国外交官的故事之前，有必要再次强调，中国和美国一样，法律通常是基于某种原因形成的。之所以会有高关税率和男女服装间的关税差异，这通常是因为某些人能从这类配置中获利。也许是女士泳衣的国产制造商有特别强的游说能力，已经说服国会议员对比基尼泳装采取保护主义关税壁垒；或者也许是深圳的海关官员对误标的进口鸡肉视而不见从中可以赚取外快。对付它们只需采取简单的改变，这从经济学意义上看是合理，但实际上可能并不可行，因为这将影响到大企业、或者腐败海关人员和其他法律执行者的生计活路。这确实就是改革经常陷入停滞的地方。那么一般而言，我们应该如何劝服政府和民众团结一致实施反走私行动或者反腐败计划？虽然我们经济学者经常自称社会科学家，但是我们传统上却很少讲述人们“社会”方面的行为。人们是如何形成他们的意识形态、态度、品味和信仰的？为什么腐败和违法行为在某些国家是不光彩的事情，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只是正常行为。以及改革者如何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和态度，为社会变革提供必要的压力。虽然这些传统上是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的知识领域，但对于腐败改革极具重要，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以经济学者视角展开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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